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来源：共识网

李光耀是不在乎前后矛盾的。在反对党年代，他凭借华人，工运和学运向英国人要权力，要民主，以便上台。但当英国人走后，他却说他从来不相信民主。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1923-2015)最近刚刚去世。笔者以董狐的史家直笔和客观的角度写下此文，以评价他的一生以及他对新加坡和世界的影响。

先从李光耀的姓名谈起。由于他的母语是英语，他的正名是Harry Lee Kuan Yew。在他1950年代参与政治之前，他一直叫Harry;以后为了华人选票，他在正式身份文件中去掉Harry一名，但在亲戚朋友小圈子还是照样称呼Harry。

Harry Lee Kuan Yew在1923年9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海峡华人家庭。由于父亲一代的败落，他出生于外家。

在李光耀出生的192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是一个华人新客为主体的自由繁荣也充满各种机会和各种不公不义的英国殖民地和自由港。由于华人的勤劳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新加坡人在1965年独立时的生活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人，在1920年代作为一个繁忙的港口可能比贫穷的日本更富裕。新加坡半个世纪以来与日韩台港的水平相对比也没变过。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海峡华人家庭。他后来自称是移民第四代，可以追溯到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出身。但其实在他投身政治之前，他对慎终追远并不感兴趣，他只见过自己的祖父李云龙，一个跑新加坡-印尼航线的船员。据说他的曾祖父李沐文在新加坡发财后，回到广东大埔原乡盖屋重新娶妻生子。新加坡人流传有另一种说法，李云龙是他的继祖父，收养了他的祖母和父亲，他的源流是来自福建省闽南地区的福建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他小时会一点福建话，不会客家话。不管怎样，他的源流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除非由于DNA技术的进步将来做DNA测序才能确定来源地。

李光耀的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随母亲住在外家。由于听不懂华语，他说动母亲和外祖母在一年级转校到一所殖民地政府办的英语小学。小学毕业后进入莱佛士书院，一所英语初中就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0年，李光耀获得奖学金进入莱佛士学院就读。

日本占领的昭南岛岁月

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并塑造他人格的事件就是日本占领。

1941年12月8日凌晨，紧接着偷袭珍珠港，日本轰炸了英国统治远东的重镇新加坡。

一站后，英国在新加坡斥资5亿英镑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它拥有世界最大的船坞，油库能支持整只皇家海军6个月。之后又修了一个空军基地来保护海军基地。丘吉尔称新加坡为“东方的直布罗陀”。丘吉尔在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投降。

李光耀在当时不是先知先觉的。他在回忆录中坦言，他和他同阶级的讲英语者都没料到日本胆敢攻击英国治下的新加坡。他们的信息来自于英文报纸。虽然华文报纸如《南洋商报》从1940年开始就预测和讨论日本和英美开战的可能性，但由于受英语教育者不读华文报纸，他们很多被打得措手不及，当然有的如李光耀很快调整适应了新形势。

2月14日大年除夕，李光耀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日本兵。次日英国殖民地政府向日军投降。这也标志着日本对新加坡长达3年半残暴统治的开始。

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未来得及逃走的英国人排队进战俘营，他们和逃走的同胞的的大洋房和货栈被平民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前，英国人是大老板，其他白人是小老板。白人总数8000人左右，与亚洲人隔离居住。英国官员每隔3年就有3-6个月的长假回国修养。他们的孩子也回国受教育。在战前，日本人被视为暴发户。但却是11万日本兵俘虏了13万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

日本的殖民统治比英国残暴。在交接期的暂时混乱中，日军随意射杀抢劫者，并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在桥头和路口示众。但日本人也抢劫。他们抢劫路人的钢笔和手表，也入室抢劫。他们也抢劫或征收汽车和自行车。

李光耀在一次路过日本兵时遭到虐打。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戳穿他戴的军帽挥落在地，接着打了李光耀一个耳光，推他跪下，猛踢他的胸部把他踢倒。

这些人包括李光耀还是幸运儿，他们没有失去性命。日军在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检证又称肃清。李光耀幸运逃过一劫，但大多数被带走的新加坡华人被带到海滩枪杀，剩下的带到泰国造“死亡铁路”。新加坡大屠杀的死者估计多达10万人，全是华人。

日本占领的一个意外结果就是从新加坡驱逐了英语。李光耀在战前生活的世界证实是个幻梦。现在日本人将英国人(如果没及时逃走)统统关进战俘营，以一个讲日语的殖民政府取而代之，与新加坡华人直接沟通就用华文。追求幸进的华人暂时受挫，但大多灵活的转向了。

李光耀就是一例。一天他看见一个华人的脑袋和它旁边的华文告示。他看不懂，旁边一个懂华文的人告诉他告示的内容。他离开时心中充满恐惧。他决心学习华文或日文。这一幕鲁迅先生也经历了，但两人从同一幕悲剧得出了不同的教训或启示，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1942年5月，李光耀到日本占领政府开设的日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他三个月后考试及格，得到文凭。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毕业生向东京皇宫深深鞠躬，并高唱国歌《君之代》。

毕业后，李光耀在日本人朋友的公司找到第一份工作，担任秘书，撰写日文信件。在这个日本公司之后，他又在一个“组合”做秘书和打字员。

1943年末，他应征“报道部”的英文编辑，得到录用。他负责收听盟国电台如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塔斯社和中国重庆的中央社的英语广播，给日军提供情报。他在日本政府一直工作到1944年末，为期约15个月。宪兵队驻扎在报道部，以确保无人泄密。李光耀有2个月受到跟踪，但始终继续工作，受到日本人信任。此中内情如何，待以后的历史学家发掘档案后世才可知道，但也许永埋地下。

李光耀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的教育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本军事政府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几乎绝迹。他说：“有人主张对待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他在新加坡1959年以后的统治就学习了日本军管的经验，尽管日本统治期间进行了大屠杀，犯罪也没有绝迹，日本人自己也从事偷盗走私等无本买卖。

如果李光耀懂华文的话，那他早就可以从韩非子等法家着作学习到这类法术势，弱民以强国的思想了。秦国确实因此强国统一天下，这也是新加坡现在繁荣的原因之一。但秦朝只存在了14年，李光耀身后的新加坡如果不给民众应有的地位，前车可鉴。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鼓吹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即不再提。其实他领导的政府的政策与其说是儒家或内儒外法，不如说是马基雅维利以降的欧洲实力政治一套。

日本人的恐怖统治教给李光耀的最大遗产就是恐怖的力量。李光耀仔细研究了战时他接触到的日本人的行为和战后披露的罪证，并拿其为我所用。虽然在1965年后的和平时代不能使用赤裸裸的大规模国家暴力，但仍然成功的做到了让新加坡人继续人人心存恐惧，三缄其口，道路以目。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3年半给李光耀留下的另一个深刻教训是华人的力量。东南亚这片土地在战前几乎全为殖民地。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相信日本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指望日本把他们从欧洲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最终失望并反戈一击。日本在占领区搞过三次大屠杀，分别是南京，新加坡和马尼拉。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什么在东南亚这片人心冷漠不抵抗甚至有人欢呼日本解放的地方，日本仍然制造了暴行?在菲律宾这是因为美国早在战前就已经许诺独立并开始逐步移交权力。而在新加坡这是因为华人被在中国发生的暴行所震怒，从来没有像其他民族一样做过日本王道乐土的迷梦。在战时，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民族英雄要么加入共产党游击队，要么参加国民党的抵抗运动。战时这些英勇的战士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战后他们成为独立运动的主力。华人的力量给他深刻的印象，让他又喜又惧。最终李光耀成功驾驭他们的力量顺风而上夺得了独立后的政权。

8月15日到9月底英军受降前，新加坡处于过渡时期。抗日义勇军在新加坡搜捕汉奸并处死多人。李继续像战时一样从事各种黑市交易，并不想回到莱佛士学院完成高中学业。1945年8月到1946年9月这段时间被李光耀成为自己人生课堂的研究生阶段。不管怎么说，1946年9月16日，经过与英国联络并通过英国军官拿到紧缺的跨洋船票后，李光耀登上满载着英国复员军人的运兵船，启程去往英国读大学。

英国的求学岁月

17天后，轮船抵达利物浦。李光耀坐火车抵达伦敦。第二天他在中殿法学协会注册学生身份。凭着他在莱佛士学院肄业的优异成绩，在开学两个多星期后，李光耀成功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法律。

战后的英国还没有恢复，生活艰苦。复员军人涌入大学读书，学生只能站着上课。食物仍然实行配给。由于应付不了伦敦的生活，也照顾不了自己，李光耀于1947年1月转学到剑桥大学。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不到一个学期还是教给了李光耀一些东西。着名的红色教授拉斯基当时正在那里上课。英国工党在战后击败丘吉尔的保守党，誓言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他们和大学里的左派教授互相呼应。很多当时尚未独立的英国殖民地学生也深受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在国家独立后实行他的理论，结果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新加坡避过了社会主义狂热时期，一方面由于它独立迟，在二战结束20年后才于1965年独立，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失败的教训已是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另一方面李光耀长于政治斗争，但于经济政策不甚了了，统统交予副手吴庆瑞和荷兰顾问Winsemius办理，他们萧规曹随，基本不动自由贸易的政策，新加坡才逃得一劫。

1947年10月初，李光耀的女朋友柯玉芝到达英国，之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他们随后在英国秘密结婚，并在回到新加坡后再次结婚。

在英国这个被二战几乎拖垮的战胜国和宗主国，目睹世界特别是殖民地开始摆脱欧洲列强桎梏纷纷独立的大潮，李光耀开始探索他在毕业回殖民地后能够扮演的角色。他加入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在课余经常参加俱乐部的集会，并每次出席每星期五晚工党政府部长在该俱乐部发表演说的场合。他也数次到英国国会听议员演讲。

1949年6月，李光耀以荣誉学位毕业于剑桥大学。为了在新加坡当律师，他还得取得英国的普通律师资格。于是他加入中殿法学协会，并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准备考试的同时，李光耀经常到马来亚大厦见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他们谈论未来的独立斗争。在英国的一些马来亚学生，如李后来的副手吴庆瑞和杜进才，已经在政治上走到前头。他们组织了一个叫马来亚论坛的论政团体。马来亚论坛不时邀请英国的政治家，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和各党的议员来演讲。

作为一个审时度势的精明人，李光耀把触角伸得很远。他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代表林丰美接触。一两个月后，新加坡英殖政府的警察总监邀请李光耀到他家做客。李光耀一共住了3天。他们一起打高尔夫球。从警察头子口中他得知自己已经被政治部注意，列入监视名单。双方都仔细打量了对方，并达成了某种谅解或理解。毕竟，作为英国化的华人，李光耀肯定被视为可以团结的对象，甚至自己人。

为了照顾到方方面面，李光耀也到英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国协会去。中国协会对所有华人学生开放。据政治部的报告，李光耀经常到中国协会与中国来的亲共分子打交道。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政治部这个组织。政治部，英文原文Special Branch,是英国在殖民地的情报组织。新加坡的政治部是现在新加坡内部安全局ISD的前身，内安局继承了政治部的档案，现在只公布到1942年。政治部的报告里面藏着很多秘密，目前仍不为公众所知。

1950年6月，李光耀获得律师资格。

回到新加坡

1950年8月1日，李光耀坐头等舱回到新加坡。但他和老婆却是最后通过移民手续的人。英国移民官借此提醒他要安分守己。

李光耀能以自由身上岸，是他个人历史上的另一个幸运，也是他努力的结果。英国人也避免了误判，日后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原来在他抵达前，1950年6月28日英国殖民高官在新加坡总督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政治部主任要求在两人下船时立即扣留。但刚刚邀请李光耀来家做客的警察总监对李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总督，总司令和辅政司也赞同他的看法，要求争取李光耀。事后的发展证明了英国的统治技巧和艺术确实炉火纯青，远远比笨拙的美国人厉害。在几个月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邀请李光耀到他家做客。

回到殖民地不久，李光耀就在英国人和海峡土生华人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当上了见习律师。

从回来以后，李光耀一直在寻找在政治上出头的路径。二战后的马来亚风起云涌。受中共在中国取胜的鼓舞，马共也在马来亚开展了武装斗争，决心以武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共产国家。英国虽然是战胜国，却已元气大伤，在战后专注于国内的问题，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追求光荣撤退的殖民地政策，同时防止共产党的接管。1948年，英国在全马来亚宣布了紧急状态，以残暴手段对付马共嫌疑，如砍头和建立集中营式的华人新村等。在英国的公开权力和马共的地下斗争之间，李光耀左右逢源，以变幻莫测的高超政治技巧，最后夺得政权，实在是不容易。

李光耀的英国老板是当时一个政党进步党的议员。为了探测走议会路线是否能出头，李光耀为他老板在一次选举中做代理人。但这不是普选，有投票权的人很少，其中也只有10%的人去费心投票。新加坡大部分人民既没有投票权，也不懂英语。他老板当选议员，而李光耀却失望了。虽然他也可以在几年后照样画葫芦当选议员，但他知道在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中，议会没有实权是个花瓶，整个殖民地架构已经是夕阳西下，如果现在加入恐怕对个人没什么帮助反而有害前途。他决心走议会外的道路。

在这次选举中，李光耀给他的英国老板安排夜晚集会，安排职业舞女和选民跳舞，并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这都是非法的，违反竞选法令。不算他在日据时期的种种事迹，这事也预示了后来他对法治的态度。

机会不负有心人。1952年，4个邮递员代表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找到他，要求他代表工会与他们的雇主政府谈判提高待遇。他欣然同意担任工会的代表律师，并协助罢工。为了成功，他联络了当然尚未有报禁的新加坡众多英文，马来文和华文报纸，得到了它们的同情支持。最终罢工成功，英国人提高了邮递员的待遇。

李光耀在英国殖民时期对工人运动和新闻自由的态度和以后掌权时是自相矛盾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称机会主义者，为了上台，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自相矛盾也不在意。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罢工，能自由开办新闻事业;而独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却不能罢工，只能读政府办的每语种一张的官报。这是充满讽刺的。工会和媒体是李光耀夺权的手段，上台后就弃之敝屣了。

1952年9月，一家马来文报纸的所有人聘请李光耀为他的编辑主任，一个已被拘留的政治犯辩护。这次，李光耀找到政治部。他与警监克里顿早有联系。当年稍早时候，警监到李光耀家找他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警监要求李光耀感化他的被辩护人。在新加坡漫长的争取独立的十余年里，李光耀与各方面都保持着公开和秘密的密切接触，包括英国人，甚至政治部。

随着李光耀代理工会和政治犯的律师名望远播，他的社交网络也逐步扩展。通向新加坡沉默大多数人的大门也最后开启了。1954年5个华校生请他为自己的中学同学辩护。他们因为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而被判处监禁3个月。当时，讲华语的华人占华人总数90%以上，没有他们，新加坡谈不上任何政治上的改变。争取或动员讲华语的华人，成为了李光耀权力的源泉。为此，他需要和左翼势力暂时的联盟。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一直到他稳操胜券时才结束。

华校和讲华语的华人，与独立工会和独立媒体一样，都已经在新加坡消失或正在消失。取而代之是是政府工会，政府媒体，英校和讲英语的人。

林清祥

1954年，李光耀和他的伙伴决定在年底前组党。为了争取大多数群众，他要求华校生牵线介绍认识华族工会领袖。两个星期后，两位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华人来到他家。他们就是林清祥和方水双。其中，林清祥日后和李光耀齐名并称双壁，有的新加坡人至今仍认为他是新加坡国父。他日后与李光耀分道扬镳后被李无审讯拘禁，精神出问题后被释放淡出政坛，但在认识后的不到十年内，他们是一起打拼的战友。

李光耀从此和华人工会搭上了线。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感到兴奋，因为他可以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他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读者看到他的回忆录提马来亚不提新加坡大概会感到奇怪。不过李光耀的国族认同是一直流动的，与选民的国族认同相一致。由于新加坡和马来亚腹地的开发和自由贸易政策，整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殖民地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和印度移民涌入。在1954年，大多数新加坡岛民都不是在本岛出生。他们的效忠对象还是祖国。马来亚在英国人到来前只有旋起旋灭的几个小苏丹国，是世界三大热带雨林之一未经开垦，由于中国和英国的先后干涉，马来亚才未成为暹罗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开发，人口结构也大大改变，华族，印度族和最先在史前从中国到达马来亚的马来族，也开始像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开始要求独立。但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甚至建立一个还是几个国家，都还是未知数。当时的李光耀的国族认同(当时未有国，指他想建立什么国)还是马来亚。他对新加坡的认同是后来对局势变化的适应，也不是决不能改变的。他后来带领新加坡自治邦加入马来西亚，并试图争取马来西亚总理大位，也在独立后屡次公开提出新加坡如果竞争优势减弱，会重新回到马来西亚。

约两礼拜后，林清祥二人同意和受英文教育者一起组党竞选。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是为了1955年4月2日的选举。李光耀在丹绒巴哥区竞选并当选议员。他一直担任该区议员直至2015年死亡。

在李光耀的第一次选举中，有一件事差点让他与新加坡政治从此无缘。这件事也显示了英国人对他的看好和全力支持，不惜再次违反自己的法令。1955年2月28日候选人提名时，该区的另两位候选人以李光耀不具备候选资格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枢密令，候选人必须过去10年中在新加坡住满7年。这本来是为了排除华人新移民而设的条款，却意外地排除了李光耀，因为他有4年在英国。选举官却接受了李光耀的提名，并告诉他的两个对手，只能在选举结果出来后再呈上请愿书来抗议。另外，通过英国的关系，英国工党议员在国会提出相关询问。殖民部副大臣答复质询说，在英求学的马来亚学生只要求学时间继续把马来亚看做自己的家园，就可以成为选民，也可以成为候选人。

在这次最终胜利的选战中，候选资格不是李光耀遇到的唯一困窘。他的华人身份第一次公开被质疑。他以撒谎回应说，他能读写华语，客家话，福建话和马来话。他当时连日据时期学的几个日语汉字都忘得差不多了。李光耀一辈子为了上位和保住位子而撒谎，他也不以撒谎或言行不一或说话前后矛盾为耻。

1955年选举扩大选民范围为新加坡出生的人一共30万合格选民，仍然称不上普选，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在外国出生。但这次选举已经预示了后来普选的趋势。30万选民中60%讲华语和方言。李光耀作为一个偷猎者又喜又惧。华人选民最关心的是华人文化和华校即华文教育。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斥责其为华人沙文主义，但当时他并没有这么说，而是积极利用之。林清祥作为华人代表在武极芝马区当选议员。他的华语和福建话演说才能令人赞叹，为李光耀所不及。

英国人的影子影影绰绰。李光耀回忆录中披露了4月21日一封柯玉芝写给在英国的吴庆瑞的信，它被政治部截获。不清楚当时英国殖民当局打开一切海外邮件，还是特别监视李光耀一家。凭李光耀和英国人和政治部的关系，他也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受控情况。

总共竞选的22个议席中，劳工阵线赢得10个席位，该党的David Marshall当上首席部长，与英国人总督共同工作。DavidMarshall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和哈同，嘉道理等港口城市的富豪是老乡。他是新加坡最雄辩的律师，日后李光耀以他的雄辩影响判决为例，废除了陪审制。李光耀在上台后将其外派当大使，以消除其影响。人民行动党得3席。

此时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统一战线式的政党，各派的唯一共同点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马来亚的独立。李光耀等受英文教育者和华人工会运动者互相利用，既合作又斗争。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坦言，如果没有华人采取罢工等街头行动，他在议会的活动就不会那么有效了。英国人不尊重没有实力的弱者。

政治危机随即到来了。英国人为对付马共在1948年颁布的紧急法令期满，需要议院投票通过再延长。DavidMarshall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必须答应在最短时间内让新加坡实现自治。总督最后答应新加坡各政党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伦敦讨论政治改革。

语言政策也是未来的马来亚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马来亚是个多种族的半移民社会。李光耀提出三语政策，要求以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语言，同时各民族讲自己的母语。而在今天，马来语仍是新加坡的国语，但只在国歌和阅兵口令中使用。英语成为了新加坡的共同语言，也日益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

伴随着马来亚民众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的深入，他们的文化意识也觉醒了。各政党为讨好选民，推出了报告书，基本方向是承认各民族的母语教育，并在议院可以讲多种语言发言，议会和政府服务不再以英语独尊。李光耀当时也屈服于人民的压力，发言说自己发现自己的整套价值观基本都是错误的，早在从政之前他就已经觉悟有此感受。而今天的新加坡，不管学校还是工作场所都只讲英语，华语沦为了一种下等语言，新加坡人结结巴巴也讲不全一句必须有英语填词。

为了投机，李光耀口口声声不取消华文教育。1955年年中，李光耀把长子李显龙送到一所华语幼稚园。他披露自己与孩子们讲华语，他们与母亲则讲英语，由此英语成为他孩子的母语。

在回忆录中，他声称一个人要有效运用两种语言，智商必须达到110;要三种语言，智商至少125。如果这是真的研究成果，任何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流利地掌握两种语言。在新加坡这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就是选择英语还是华语作为主导语言的问题。在语言问题上，李光耀和他在其他问题上的态度一样，也是以一种人吓另一种人，就是以马来人吓华人。其实占人口10%强的马来人未必需要学华语。李光耀在语言问题上的另一个说辞是经济发展，这只要看美欧日发达国家中除了英国后裔国家外没有任何国家改用英语就清楚了。

第一次宪制谈判因为David Marshall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新加坡完全独立而失败。Marshall下台后，同党的林有福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

1959年选举，李光耀上台

1959年选举选民增加到70万，仍不是普选。议会议席增加到51席。在选举中，借助华人选民的东风，人民行动党得到43席，李光耀成为第三任首席部长。

社会主义阵线的建立和新马合并

1961年7月30日，13个人民行动党议员TuiDang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他们的目标和人民行动党完全一样，也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社会主义和非共的马来亚，由联邦和新加坡共同组成。这个新党，直到它几年后因为其主要成员被无审讯拘留垮台为止，与人民行动党进行的斗争多少是路线斗争而多少是权力斗争到现在因为材料缺乏还是一个迷雾。李光耀指责马共控制的社阵反对合并，怕被ZhenYa。为了宣传合并，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发表12次演说，指出合并势在必行。他在演说中除了指责马共渗透以外，还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他说，没有腹地，新加坡就不能生存。如果不能合并，经济就会逐步恶化，生活会越来越苦。

人民行动党在这么多议员TuiDang之后一度变为少数派政府，经历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危机也表现在基层，大部分支部和附属工会也TuiDang转投社阵。但在1962年8月，一位反对党议员退出他的党转投人民行动党，使其重新以26:25成为多数执政党。该议员最后被发现是马来西亚间谍。

1962年9月1日，在经过了英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方一系列磋商后，新加坡举行了关于合并的全民公决。所有选项都是赞成合并的，只是自治程度不同而已。

冷藏行动

1963年2月3日，在经过李光耀和英国政府密切磋商后，新加坡和马来亚警官在新加坡各地逮捕115人，其中包括新加坡大部分反对党领袖，包括把李光耀介绍给华人社会的林清祥和方水双。

冷藏行动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在镇压了左翼力量之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凭着恐惧建立了徒有民主形式的独裁统治，再也没有像样的反对派。从1948年实行紧急状态到这之前有过屡次逮捕，但没有过这么大规模。林清祥就多次被逮捕，而李光耀从未被逮捕，因为英国人清楚知道谁真正推动独立斗争，谁是摘桃子的人。恐惧是从英国人和马共斗争的战后1940年代就开始了的，新加坡人民夹在中间沦为历史的悲剧，至今未消除。李光耀凭借这个早已过时20多年的冷战体制，趁机镇压反对派和人民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独裁特例，未能像蒋经国一样最后放手，殊为可叹。

合并到独立

1963年9月16日，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成立。9月21日，新加坡举行新的选举。人民行动党赢得37席，很多党员还在狱中的社阵赢得13席。凭借大逮捕，李光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随后，人民行动党在全马参加了联邦大选，却大败只获得一席。这与40多年后的最近一次马来西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留在马来西亚的后续政党民主行动党能囊括马来西亚大多数华人的选票形成鲜明对比。败选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原因不容忽视，就是想取代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的人民行动党不能足够代表马来西亚华人。这看看今天的新马两国对比就知道了。华教在新加坡已经绝迹，而在马来西亚仍然欣欣向荣。

在马来西亚内的两年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不好过。由于人民行动党参加联邦大选激怒中央，1964年新加坡发生的几次种族暴乱，双方在经济，税收，防务，内部安全，联邦国会的议席等各方面的深刻分歧都导致了分离不可避免。

拿经济来说，共同市场与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不相容，要么像槟榔屿一样放弃自由港地位，要么放弃共同市场的幻梦在新加坡和其他各州之间保留关税。直到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还是自由港，马来西亚从新加坡进口货物和服务仍征收关税。

政治方面，部分因为希望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部分因为个人雄心(有些人认为他想成为马来西亚总理)，李光耀集合了马来西亚所有反对党，遭致巫统的猜忌。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斗争愈演愈烈。对马来人这个刚刚从原始丛林走出步入现代世界的民族来说，华人和印度人这两个来自文明古国的民族自然构成了巨大威胁。就人口比例来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华人比例占42%，超过马来人39%，尤其在城市中为多数民族，经济上占优势。在共产党威胁已经解除的1965年，把华人主导的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自然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马来西亚是一个刚刚建国的没有历史的新国家，如果能保住马来人的统治地位，马来贵族宁可不要领土完整。

在1965年，局面已经发展到吉隆坡中央以逮捕李光耀相威胁迫使他退出马来西亚独立的程度。在各党各派频繁斗争的同时，它们也在频繁公开和秘密的会谈，谈论所有可能选项。在冷静的互相衡量实力对比后，两党同意和平分家。独立的决定违反了2年前由李光耀本人极力促成的公决结果，也就是新加坡人民的意愿，甚至把大多数内阁成员部长蒙在鼓里。秘密谈判也背着李光耀正在招徕的马来西亚其他反对党进行。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计划是个失败，尽管李光耀在全民公决前推销时斩钉截铁地说合并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不可避免。除了让马来人介入逮捕共产党以外，合并没起到任何作用。马来人在对抗新加坡的共产党方面作用也不大，一些联邦警察从柔佛入境作业而已，只有象征意义，主要还是李光耀和英国人操刀。马共从没有在新加坡展开武装斗争，它在马来亚内陆的武装斗争业已失败。在独立后，新加坡能独立面对共产党威胁，并利用赤潮给很多人扣上红帽子。

李光耀毕生遗憾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他不认为他搅乱了马来西亚政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也公开讨论回到马来西亚的可能性，当然部分也是为了激励新加坡人继续努力，但部分也是真诚的个人感情。

李光耀在1965年8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的电视录播中留下了眼泪，但最近的证据表明他在同一场记者会上面露微笑，却禁止记者报道。两种看似矛盾的感情可能都是真的。他的宏大项目失败了，以后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地方;另一方面，他逃脱了马来人的镇压，劫后余生，以后还是可以有一番作为。

独立后

李光耀没有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在经济方面依赖吴庆瑞和外国顾问，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如何解释新加坡和极其类似的香港的高速发展?Joe Studwell在他的大作《亚洲教父》里指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新港两地就给所在地区提供无关税贸易和走私，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做避税天堂。它们的功能很简单：就是从内地相对低效的经济套利，特别是服务业。新加坡主要的腹地不是马来西亚，而是人口多得多的印度尼西亚。从莱佛士到李光耀，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就有很深的渊源。新加坡在1945-1965年也不是像李光耀描述的那样穷困和危急的，有些支持者甚至把1965年的新加坡称为一个小渔村，以夸大后来50年的进步。这都不是真的。1965年的新加坡已是亚洲除日本外最富裕的地方;今天的新加坡虽然人均GDP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但人均工资收入却只有美国人的一半。新加坡的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与邻国的对比。

新加坡的不腐败就是为了最好的服务腐败的邻国。新加坡和腐败的邻国的共生关系可以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看出。当时估计有2千亿美元印尼钱存在新加坡，而印尼的GDP只有区区3500亿美元。2006年，IMF和世界银行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在晚宴上，外国银行家为了生意对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总理肆意奉承。摩根斯坦利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晚宴后写了一封一针见血的内部邮件给同事,信中说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官员的洗钱中心。为了撑起经济，新加坡又建了两个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赃款。银行内的两个鼹鼠随即泄露了内部邮件。之后三个人都被辞职。

新加坡实行的是没有技术的现代化，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别无二致。经济为二元经济，所有出口制造业必须有竞争力，就都是外资工厂;所有水电银行建筑等公共设施，就由新加坡政府的国资委淡马锡所控制。新加坡与日本韩国和台湾走的是两条路，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技术。这条路也只有处在交通要津的没有农业的深水自由港城邦经济体才能走得通。

建立以外资外劳国家垄断为基础的经济

在新加坡开埠以来的100多年来，英国殖民者从未鼓励本地工业化。本地资本家搞工业化最着名的例子就是陈嘉庚试图从橡胶种植园走到下游制造轮胎，不过因为大萧条的影响和政府不支持而失败，其他工业化的努力寥寥无几，毕竟做转口贸易就让新加坡很繁荣了。李光耀延续了英国人的政策，不鼓励本国资本家，而大力鼓励外国投资。这也是因为他和新加坡大多数资本家即华人头家不睦，也不信任他们，所以多加限制。他轻蔑地说，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李光耀的政治基础始终是英国人用英语教育培养出来的公务员。

李光耀不但不指望本国的资本家，对整个地区都不报希望。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蛙跳过邻国，直接吸引欧美日投资。为了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局十分殷勤高效，这种效率后来也被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个开发区模仿，最着名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由于美国跨国企业的进入，新加坡有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现在正在消失)。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这些美国企业不怕对外投资，因为美国会保护它们。新加坡也因此得到了保护。

消灭自由工会

李光耀作为搞工运起家的政治家，在上台后却用各种手段包括流氓打手逐步搞垮了各个独立工会。这是由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的，也是他消灭异己势力的总政策的一部分。为了解释他利用工运的历史，他说自己后悔当年的举动(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不给工会当法律顾问就不能上位)。

他取消了公共假日的三倍薪水，禁止某些重要的部门罢工。他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规范了劳资关系。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负责为每年的加薪提出建议，基本原则是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他逐步消灭了各个独立工会，并成立了新加坡唯一的总工会组织新加坡职总NTUC。职总的秘书长由部长担任，工会不再有自己的声音。

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

社会主义是人民行动党的纲领之一。李光耀也是挟战后左翼浪潮而上台的。但在独立多年后，人民行动党却被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开除。这是为什么呢?这要看看李光耀眼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李光耀是不搞福利国家的。新加坡至今没有失业金，国家也不发退休金，必须每人在工作时缴纳一定比例给国家管理的个人账户称公积金CPF以供退休后使用。

新加坡版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兴建公共住宅，新加坡称组屋HDB。他通过一系列法令，廉价强制收购私人土地，建设组屋。今天新加坡的国有土地占50%以上。用这些土地，政府成为唯一的开发商建设低价公屋，现在80%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组屋里面。

新加坡政府没有亏钱，反而取得了巨额利润。新加坡居民也拿到了居者有其屋的好处。那谁为其支付了代价呢?就是征地损害的原来的农民和地主，主要是种植园主。在新加坡工业化之前，还有大量的农业和农民，主要种植热带作物和水果。李光耀强征土地，实施涨价归公，让农民得不到任何好处。地主作为一种独立的势力也被消灭。

组屋的另一个目的是让人从平房搬进楼房，从而节约土地，用于工业发展或其他用途。举例来说，新加坡现今组屋占地面积与高尔夫球场的占地面积相当。

组屋没有完全的产权，只有99年的产权。也有各种限制，如每家只能买一套，地板窗户装修都要经过批准，不能整间出租，甚至政府人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在你拒绝时进屋公干。

组屋制度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基础。在经济放缓已经快20年的今天，选民还没有背弃这个党的原因除了恐惧，最大的就是组屋了。政治上的操弄也可以拿到选票，人民行动党后来公然宣布在组屋翻新计划实行时，根据选民的支持率决定选区翻新的优先次序。可以说选民被政府这个独家开发商捏在手里。

公积金CPF是英国殖民政府创立的，为李光耀所沿用。它不仅是个人交个人用的退休金，也可以用来偿还购房贷款，后来还可以支付医疗费用和用来投资。工资高达40%存入公积金，这些钱由政府暂时使用，用于各项投资。

管理新加坡人的裤裆或基因

1983年李光耀在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娶女大学生，以减少剩女。他的讲话不是为了社会稳定，也不是为了剩女选票，而是为了新加坡精英的好基因能多传宗接代下去。这次讲话导致新加坡人反弹，1984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下降12%，多年后第一次有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

但李光耀对此事不后悔。他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他看不起大多数新加坡人，认为新加坡华人是文盲失地农民的后代，印度人多属于最低种姓，马来人拙于数学科学。他羡慕香港和台湾因为大陆的崩溃得到了一大批流亡精英。在香港面临1997年的不确定性时，他毫不犹豫地批出了几万张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民身份证给香港人。这些聪明灵活的香港人接受了邀请，来到了新加坡买了组屋并在短短几年后高价卖出大部分人回到了香港。李光耀没有惩罚他们，因为这股聪明劲是他所说的新加坡人所没有并为他所赞赏的，并且他也惩罚不了。

为了让女大学生结婚生子，李光耀在讲话后成立了社交发展署。这是政府办的婚姻介绍所。它办的项目有研讨会，讲座，电脑课程，游轮和地中海旅行等。但它的客户大学毕业的男女新加坡人对此却没那么热心，不屑一顾。李光耀后来还陆续给予各种优惠，包括baby bonus，以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但直到今天，新加坡女性仍有约1/3不结婚，生育率也远低于2.1的替代率。在去世前几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认在提高生育这个目标上国家干预失败了，再多的钱，税务和择校优惠也不能让年轻人特别是受高等教育者多生。社交发展署结业。

外来人才和劳动力

李光耀认为，没有外来人才，新加坡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独立后，新加坡人开始移出新加坡，因为他们熟练掌握英语，移民对他们不是难事。为了弥补空缺并进一步招来人才，新加坡开始积极在各国招募高级劳动力。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新加坡教育部就积极招募去不了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来新加坡。

但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改变，新加坡吸引人才的计划不断受挫，规模变小，即将落幕。其原因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新加坡在经济上对亚洲邻国暂时领先的地位的窗口期将要结束。过去十年中，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发展快于新加坡。在中国的中高端职位很多薪酬已经接近或高于新加坡水平。加上文化差异，新加坡讲英语便利了新加坡人移出，却妨碍了中国人移入。国内经济在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后发展已经放缓并多次负增长，导致现在外国留学生尽管理论上还要在新加坡服务3-6年，但不再能拿到申请永久居民的邀请函，加上经济困难，难以找到工作违约回国的比比皆是。

外劳现象是1990年李光耀辞任总理后发生的，也是现在新加坡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但由于是他的经济制度的必然延续，本文也一并讨论。现在新加坡有100多万外劳，占劳动力1/3。新加坡经济学家陈企业说因为新加坡经济繁荣，才有这么多工作给外劳做。这是错误的，本末倒置。可以说因为有大量低薪的外劳，新加坡才能留得住这么多外资。新加坡不加入经合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经合组织有同工同酬的劳动标准。如果外劳工资翻几倍达到新加坡员工水平的话，没有外资工厂会留下来。笔者2000年代在工厂时，外资工厂生产线的工人已经大部分为外劳。新加坡的外劳问题归根究底是它非自主的经济模式决定的。

英语和汉语

李光耀坦诚自己所在的人数有限的海峡华人迷失在两种文化之中。但尽管李光耀在夺权时为了选票把孩子送到华校就读，他日后采取的却是全盘英语化的国策。

在1959年上台后，李光耀把马来语作为国语，目前仍保留不变，处在名义国语的地位。但在独立后，李光耀就可以放开手脚统一语言了。作为一个灵活谨慎的人，他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他逐步把学校从华语教学改为英语教学。他不是没有遇到抵抗，但他运用了各种手段对付反对者。他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总编和社论作者，指控他们为华人沙文主义者。日后，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改组为《联合早报》，收编为服服帖帖的政府报纸。南洋大学是另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南洋大学作为一所华语授课的大学，建立于1956年李光耀上台前。李光耀采取各种措施，最后成功在1980年代将南洋大学合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主要倡议人资本家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

其实语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说是微弱。在欧洲除了英爱两国外，都在继续使用本国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用英语。日韩台港也不会丢弃母语，而他们的经济照样发展起来了。事实上，发达国家中除了英国后裔国家没有国家转投英语，不发达国家用英语也没用。

反腐

反腐败是李光耀体制的最鲜明特色之一，也是中国人对它有好感的最重要原因。英国人1952年在新加坡建立了贪污调查局，在1965年后被李光耀充分利用。在李光耀统治下，确实做到了一般人碰不到索贿和腐败。这是亚洲国家所不能企及的。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公署，权力很大。新加坡像中国一样要求官员上报财产，但不公开。由于不像民主国家一样允许国会，法院，媒体和公众监督，也就是对下负责，新加坡的廉政危险的只依赖李光耀的个人压制。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如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反腐。由于没有制度制约，一旦个人逝去，精力松懈，就大局已去。

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 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和官方秘密法，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指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新加坡还给予最高级干部以世界上最高的政治薪水。据估计，世界上头25名工资最高的官员，一半以上都在新加坡。新加坡辩护说这是为了吸引人才，防止贪腐。实质上是合法的腐败也就是自肥，为了建立一个没有企业家阶级的打工社会的统治阶级。

媒体

李光耀上台后用逮捕和控告诽谤等手段逐步驯服媒体。1977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并设立管理股，由部长分给本地四家银行。这是因为银行天性保守，与政府保持一致。在这之后，新加坡报刊再没有主动报道过一起本地丑闻。

新加坡现在大部分报纸被整合进报业控股公司里，里面有内安局人员监控，并担任编辑记者等职。电视公司也是如此。

传统媒体虽然驯服了，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却给人民行动党政权提出了新挑战。旧的招数不管用了，他们起诉过的老对手如《亚洲新闻》《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都消失了。人们现在在网上无拘无束的批评政府。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局限，如没有采访权等，新加坡人还是面临信息管制，无法得知他们应知的新加坡状况。

对华关系

李光耀和台湾海峡两岸的第一代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关系都不密切，但和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和邓小平却是好朋友。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他还是和任何人打交道，广交朋友。按现在部分公布的中国外交部档案来看，1959年刚上台李即派秘书和左派议员访问中国，拜见廖承志。1963年李秘书又来华提出李光耀想在四月底访华，要周恩来发出邀请，以便参加五一节游行。第二天李即发动“冷藏行动”，所以未能成行。周恩来评价李光耀“狡猾”。1965年新加坡刚从马来西亚独立后即在香港接触新华社，内容包括新加坡退出事先经过英国同意，这与李光耀的自传矛盾，还称李光耀估计15年后可以再合并，马来西亚由新加坡领导。新加坡的档案还未公布，相信有更多秘密。

在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继续英国人的政策，与中国减少往来，禁止新加坡人去中国，去的吊销新加坡身份不许回国，继续驱逐人去中国，同时继续保持接触。

1976年5月，李光耀终于第一次访华。此时周恩来已死，毛泽东垂死，会晤15分钟没有实质内容，头都抬不起来。李光耀在华花了2个星期观光，终于对共产党不再戒备，回国后马上放松对新加坡人的访华限制，但外交关系仍没有进展。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中新关系的大转折。邓不但答应停止输出革命，还虚心请教李光耀发达的秘诀。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此后，李光耀多年每年访华，走访各个地方深入了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向他请益;美国和外国领导人见到他们关系热络也纷纷向李光耀询问中国的情况。当然中国也照搬不了新加坡模式，欧美领袖也很少执行他的建议。

在1990年中国和印尼复交后，新加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转变的接近新加坡，李光耀在1990年代萌生了两国政府合作发财的想法。新加坡可以介绍裕廊工业园招商引资的经验，中国可以保障新加坡的利润。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工业园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加坡拿到的大大多于中国所得。新加坡海外投资少有能获利的项目，因为很少国家有中国政府的权力和友好关系。

但李光耀永远是两面的。在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同时，他同时参与制定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也说了其他话做了其他事。

蒋经国也是李光耀的老朋友。1973年，李光耀秘密访问了台湾，由蒋经国接待。从此后十余年，李光耀也是每年至少访问台湾一次。新加坡开始在台湾训练军队，也就是有名的“星光部队”。

新加坡成了大陆和台湾放逐子弟或狡兔三窟的地方。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就因为江南案放逐为驻新加坡的代表;以后大陆也依样画葫芦，李鹏，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李友等人的子女纷纷前来。

屡次退休或退而不休

李光耀在1990年辞去总理一职，仍担任议员和新设立的seniorminister一职。在吴作栋过渡给儿子李显龙时，改任新设立的minister mentor一职。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退出内阁，只保留议员席位，但仍住在总统府，很少出席国会，坐领议员干薪。他在1990年后逐步随身体状况减少活动，但到死仍是新加坡的太上皇。

新加坡往何处去?

李光耀是幸运的。新加坡也是幸运的。在特定的时空，李光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一个新的小城邦做了一番事业。他如果早参加一届选举或迟参加选举，可能就不能当选议员。在他死时，新加坡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这当然离不开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优势，但李光耀的英明领导功不可没。

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模式打压创新。在新加坡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前面已经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了。但新加坡的社会模式仍然活在冷战时期。在已经填饱肚子很久以后，新加坡人仍然是不敢说话。内安局的密探横行。在中国巴士司机罢工一案中，新加坡人社工发现被汽车公开跟踪恐吓。他们报案，当然没有下文。罢工司机被警察殴打。几十个司机被非法关押监狱一夜后驱逐回国，以儆效尤。新加坡记者李慧敏出版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介绍，咖啡店里暗探高谈阔论来吸引热血的天真的新加坡人加入谈话，然后会请他们去喝咖啡。大学或其他机构里面也会安插人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就爆出原教授马来西亚籍的郑尊行被迫充当免费的特务，报告自己和同事学生的言行。

她在书里还提到，在新加坡，街头示威属于犯法，违法者将被捕。未获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会构成“非法集会”。有非常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在滋事分子出击前，一举一动早被盯上。人们也知道，批评政府需要做足功课(对普通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很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所以你以为做足了功课但仍会有疏漏)，因为涉及诽谤者将吃尽官司，甚至面对破产和蹲牢房的命运。另外一个高招就是像上一章提到的，要获得媒体高度的配合与协助。空气中弥漫着一些挥之不散的恐惧。

普通新加坡人至今不敢谈论李光耀或政治。他在新加坡人心目中也是怕的对象，而不是敬爱的对象。这种效果正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最好让人怕，而不是让人爱。笔者知道，至今内安局还是可以任意在新加坡居民家中和工作场所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以及开启手机特殊功能。

新加坡人给李敖留下的印象是“笨”。李大师错了，新加坡人并不笨，只是在人前沉默寡言罢了。其中的原因第一是新加坡人正处在从汉语到英语的语言过渡阶段，两者都说不好;第二是哪怕同事朋友都可能是特务告密者。举例说，新加坡人许振义2010年驻北京时，堂姐及其同学来访。一夜聊天时，许对国内问题发言尖锐。堂姐借故走开，并发短信给他，说同学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要他小心。她实在过虑了，因为许也是党员，他只是在行使党员的特权也就是言论自由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事发生在5年前，是在李光耀辞任总理20年后。

当然新加坡人也不是全然变成了只知道给别人干活的机器人。笔者碰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就直言不讳的称李光耀为假洋鬼子。

不仅在平时，在选举时很多新加坡人因为选票有唯一的序列号而不敢投票给自己中意的候选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李光耀开创的人民行动党体系在冷战过去20多年后仍紧握以恐惧为基础的高压统治。如他所说，新加坡已从第三世界升级到第一世界，先前高速发展追赶时期的一套做法已经过时，该接受第一世界的规矩，改弦易辙了。

在后李光耀时代开启的这一刻，估计每个新加坡人都在问新加坡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新加坡会相对平庸化，但新加坡人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就像二战后的英国一样。他们会继续能填饱肚子，也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盖棺论定?

怎么评论李光耀这个人?

李光耀是不在乎前后矛盾的。在反对党年代，他凭借华人，工运和学运向英国人要权力，要民主，以便上台。但当英国人走后，他却说他从来不相信民主。他像一切独裁者一样贬抑一人一票制，鼓吹40-60岁有家庭的人可以投两票，因为他们最保守。他是矛盾和两面派的化身。一方面他说任何新东西让别人先行先试好了，导致在创新的新世纪新加坡日益落后;另一方面，他行使他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直言不讳，讲出一些奇谈怪论来激怒女大学生，女博士，华人，马来人，中国，美国等。新加坡人敢怒不敢言，各个外国则因为新加坡的块头而一笑了之。比如他曾经建议某中国领导人让中国像新加坡一样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

总的来说，他领导新加坡成为发达国家，也维持了民主的外衣。他可以说是拿破仑三世之类的人物(法国在拿破仑三世20年内实现工业化)，不过比他幸运，可以与世界历史上诸位明君特别是朴正熙，蒋经国和邓小平平起平坐。他之后的新加坡，就要开始一个新时代了。

网载 2015-08-23 08: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