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不怕呵，我哭的时候，

两行热泪，像江河自天而下。

我笑的时候，声震屋宇，

乃是笑中之侠。

我怒的时候，拍案而起，

有如一匹烈性的马。

——黎焕颐《自画像》

从黎家出来的时候，上海的夜色正浓。我就着车窗外大块流宕的血色霓虹，翻看焕颐老人的诗集。而在我身后，则是戈壁滩，是芨芨草，是枯瘦的骆驼——是夜幕中执意送我上车的老人，市桥独立、踽踽而行……我的眼，是酸热而疼痛的：这是一颗被历史锐利的转弯狠狠砥砺过的心灵，然而，依然眷眷地恋着我们的祖国和时代，更加坚定、愈发透明……

新中国成立后，十八岁的黎焕颐满怀激情，买舟而下，参加军队。他从文化教员做起，先后就职于西北军政委员会、青海日报社。１９５４年底，他离开青海，远赴京华，在团中央所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随即调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彼时的他，风华正茂，裘马清狂，以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倚马可待的才情，三年之内，在各大刊物上发表了两百余首诗。新中国异彩纷呈的诗坛因为他，多了一抹刚烈庄重的猩红。

然而，１９５７年，历史的悲哀、人面的憔悴都伸展到了他的桌前，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再也不能平静了。因为替胡风辩诬，他很快被扣上了“诬蔑肃反”的帽子，并被打成“新生反革命”。诗人抵死不肯认罪，结果被判刑十年，押赴青海进行“劳动改造”。赤子被母亲视为逆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呢？“美人无计辩时诬，秋水长天自洗污”，诗人自杀未遂，怀着几不欲生的沉痛心情，告别了爱他的朋友，告别了上海——这座曾给了他青春和梦想的城市，来到了青海。这一去，便是二十二载春秋！生活，向黎焕颐展开了最残酷的一面……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这样一个黄沙漫天、僻陋穷困的边隅之地，人们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的。黎焕颐作为一个囚犯，在那样动荡荒谬的岁月里，同他相伴的便只能是夜以继日的高强度劳动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污辱。刑满释放之后，他被安排在青海就地工作。“虽九死其犹未悔”，恰逢文革，依旧耿直的他，满怀着对祖国深沉的忧虑，忍不住再一次说了真话。然而，换来的却是更无情的毒打。许多年之后，当我握着他扭曲变形的右手腕时，心被酸苦揪成片片：拙劣的接骨技术终究没能将曾被生生扭断的手腕完全复原。隔了几十年的光阴，几万里的路，中间多少的事连带着多少的人，我分明可以听到诗人纯银的嗓子里那惨烈的呼号——那并不是他一己的呼号，而是人民的呐喊、时代的悲啸！

但是，夜莺明快似剪的歌喉从来就没有被扼住，青海湖畔的生活非但没有磨灭诗人的信仰和激情，反而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勇于直面生活、探索真理。“‘无我相，无众生相’／这是佛生前的遗嘱／吃吧——兄弟，念我们的经／求来世的超度／我说……谢谢你——兄弟／我也是个教徒／只不过，我念的不是你们的经／信的不是你们的活佛……”（《在历史的风雪线上》）其时，他一面在西部的沙漠里劳动，一面大量阅读经典着作，并且钩玄提要，做了许多眉批。这其中，有《反杜林论》《论语言学问题》《论共产主义左派运动中的幼稚病》《一元论》《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费尔巴哈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倘若说此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只是脱胎于旧时庭教下的爱国传统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赞叹，那么，在流放的二十二年间，他才自觉地表现出了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思辨倾向，并且使得复归之后灵动想象与敏锐触角的快速重建成为可能。

我曾经问过焕颐老人，是什么支持着他在二十二年的沉默中活下去。答案是炽热的：“我坚信国家不能永远那样搞下去，因此——”因此，呵，因此，祖国会再一次把春天发还给你的中年！老人对生活的所有热情都来自对母亲甜美而又辛酸的依恋，我的心，再一次被打动了。

“归来者的歌”

七十年代末对于某些人群而言，一定有着比狂草的律动更醇厚浓烈、挥洒不尽的春光。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彭燕郊、胡征等大批“跌落在荒野中”的“弃民”纷纷复归。这其中，也有黎焕颐饱浸着塞外砂粒的身影。他长啸昆仑西、歌罢掉头东，回到了曾经为他铸就箫声剑气的上海。“文穷而后工”，他在八十年代连连出版了《迟来的爱情》《春天的对话》《起飞》《午夜的风》《秋夜·星空·祖国》等十三部诗集。二十二年绝域高原的炼狱生涯被投射在创作体验中，成了不绝的泉源。岁月的断裂、个人生命历程的遽变在饱满独立的创作情绪和充满哲思的创作姿态中得以承续，每一条血色的裂纹在这里都实现了细化。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多年的艰辛遭际并没有改变他对消极生存状态的拒斥，这从他复归后的第一首七绝便可见端倪：

收拾残书便起程，

春风一路破冰凌。

来时镣铐千钧重，

掷向昆仑扣帝阍。

复归后，黎焕颐的诗作高亢中有低回、有沉郁，但由于知天命之年的爱情和女儿幽佑的诞生，部分作品中原先尖锐或者豪迈的色彩被冲淡了，然而，当透明鲜嫩的温情和凝着的血痂之间发生碰撞时，那份痛楚的单纯便更有着直指人心的警世作用。老人虽然有着“自信平生无一事不可对人言”的坦诚和质朴，但显然地，他并不像他的诗那样长于表达。事实上，在交谈中，业已听惯川腔的我还是时不时陷入了新手可笑的尴尬中，从而转向他的夫人寻求翻译上的帮助，这使得我的访问更多了几分板滞和忐忑。但毕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翻开诗集时，同样为人女儿的我便再也忍不住，而热泪盈眶……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宽松的创作环境使得这颗疲惫的心灵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干预感和生活介入感。我诅咒那场荒谬绝伦的浩劫、那曾给诗人“致命一击”的岁月，更庆幸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年轻的呼吸能够同诗人一道，如此生动地贴近她——祖国时不我待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