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為何沒有莎士比亞運氣好？

簡體傳統

有人说一千人看《哈姆雷特》，肯定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一万个人看了《红楼梦》，肯定就会有一万个大观园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他们都是上天派来的智慧使者，是来去匆匆的神祗精灵，悄然路过人类居住的这个遥远星球，在尘世的心灵撒下无数悲欢交集的情感种子，就悄然消失于茫茫星空，无踪无迹，任我们仰望苍穹，无限惆怅。

清代雍正年间，江南地区丝绸纺织业盛极一时。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頫礼贤下士，多才勤学，与一个名叫菲得浦·温士顿的英国丝绸商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菲得浦常被奉为曹家座上佳宾。他学识渊博，开朗健谈，不但给曹頫传授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讲述英国王室的情况，还绘声绘色地讲到远在重洋之外，他的祖国有个叫莎士比亚的伟大天才，一生写下无数传奇之作：《罗蜜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那些闻所未闻的莎氏戏剧，千回百转的莎氏故事，让曹頫都听得如醉如痴，欲罢不能。有一次，曹頫忽然感觉屏风在动，绕到背后一看，竟是他的儿子曹雪芹。原来曹雪芹每次都悄悄躲藏在屏风后面，和父亲一起聆听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听得入了迷。按照中国的礼法，妇女和儿童是不许参与这种正式场合的，幼年曹雪芹被父亲狠狠责骂了一顿。

这个有趣的故事记载于1874年出版的《龙的帝国》一书中，是菲得浦的孙儿威廉追述他祖父的回忆录。我们也许无法据此确定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莎士比亚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曹雪芹早年就知道莎士比亚并听过他创作的很多戏剧故事。中西方两位旷代罕有的天才，相隔一个多世纪后，超越时空的阻隔，在此神交意合，邂逅共鸣了。

文人并不都是吃香喝辣的

“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开篇这首不起眼的小诗，滴泪为墨、研血成字，道不尽千古文章的无尽苍凉，说不完万代文人的际遇辛酸。“文章憎命达”在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身上得到同样的应验，他们少年家境衰落，中年历尽磨难，晚年痛失爱子，且都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但不同的人生经历背后，却是不同的曲折命运。

曹雪芹像，蒋兆和绘

曹雪芹终其一生的凄凉落拓，感怆悲零，想必中国的读者早已不陌生了。翻开一部巨笔微雕、沧桑满怀的《红楼梦》，兴衰之速、境遇之奇、人情之薄、悔恨之深，岂止“小说家言”，而是曹雪芹一生心路风霜的大折射。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奶妈(即皇家专门的“保母”)，祖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奶兄弟“，又是康熙最亲信的小侍卫和伴读，两人是“明里君臣，暗里兄弟”的关系，曹寅还曾密助康熙铲除权臣鳌拜，立下汗马功劳。康熙皇帝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极看重人伦亲情，为了酬报保母孙夫人的养育之恩，特意派遣她丈夫曹玺到南京去做江南织造监督，曹家先后三代四人担任这一肥缺要职。康熙南巡有四次由曹寅接驾，场面之盛，荣宠之深，借《红楼梦》中赵嬷嬷之口说那真是“千载稀逢”，“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这一次更值大书特书。这一年康熙帝再次南巡，保母孙夫人已六十八岁，照规矩先叙国礼(君臣主仆)，再叙家礼(母子尊幼)。康熙见到孙夫人异常高兴，一把扶住她对周围人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哪！”其时适逢庭中萱花盛开——在中国这种花是慈母的标记象征，康熙一时感念莫名，亲自为孙夫人手书一巨匾，上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表达自己对这位幼年保母终生难忘的感恩之情。皇帝亲自赐书，标志着曹家荣宠已极，一时在江南传为盛事佳话。

康熙对老保母一家的恩眷还有增无已：不仅将曹寅擢升为通政使——三品大臣，位在“九卿”之列，还特意将曹寅的大女儿指配给了皇家宗室平郡王讷尔苏作为王妃，实际上是将曹家的“包衣(奴隶)”身份提高到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在清代，将低级旗的人提升到高级旗，叫做“抬旗”，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特别恩典)。曹家备受皇恩，鸿运当头，随着康熙朝的六十年盛世，享尽了人间富贵繁华。

然而富贵盈室，莫之能守；君恩难恃，兴衰异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严苛帝王，登基之后立即颁布了数不清的紧急诏令，针对当初与其争位的诸位皇兄及其党羽，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清洗。由于在皇子争位中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曹家受到雍正严酷打击，以“亏空”之罪被交与怡亲王胤祥严加看管，这是雍正的一份亲笔朱批奏折：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你得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甚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贯(惯)了……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这份杀机隐隐、玄机重重的雍正特谕，至少确切地透露出几条信息：曹頫家已被取消了“密折专奏”的特权，打入受制看管的冷宫；曹家势败如山倒，受到各方百般勒索威吓；最后一条尤其致命，雍正对曹家小心对待，百般提防，深知曹家作为皇家贴身奴仆，熟悉了解其争位夺权钩心斗角的黑暗内幕，故暗示其不要“坏朕声名”。

山雨欲来，曹家顿时大厦将倾。在这样“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时刻，生不逢时的曹雪芹降生了。那一年(雍正二年，1724年)，全家正为填补国库巨额亏空东挪西借，终日惶惶不安。他父亲曹頫这样凄切地上奏雍正皇帝：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

曹家头顶利剑高悬，身边危机四伏。曹頫随之屡被斥责，雍正在他呈递的一份奏折上狠狠批道：“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新朝得宠的两淮巡盐噶尔泰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密告“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雍正听了，很对胃口，轻蔑地提笔批示：“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

一个掌握了最高统治者不可告人的核心秘密，而又深受其疑忌提防的高级奴仆，最终下场可想而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雍正五年(1727)，被视为眼中沙子的曹頫终于因“行为不端，亏空甚多”被撤职抄家，后又被逮京问罪，枷号示众。

在当时，抄家的惨祸可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情。据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一位学政(主持考试的官员)被参劾，“上震怒，逮问籍没，妻先自尽，幼子恐怖死”！被抄家那一年，曹雪芹才三岁多。当时正值年关，这本是阖家欢乐、万民同庆的好日子，可是曹府上下却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这给幼年的曹雪芹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忆。

大难临头，曹雪芹由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转瞬间成为犯官罪人的孽子孤童。后来雍正暴毙，乾隆继位，为拨乱反正，聚拢人心，对饱受打击的皇室宗亲实行“亲亲瞌族”政策，朝廷撤销了对曹家当初的指控。正当曹家境况开始好转，中兴有望时，岂料又因牵涉皇孙谋反的“弘皙逆案”，再次被抄家问罪。这次比雍正年间的那次抄家情形更惨，如果说那次还能“跑门路”找靠山暗中维护帮衬的话，这次是彻底的众叛亲离，无依无靠了，诚如《红楼梦》中所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曹雪芹的家世就是这样奇特。一方面他们是接近皇权被万人艳羡的内务府显贵，享受着人间罕有的富贵繁华；另一方面又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时刻操纵着命运，是生杀予夺皆受制于皇家的“世代家奴”。雍正多次骂曹家这种人是“包衣下贱”、“卑鄙小人”，不值一文钱。就连曹雪芹当年深受皇恩风光无限的祖父曹寅向康熙皇帝谢恩，追述身世时，还要称其先人为“包衣老奴”。其中血泪，历经了曹家沧桑巨变的曹雪芹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在《红楼梦》中借贾府奴仆之口，说出“你知道‘奴才’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惊魂一语，内含多少感慨悲凉？

曹家衰落后，穷困与贫窘一直追随着曹雪芹，他先后寄居过自己的姑母家、岳丈家，也曾住过庙院、马棚等地。曹雪芹出身富贵，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现在却寄人篱下，其内心之凄凉可想而知，熟悉他的朋友形容他道：“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嘚嘚白眼斜……”他对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的感触，从此潜心文字，回归内心。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前后，二十岁的曹雪芹动笔写作《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原来“闲来偷笔”变成了终身的事业。

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好运气。

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身世有着惊人相似，早年家道中落，尝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1564年4月，莎士比亚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斯特拉福镇。他的父亲是位羊毛商人，不但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当上了斯特拉福镇镇长，他家成为当地显赫的家族。在莎士比亚六七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一个有名的文法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天意难测，莎士比亚十四岁的那年，父亲意外地破产了，小莎士比亚从此开始饱尝生活的辛酸与艰难。他只得中途退学，到父亲的手套铺帮忙，帮父亲裁割皮料，制成一双双牛皮、羊皮手套，然后挨家送往订货的人家，挣取微薄的利润。父亲的镇长肯定是当不成了，曾经作为镇长儿子被众星捧月的小莎士比亚，四处遭到众人的白眼和冷遇。十八岁时，他与比他大八岁的当地姑娘安妮结婚，生活极其困窘。几年后，走投无路的莎士比亚背井离乡，徒步来到举目无亲的伦敦，在一家剧院给人看门、扫地、看马，有时开演之前遇到某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因事临时来不了，导演就一把抓过他胡乱在脸上画两笔，把他推上台去凑数。

但与一生困苦潦倒的曹雪芹相比，莎士比亚仍然是幸运的。

1592年，年仅二十八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着名的玫瑰剧场上演。《亨利六世》一鸣惊人，年轻的莎士比亚一举成名，看到了辉煌灿烂的前景，从此奋力前行，乐此不疲。又过几年，他的杰作《亨利四世》在伦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一首短诗记述演出盛况：“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莎士比亚所在的社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三千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万。莎士比亚从此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独步艺坛的最受欢迎的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成功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嫉恨。他们想不到这个跑龙套的小演员，从斯特拉福这个偏僻的地方冒出来，从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居然敢和他们这些出身名牌大学的“大学才子”较量，实在可恶之极。其中的罗伯特·格林更是赤裸裸地进行人身攻击，讥讽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似的乌鸦”，“他十足是个打杂的，却自命为举国惟一震撼舞台的人”，说他是“用演员的皮，包藏起虎狼的心”。

面对侮辱攻击，莎士比亚依然保持缄默。他知道，只有写出最终受观众欢迎的剧本，才是对那些攻击的最好回答。白天，莎士比亚在剧团里工作，既是演员，又是编剧；夜晚，同伴们邀请他去喝酒作乐，他总是婉言谢绝，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紧张写作。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德科感动地说：“莎士比亚先生比任何人都勤劳。”

莎士比亚很快步入了他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从他收入的丰厚也可看出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资320镑，购得故乡107英亩耕田，20英亩牧场。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大约达350镑。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好的运气。当莎士比亚而立之年便已名满英伦风光无限时，曹雪芹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苦雨凄风伴孤灯。

他春蚕吐丝般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能停留在手稿上，进不了市场更登不了大雅之堂。他的心血结晶，除了二三位好友知己传阅外，不可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不到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今天人们也许难以想象，《红楼梦》这样一部传世巨着，居然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条件下，于废旧老皇历的册页上写成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潘德舆的进士这样写道：我每读《石头记》，便感动得泪下如雨。此书作者当是一个怀有“奇苦至郁”的人。我听说此人平生放浪成性，无衣无食，寄住在亲友家。屋里除一桌一凳外，别无他物。他每夜挑灯写书，没钱买纸，便将旧皇历拆开，在纸背面写作。

曹雪芹经年累月的心血支付，却没有分文收入，终于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最后竟卧病不起，无钱医治，凄惨地死于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一代文豪，竟然落得个“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的下场，面对抱恨而终的曹雪芹，连他的好友敦诚也禁不住哭奠道：“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在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西方，“愤怒出诗人”。痛苦成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莎士比亚。这背后是东西方共有的人类精神力量支持。

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司马迁受宫刑后，“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而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对于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文人来说，这种残忍之至的刑罚无异于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原因就在于他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发愤着书，就是要用生命的创造来对付命运的不公，得到精神的补偿。环境越是不幸，所能激发起作家无限的潜能。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因长期患哮喘病，不能接触屋外的空气，便足不出户地躲入近乎密闭的房间创作多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他以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一个失眠的夜可以花四十页来描述，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掉一百九十页的篇幅。在他的世界里，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以随意压缩，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他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生命因艺术而常青，普鲁斯特不再是病人，而是他所创造的艺术王国里惟我独尊的王。

曹雪芹所经历的人生巨变，风刀霜剑，远甚于莎士比亚。虽然功名无望，无缘补天，但他立志将半生兴衰际遇，“抄录传奇”。他阅尽人情，遍尝世味，才能“迷”得执着，“悟”得通透。他的作品描写沧海桑田，人世风尘，更具一番雄浑开阔的视野，力透纸背的悲凉。他在《红楼梦》开篇写道：

……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后面，掩藏着多少人生的悲欣交集、大彻大悟？“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他不断拼命地写作，正是为了在纸上“过日子”。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美好女性群芳散尽，给曹雪芹刺激太大、创痛太深。天闷要下雨，人闷要讲话。现实既不可问，曹雪芹只好一头扎进他的太虚幻境，过上了神游八荒的快活日子，谁也不能把他拉回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本来可以世袭成为显赫富贵的第五代江宁织造，却在贫困落魄中成为文学大师；他毕生只想写一本书，却完成了大半部就离开人世；他留下了半部《红楼梦》，可有人毕生研究这半部书仍没有研究透。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曹雪芹犹如一位孤独的旅人，走在风雨飘摇的旷野，看不到任何希望与亮光。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读者群的作家，这还只是一种寂寞萧瑟、漫长无依的煎熬，而云泥之别的时代大环境，提供给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创作舞台。

从两个故事的对比，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

莎士比亚

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了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的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伊丽莎白时期与玛丽·斯图亚特案齐名的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那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一场叛乱之中。不过，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部戏剧受到任何惩罚。

而据传在中国的清代，乾隆皇帝某日忽至皇八子永璇家，其时本人不在，乾隆在他书房里发现了一部小说叫做《石头记》。乾隆不声不响，挟走了其中一册回宫去了。等到永璇回家，闻知此事简直吓坏了！于是赶忙请人设法连夜搞出一个“删削”的“洁本”，上呈皇帝。由此世上才出现了不完整的《石头记》抄本。《红楼梦》处境之艰危困厄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实属幸运，他生活在以宽容之道治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家名为“环球”的剧院，通常在下午两点开戏，许多贵族包括女王本人是这家剧院的常客。三十五岁的莎士比亚是这家剧院的股东、演员兼剧作家。这一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兴盛上升的黄金时期，国强民富，有力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和成熟。戏剧不仅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宫廷权贵的时髦享受。据统计，从1558-1616年间，公开营业的和为贵族特设的戏院达十八所，戏班子有三十五个，剧本在五百个以上，剧作家不少于一百八十人。仅在1603-1616这十三年间，英国皇宫中演戏就达三百多场。继伊丽莎白之后继位的詹姆士六世，也一样酷爱戏剧。他登基仅两个月，就把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揽进自己亲自庇护的班底，并改名为响当当的“国王供奉剧团”。莎士比亚和剧团演员都成为宫廷侍卫，配有皇家猩红色的制服，还授予荣誉头衔。从此，“国王供奉剧团”的宫廷演出每年超过二十场，演员们的收入剧增，莎士比亚也有了相当不菲的报酬。

当时，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大多以揭露宫廷的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当然知道这一点。当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强悍狡诈的理查对自己有一段“自画像”式的独白：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湿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也要向我学习。我有这样的本领，难道一顶王冠还不能弄到手吗？

伊丽莎白女王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女王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已经演出四十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就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她若无其事地看戏，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由于工作条件和气象限制，有些航天器必须在特定适合的时段内才能发射。这种允许航天器发射的时间范围，叫做“发射窗口”。这样的发射窗口十分难得，有时稍纵即逝。莎士比亚的激情和才华，无疑正好遇到了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发射窗口”。在此之前，英格兰有着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宽容的施政理念，使她对自己的政敌都尽量减少杀戮，以避免社会动荡。而对于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宽容爱护，赏识包容，更是有目共睹。莎士比亚先生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庆幸，如果他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也许就只能在断头台上听他朗诵自己那伟大的作品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