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的资料 - 民初思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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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狭义220年－280年，广义184年、190年或208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有曹魏、蜀汉、孙吴等三个政权。汉末三国战争不断，使得人口下降，经济受损，三国皆重视经济发展。由于战争需求，各种技术都有较大发展。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混乱之中，朝廷被军阀董卓控制，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190年，董卓迁都，朝廷崩溃。192年，董卓被吕布、王允设计刺杀，后董卓余部李傕听从谋士贾诩之策攻入长安，控制了朝政。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多股势力。他于200年的官渡之战击败袁绍，至208年时大致掌控了中国北方。然而于该年冬天的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这形成了三国鼎立的雏型。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迫汉献帝禅让，立国号为“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灭亡，正式进入三国时期。隔年以益州为主的刘备亦称帝，国号续为“汉”，史称蜀汉。刘备与孙权在赤壁之战后拓展势力，为了荆州问题双方发生多次纠纷与战争，最后在222年的夷陵之战后刘备战败，孙权获得荆州绝大部分。刘备于隔年病死，辅佐其子刘禅的诸葛亮于同年再与孙权恢复同盟。而据有扬州、荆州及交州等地的孙权迟至229年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或东吴。三国局势主要为蜀吴同盟对抗曹魏，各国疆域变化不大。而曹魏朝廷渐渐被司马氏一手掌控。263年司马昭为建立军功准备篡位，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亡。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曹魏亡。西晋于280年发动晋灭吴之战，灭亡孙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时期。

三国时期开始的时间学者各有不同见解，一般分成狭义及广义。狭义是220年曹丕逼东汉汉献帝禅让，建国曹魏，使东汉灭亡开始。广义一般认为有184年东汉黄巾之乱开始。这源自汉灵帝为解决黄巾之乱而成立州牧制度，该制度导致地方割据，天下分裂。其他观点还有：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开始，这时东汉朝廷已经崩溃；208年赤壁之战后开始，这时三国鼎立形成雏型。历史学家多注重三国鼎立的形成与过程，自184年东汉已开始失去政权实体、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雏型直到魏代汉为止，所以往往将这段184年到220年的时间纳入三国时期加以讨论。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后世常常追思当时风云人物。在唐宋诗词中出现大量三国内容。元明清期间，三国事迹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明代罗贯中以这段历史为蓝本，编撰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了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亚洲及世界各地，影响了这些地区。直到今天，三国的着名人物、事件仍是耳熟能详，成为电视、电影或游戏题材之一。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三个政权。三国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生机，常引起后人追思。唐宋诗词中有大量三国内容。元明清时期，三国事迹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晋代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世界各地。
学术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王肃为晋武帝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着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着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着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宗教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道教）、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艺术
三国在艺术方面，孙吴有很多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吴国八绝。有吴范、刘敦、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着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着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科技
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现在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诸葛亮为了方便在山地栈道运输，发明“木牛流马”。其构造历代文献有异，学者一般认定为独轮车及四轮车，目前未有确实答案。他发明可以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又称“元戎”。另外，据说源自诸葛亮设计，用于传递信号的孔明灯，被公认为热气球的始祖；据《事物纪原》载，诸葛亮也最早制造出长枪的原形，长枪最后渐渐取代了长矛。   刘徽为数学家，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着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着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其他技术，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由于孙吴位于江南地区，水路发达，造船技术发达。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蜀汉盛产井盐，利用当地的天然气来煮盐，提升了产能。
曹魏兵制
三国官制、兵制和东汉官制、兵制比较相似。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220），到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只是割据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留部分军队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208）。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将军。曹魏作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中军与外军，曹魏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帅。”州郡兵以守备本州郡为职，必要时也应调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军、外军低，“州郡都督不与中外军同……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晋书·段灼传》），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但陈傅良对此又疏漏了。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名将、曹氏兄弟、夏侯兄弟、2张、许褚、徐晃、于禁、乐进。
蜀汉兵制
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据《三国志·蜀书六》，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蜀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刘璋时，三辅流人数万，收以为兵，号东州兵。”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汉军本有部和曲的编制，蜀有曲长，则在部分军队尚有曲的编制。屯将，蜀有屯将，则有屯的编制。突将，冲锋队的将领，则蜀军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无当，二者可能同为一支精勇的队伍。飞军，以羌族的一支——青羌为主，分为五部。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此外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少数民族组成。賨叟，由賨人（湘、川一带的少数民族）组成。此外还有夷兵，由荆州一带少数民族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政权不仅让蜀中汉人当兵，而且大量以外族为兵，组成飞军、青羌、白毦、賨叟、夷兵等外族军队。从东州兵的情况还可看出，蜀汉还把外来流民组建成军队。名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姜维。
东吴兵制
比较杂乱，大体也与魏无异。其军队特点，如《历代兵制》所说：“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东吴立国江南，北有长江天险，东南有东海、南海，内地多湖泊水泽，多水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经济，决定其水军强于魏、蜀，以致数次以舟师挫败来进攻的曹魏大军。东吴的般只体积大、数量多，并且有艨艟、斗舰、楼船、飞云、盖海、赤龙、驰马、长安、大舶、大艑、青龙战舰、晨凫等众多名号。根据《吴书》的记载，当时能载马八十匹的还算小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又根据《晋阳秋》，西晋灭吴时，接收其船只五千余艘（《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其中包括运输船和战船，运输船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水军作运输军需用。这样，我们虽不能得知东吴水军船只的具体数字，但其规模之大则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东吴水军舟师不仅时刻巡守长江天险，而且游弋于辽阔海域。东吴水军统帅为水军都督。   东吴的中央军与曹魏、蜀汉相同，有前、后、左、右、中五军，军中将领亦有护军、领军、典军、军司马等。一旦进行战争置大都督总领五军，各军置部督等。名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程普、韩当、周泰、甘宁。
曹魏经济
魏、蜀、吴三国当中，以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三国中以魏国力最强的原因。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蜀汉经济
益州自古以来已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汉高祖能得天下亦靠此地物质丰厚为根本。诸葛亮和法正对冶铁、煮盐、织绵等重要手工业，实行公营，并设立专职官员加强管理。以上一连串措施，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条件。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讨伐吴败亡，使蜀面临崩溃边沿，故诸葛亮在经济方面扩大手工业官营范围，提高蜀绵生产量，以助加快恢复国力之步伐。尽管在三国中蜀国力最弱，但首都成都仍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财货山积，纤丽星繁。” （《蜀都赋》）
东吴经济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地方连年征战，地方残破，北方人民携家渡江以避难。北方难民不乏富商大贾，他们由北方走难到江南同时，带备了生产技术与文化，为当时贫困的江南带来新血。原本江南农耕技术十分落后，尚未懂得牛耕。及后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口亦因此渐渐增加，一改以往地广人稀的境况。孙氏三代：孙坚、孙策、孙权之统治领地渐大，军队亦因此变得庞大，故此粮草军需耗费成为国家支出中的一大部分，为减轻负担，逐实行屯田制，并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屯田制有分兵屯及民屯。兵屯下之耕者为佃兵，民屯下之耕者为屯田客。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吴郡、番禺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三国
东汉十三部州（三国行政区域）   司隶校尉部：治所河南（今洛阳市东）辖区，今陕中部，秦西南部及豫西部。称为“司州”。   豫州：治所谯（qiáo，皖亳县）辖区，今豫南部、东部、皖北部、苏西北角及山东西南角。   兖州：治所昌邑（今鲁金乡县西北）辖区，今山东西南部，豫东部和苏西北角。   徐州：治所郯（tán，鲁郯城县西南）辖区，今鲁东南部，苏北部及皖东北角。   青州：治所临锱辖区，今鲁北部及冀东南西角。   凉州：治所陇（甘肃清水县北）辖区，今甘东东部。   并州：治所晋阳（太原市西）今陕北部，秦大部及内蒙之一隅。   冀州：治所镐（hào）（冀柏乡县北）辖区，今冀西南部。   幽州：治所蓟（jì，北京城西南）。辖区今冀北部，辽、吉各一隅。   扬州：治所历阳（皖和县，后迁寿春）辖区今苏南部、皖中南部，浙、闽、赣三省。   荆州：治所汉寿（湘常德市东）辖区今豫西南部，鄂、湘二省及黔、桂、粤三省边缘。   益州：治所雒(luò，川广汉市，后绵竹，再成都) 辖区今川、黔、滇三省大部，陕及鄂、甘各一隅。   交州：治所广信（桂梧州市）。
参考文献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参考文献：
一、史料：
1.《后汉书》卷9《献帝纪》、卷69《何进传》、卷72《董卓传》、卷73《刘虞公孙瓒陶谦传》、卷74《袁绍刘表传》等。
2.《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32《先主传》、卷47《吴主传》等。
3.《通鉴》卷59至卷68。
二、近人论着：
1.马植杰：《三国史》第一、二、三、四、五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一章第一、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三国政治

参考文献：
一、史料：
1.《三国志》有关纪传。
2.《通鉴》卷69—卷78。
3.《曹操集》。
4.《诸葛亮集》。
二、近人论着：
1.马植杰：《三国史》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一章第二、三、四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郭与山越》、《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三国经济

参考文献：
一、史料：
1.《三国志》有关纪传。
2.《通鉴》卷62。
二、近人论着：
1.马植杰：《三国史》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
2.王仲荦：《魏晋南北史》上册第一章第四、五节。
3.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