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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回到报社，见到年逾八旬的知名漫画大师方成，他不仅依然是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而且文思活跃，佳作连连，构思揣摩，不计昼夜。他从1986年退下来已出书40多部，人们都赞他进入“第二青春”。比起这位漫画大师，我的忙，就太有点小打小闹了！但，我的忙也非“无定向导弹”，我要完成一件在岗时无暇着手，但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夙愿，那就是写一写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感受。

　　我曾自嘲，我这一生如同一只“三色冰棍儿”，两端是“红色”的。1948年在南开中学参加地下党，曾是学运中不惧风险的活跃分子。晚年在人民日报任驻津首席记者十多年，还当选过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这些，不仅“红”，且是“正红”。但“中段”却被错划右派给“抹黑”了22年。早在没退下来以前，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曾任胡乔木秘书的商恺同志，就不止一次和我说：“老肖，你经过20多年的右派劳改生活，那是一段既艰难又珍贵的生活体验，应该把那些酸甜苦辣写下来。”在完全退下来之后我便构思成文，到2003年初，以“反右派斗争”经历为“书胆”的《起落人生》一书出版。

　　写这本书，在我的师友之间，既有积极的促进者，也有善意的促退者。有位老友推心置腹地劝我：“怪累的，你还没麻烦够吗？”我深知他这番话语的良苦用心。不过我的主意已定，我觉得对那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如不结晶一些东西，实在对不起那么多人青春年华的巨大流失。鲁迅不是说过吗：“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书稿写起来几乎是一气呵成，不仅没感到累，而且完成后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原来，情有所钟，你是不会感到累的。毕竟，“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党的文件对其严重扩大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明确的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当初持何立场的人，现在不能不承认，为十年浩劫开了先河的这场“反右”，不能不定格在历史的负面。就我个人而言，随着时间的汰洗和过滤。当年那些新鲜尖锐的切肤之痛早已淡去，诸多高官、名人在“文革”中的惨死和磨难，使自己当年的痛楚稀释得不足为奇。1978年的改正使当时已然绝望的我，有“初闻涕泪满衣裳”之感，心里无限感激胡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中的回天之力，并深深感到这才是党的生命力所在。在党报复职后，更感到新时期大气候对恢复人的尊严是不打折扣的。这一切，使我执笔忆往时，早已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进入理性的反思。

　　当然，事物有其质的规定性。反右经历不是茶余酒后的杯水风波，不是逗人一笑的风月趣谈。在我写的过程中依然是感到那度日如年的沉重。按照事实的原貌，我不能不写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其实没有一个胜利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虽是头一个被斗者，但随后斗我的人也被斗。极左的“冷战思维”会不停地为渊驱鱼、打倒一切，最后谁也得不了好。我写出，相信“言者无罪”，却身中“阳谋”；相信“只要努力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却从渴望到失望到绝望，那钝刀子割肉和“青蛙效应”般的漫长岁月。极左是破坏诚信的祸根；我更写出这场苦难中的人生百态，特别是那些“小右派”的悲惨、卑微和善良。一个在运动冲击下精神呆滞的教师老右，自己在节粮度荒中饿得吃耗子，竟然把珍贵的点心省下来，打包寄给周总理……由汗水、泪水、血水组成的这些历史真实，渗透着我唯一的希望：今后千秋万代再也不要搞这种全民族自我戕害的政治运动了！

　　出书后，我先给几位师友送上求教。第一个回话的是原副市长、当年的同命运人陆焕生同志。他说：“我一夜就看完了，不止一次流泪。”继之，我的老上级石坚同志把他的读后感写成一篇书评，题目就叫《人生铁锤铸就的作品》。

　　退下来，把自己人生历程中有益世道人心的独特感悟写出来，乃是生命的一种拓宽和延长。一吐心中块垒，顿感不虚此生，还有什么比起这种感觉更能令人延年益寿的呢？

今晚报 2012-02-22 19:3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