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他放弃了深圳国保介绍给他的月薪三千五百元的工作，因为他认为那是变相软禁，根本无法开展监政会的很多具体工作。他后来又找了一家物管公司做副总的工作，月薪一万多，但该公司要他彻底放弃从事民主的任何活动，只专心致志于公司的经营。

郭先生说，他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下决心放弃了这么好的就业机会。郭先生在深圳一直做物业管理工作，他做过总经理秘书、大型住宅区管理处保安与社区文化管理员、管理处主任、物管协会干事等。后在公司倒闭之后，为了养家，也在多家公司短暂工作，发起成立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之后，在一家集团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负责组建新物业公司，结果因大联盟的出事而丢失该工作。

他认为，只要把监政会做大做强，仅仅募集用于维持他个人生计的费用应该不成问题。他说，自从他的公司被深圳腐败官员干预倒闭之后，他在那时就发誓，“你政府既然不要我办成公司，我就一定要结束万恶之源的一党独裁专制”。作为一心一意推进民主进程的他，他对物质追求很一般，只求温饱与好好活着，没有过高奢求。毕竟，早在他办公司时，他就彻底放弃了与政府官员合办公司的年头，拒绝与那些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即使失去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也绝不后悔。

郭先生很乐观地估计，他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也许只有一两年的艰难日子需要挺过去。只要这一难关过去，伴随着监政会联名人数的增多，各种资源的与日俱增，到那时，不只他一人专职开展工作，还会聘请一百甚至几千人专职开展工作。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只有由顶尖人才专业推动才能真正成功，否则，仅靠在被封锁的网站上叫、喊、骂，而完全脱离劳苦大众，这种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监政会没有成立，任何以监政会名义集资、募捐、收会费行为，都会被政府当成非法集资和敛财而遭到最严厉的打压。更何况，中共当局绝对不可能允许民间独立组织监督他们，就这联名，已经把很多涉嫌经济犯罪的高官吓怕了，他们正在派专人寻找“合法”途径企图彻底铲除不利于他们的证据。而这种行为，正中了这些邪恶者的下怀，是真正的授人以柄。

郭先生说，监政会之所以发展一年多来还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压，正是由于他们完全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活动。否则，可能早被铲除了。为此，长期跟他打交道的深圳国保经常警告他。他固然就更加非常谨慎，万分小心翼翼了。

正是因为这种压力，这才致使专业做监政会的郭先生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他的心头大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然他也在国际网络媒体募捐多次，但真正有资本完全承包他生活费用的组织或个人，由于认为监政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推进民主不彻底，更不愿意资助他。所以，他的生存问题越发悬空了。

今年3月初他辞工以来，生计问题一直没有任何着落。虽然有个别不算富裕的朋友也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毕竟日久天长，无法持续下来。如今，为了生存，他已经向日子过得困窘的亲人借了7000多元用于日常开支。他说，这钱必须尽早还给她们，否则，让亲戚也做难了。

我和郭先生在深圳时就经常见面，我们是好朋友。赵达功先生一再劝他去上班，他总是说放不下他的公民监政会和中国的民主事业。

他说，民主化过程是惨痛的，代价极为高昂，美国人给伊拉克人的民主耗资3000亿美元，牺牲4000名士兵，让伊拉克贫民死伤数百万，美丽家园全部毁坏。这种代价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肯定不需要这种类型的民主转型。郭先生认为，他的公民监政会让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大转型，其成本和代价可以说是最低的。即便在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的国家，如果要实现政党轮替，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远比他所设计的这种路线图昂贵许多倍。

他说，通过监政会模式，可以给中共台阶下，实际上就是让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软着陆，让中国民主转型的代价和成本降到最低，而且还充分保证了国家在此转型过程中，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巨大动荡、分裂和混乱等现象。关于这种良苦用心，如果当局确实很开明，当局应该早日允许监政会成立，并给予有力支持。但胡锦涛政府极端顽固保守，不但不允许成立，甚至还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时时刻刻寻找证据和把柄彻底铲除他们。

最近，我问他，你打算今后怎么办？他不加思索地说，如果实在不行，他再尝试一下，就在被封锁的网络媒体上再呼吁一下，他愿意借钱干民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他说，如果民主一旦实现，他写的文章也可以出好几本书，他可以出售书籍还清这些借款。然后，他就靠继续写文章赚稿费渡过晚年了。

我很了解郭先生，他此生最崇拜的人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视权力如粪土。自从他的公司倒闭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扑在民主化的转型工作上。为此，他于2004年9月份在网上匿名发起成立了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由于该联盟太激进，追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制度，该联盟很快就被当局摧毁了。为了不致被当局判10年以上的监禁，他只好听从劝告，做了整整一年的自由撰稿人。但后来发现，如果只写文章不搞任何组织，等着民主实现，这本身就是做梦。于是，他又开始搞这种松散的组织。当然，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宪政民主政体的建设。但在一开始时，为了在大陆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必须只有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推动，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消除民众谈政治色变的恐惧心理，让大多数民众都勇敢地站出来，甚至加入到民主化的队伍。

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要想实现民主，如果没有绝大多数老百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踊跃推动和齐心发力，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郭先生的心愿是好的，但谁又会支持他呢？可以说，民运没有丝毫资源。国内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任务是写稿谋生。毕竟这些文章全部发在被封锁的网站，大陆民众无法知晓，起作用和意义十分有限。

郭先生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仍然对民主事业孜孜以求，但我实在不敢想象他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