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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改革史上的2015

时间：2015年3月21日上午9：00

地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国际会议中心

李扣庆：首先代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欢迎各位校友回家，也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我们今天的报告会。

大家知道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会请知名学者、专家来到这个平台上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因为春天春暖花开、气温升高，景色变得漂亮了，但是也特别容易犯困，使大家对失去对未来正确的判断，所以在过去若干年，我们请了国内外很多的知名专家，在这样的时节跟大家分享。

到时光到2015年春天的时候，或许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各位朋友，对于未来有更多的理由感到迷茫，大家或许在微信圈里看到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怎么样，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还没有信心的话，就看九张图就知道了。九张图包括我们GDP增长速度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比较，包括GDP总量纵向的历史性比较，2014年已经突破了60万亿，而七八年前才只有20万亿。包括人口数字不断的提升，可能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也包括不断增长的海量出境游的人数，说你们经济不行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到国外去“游荡”呢，2014年处境游的人数超过了1个亿，匪夷所思。所以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好着呢，更不要说还有很多新经济、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但是在我们看到许多充满阳光数据的同时，我想也有足够的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担忧，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社会的未来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差不多了，前两天看一篇文章，欧美的一个专家写的，他说接下来的时代可能是“印度时代”，尽管印度各种恶性案件经常爆发，但是人家人口年龄非常轻，拥有巨大的当年我们拥有的劳动力优势，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非常大。我们有扩大内需，看来内需扩大的进程不如人意，大家都跑出去消费了。

所以当我们的时光走到2015年春天时，对于未来到底怎么看，每个人从万花筒里面所看到的景象跟别人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和智者通行，通过分享专家、学者他们的见解，让我们更好地看未来，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的演讲专辑，已经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绍了。

如果要评过去一年当中微信最热的词，可能最热的一个词语之一一定是duang，我请办公室的同志，你们帮我研究一下这个duang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结果他们告诉我说，这个guang，研究完了他们也没搞清楚什么意思。只是说和成龙有关。BBC还做过一个报道，说中国人在微信圈里面duang了八百万次，但是我个人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最有影响力的duang，是今天的演讲专家duang出来的，duang了一下30年，当了一下duang五十年，又当了一下duang一百年，大家都知道《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到《浩荡两千年》，，duang了三下，结果把大家都duang成了他的粉丝。今天吸引大家不远万里，有一位全国会计领军培养工程的校友，专程从新加坡回来，听吴晓波老师的演讲。

吴老师演讲的珍贵之处，我个人理解，他不是就事论事跟我们讨论当下的2015，我们当时说是活在当下，但是要更好地理解当下，可能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尽管人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办法第二次进入同样的河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我相信有30年、100年、1000年研究的功力作为基础来看当下的2015，看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启发。

在我请吴老师上来之前，特别感谢今天论坛的协办方，上海聊城商会的领导和朋友们，以及E通世界商务园的朋友们，感谢他们对我们论坛的支持。

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最好的一位学者，吴晓波先生为大家演讲。

吴晓波：

大家好，谢谢李院长，很高兴来到国家会计学院，刚才跟院长跑进蒙古包，我说我很熟悉，因为三四年前我来这里参加过考试，我给企业当独董，所以跑到国家会计学院读了两天书，就在这个房间考读董证，很熟悉这里。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说，明天我要去一个不做假账、不讲假话的地方，朋友们跟贴，第一个朋友跟贴就说“吴老师体要去中纪委”，第二个跟贴还是中纪委，说“吴老师，中纪委终于找到你了”。最近大家很爱中纪委。很多朋友们只要在这里好好考试、好好读书，可能就跟中纪委没啥关系。

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史的2015”，就好象刚才院长讲的一样，我们这个国家一方面看到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另外一方面又矛盾重重，各种各样无论从宏观政策、产业经济现状、民众消费、国际关系等等角度来看，我们都好像有很多对冲维和的景象发生。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想用一个历史的方法，把我们正在经历的2015年放到一条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现在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处在什么位置？未来的产业变革、经济变革方面，有哪些可能性。这是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国家的改革，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一场改革的亲历者和获益者，今天看到的上海、看到国家大部分的景象都跟1978年以后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19年建政以后，很长时间出一个自我毁灭状态。1950年就发生朝鲜战争，到达1952年一季度，然后开始搞“一五”规划，认真搞经济建设就是第一个五年规划，1958年发生大跃进，1959年三年大饥荒，1963年文革，是1966年毛泽东趋势。所以往后看认认真真搞经济建设就是三到四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搞阶级斗争。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56年和日本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1/3。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做2015年演讲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或者跟周边世界相比，我们确实精力的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36年，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36年的发展，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下，用了一种改革的方法，就走到了今天？其实会发觉，当回顾这30多年的改革历史之后，有一个事情很困扰，一直到今天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建设理论上的支持，到今天为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理论上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体制，整个市场经济和我们的现代专制政权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形成？政府和民间到底怎么处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到现在还是很纠结的问题。

在经济指导思想上面，36年来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大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在一套理论思想、一套意识形态思想的支持下走到今天的，我们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

大面来看，现在大概处在第四个思想周期中、改革周期中。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周期发生在1978—1992年1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是在1978年12月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全会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改变非常重要。全会上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邓小平被确认为未来中共主要的领导人，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和新的领导集体。第二小平同志在全会上作了很重要的讲话，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从此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三个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公告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公报。所以这是三中全会，为什么把这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放在1978年的12月份，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领导人确定了，第二整个治国方略变化，第二治国方略的主战场搞定了，进行农村改革。

所以1978年以后很长时间里面在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了改革，这场改革小平同志没有非常完整的一套理论思路。小平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学理工的都知道，所谓的总设计师是指这帮人在一起要建这套房子，有一个人口袋里拿出一个图纸，他是刷墙、他是打基地，你是搞水泥的等等进行分工。其实小平同志口袋里没有图纸，他是几句话，他说第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打破毛泽东提出来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第二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告别阶级斗争，要搞经济建设，但是这条河也多宽，哪个地方有险滩，什么地方很深，什么地方很浅，小平同志说不知道，摸着石头过河，大家跳下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很长时间里面是放纵民间、允许试错，小平同志在1978年，顾木（音）当年到美国做访问时，就跟顾木说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错了不要紧，重头再来过，当时有这样一个非常极端功利主义的精神。允许民间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我们在1978年开完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份当时就提出了城市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全国选了六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上海选了两家，上海有一家自行车厂进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所以在1978年我国所有的经济总量存量部分100%是国家和集体企业。我们所有的私营企业，今天来的很多私营企业是在1956年一季度的时候被彻底段掉的。当年毛泽东提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捐给了国家，民营企业家在1956年一季度彻底断掉。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失败的。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里面，国有企业改革是难度非常大的改革命题，几乎36年来在静态状态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要么是自我瓦解，要么被市场给打垮的，进行自我自身改革几乎没有一个国有企业成功过。这是国有企业的存量部分。

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非常困难的前提下，在1980年代国有企业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主要的来源就是民间，民间来自于两部分力量，一部分是来自于乡镇企业，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主三角模式为代表，我们开放了四大地区，南部地区香港大量的资金引进到内地来。所以1978年以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力。在1988年工业领域的雇工人数，乡镇企业的雇工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1987年乡镇企业的利润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入到了半壁江山。

中国的南部地区，特别是华南和华东地区、沿海地区，这些地方原来是南京军区和广东军区台海战争的局限，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弱小，中国49年以后的几次大的工业革命是在华北地区等等，搞了很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东南沿海地区国有企业比较弱小，然后外来的思想和外来的资金比较多，这一地带的土地比较贫乏、稀少，老百姓迅速从土地中溢出来，进行了村村点烟、乡乡冒火。所以前14年的改革是东南沿海地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重新回到了国家历史舞台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景象大家听上去很好了，如果再往前走的话，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路径自身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出现几个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全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时期搞的票据经济，我记得1986年到上海复旦读大学时当时还有全国粮票，还有豆腐票、自行车票等。在整个80是票据不断的解放过程，到1992年中国彻底告别了票据经济，这就是不断向市场回归的过程。整个老百姓的印象中这个国家面貌改变非常快，同时物价上涨也非常快，每个人好像是改革的获益者，同时又是改革的受伤者，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因为是靠民间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性非常明显，有的地方发展很富有，有的地方非常穷，特别是1984年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搞的是财税包干制，现在很多是搞财政的人。上海和中央都是以1983年财政收入作为基数，每年保持一定的递增，增长的部分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财政包干制造成了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多财政的小口袋，中央财政长期拿不到前，地方财政很富有，贫富悬殊开始出现，万元户、暴发户，当年出现了很多的官倒、倒爷，初恋社会发展不公平的景象。所以1988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是赵紫阳执政适合，想要进行一个坚决的改革，第一个是经济改革，198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思想和不久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轴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怎么发挥呢？就是把市场的物价权还给民间，当时有计划内的价格，计划外的价格，进行物价闯关。第二是政治改革，就是选举。

但是很可惜在1988年，我们的物价闯关运动最后以失败而高中，这是中国改革史上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事情。进入到1990年代，89、90、91这三年的经济非常差，当时出现了三角债，因为经济实在搞不下去了，邓小平就把上海的市委书记、朱熔基同志，在1991年四季度调任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常务副总理。1991年以后，中国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长达11到12年的朱熔基改革时期，所以朱熔基到北京以后，意味着中国一轮放任自由的市场化改革运动落幕了。

朱老板到北京以后，他认为，他到北京以后首先把三角债解掉，而且是非常行政化的方式，企业与企业之间面对面坐下来，地方政府坐在边上，银行注入资金，进行强制性的解套。然后在1992年初又把活跃民间的金融信贷通过非常残酷的方式压下去。然后把民间的金融活动定义为金融的投机倒把，所以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间企业家被处于极刑两种原因的。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解经济改革要重新检讨，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是改革的主战场要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改革的主战场不再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引进，而是需要以国有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为主轴，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第二是政府要重新掌握改革的主导权。所以随着这两个思想的提出以后，特别是是993年中央召开第十届三中全会，由下而下的增量改革时期进入到了由上而下的整体配套改革时期，我们所谓提出的叫经济体制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这一完整的叙述发生在1993年，1993年以前的改革是没有所谓的体制配套，当年的总理干的主要一件事就是调整物价，所以整个1980年的改革就是物价改革。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吴敬琏他们在讲课的时候把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定义为物价改革时期，当时物价改革是唯一的一个牛逼者。朱熔基提出来财税从国有企业、从金融体系从社会保障体制等等的一系列的进行改革。所以在1993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整体改革。当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比如说在1993年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就是由把这种财政大包干制度的改革变成了分税制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由商业银行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政策性银行，货币发行者，中工农建成立了五大行，把呆坏帐进行了剥离，引进外资进入到五大银行，到海外去上市，把整个金融体系的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变化。

然后进行了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为主题的改革，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中退出，2003年成立了国资委，进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上市公司，通过深沪两市的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进行背书，所以很长时间里面，我们的资本市场主要的任务是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的。所以资本市场很多的题材性问题、很多的壳问题，一直包括到今天很多的遗留症都是当年所带来的。

然后进行了社保改革，开始给职工进行了社会保障体制，把社会保障的功能从企业中剥离出来，由整个社会来进行配套等等。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1993年以后开始进行。所以在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整个体制面貌和管理逻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到了1997、1998年的时候，朱先生1998年当国务院总理，当时在亚洲地区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亚金融风暴。我前两年帮一个人写过一个回忆录，上海人章晟曼，他当过世界银行的常务副行长，我们后来又一个叫林逸夫的经济学家当过副行长，世界银行大概有27个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排在第27位的，章晟曼当过第二名。1997年10月份的时候索罗斯在亚洲，首先打亚洲货币，大家看过弗里德曼写的一本书，他在1997年坐过泰国出租车的车子，带过他经过曼谷一条主要的金融街，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出租车的嘴巴里就讲两个字“倒了，倒了”，一掉街走过去，整个金融街都倒了。认为是被互联网时代推平的时刻。然后泰国打完以后打印度尼西亚，然后打韩国，韩国打完以后再打中国及中国的人民币是一个孤岛，只能打港币，所以世界银行每年年底要开一个年会，他跟世行提出来，第一次把世行的年会放在亚洲举办，然后举办的地方就子香港。举办的时候就请了索罗斯，请了美国的对冲基金来演讲。他第一讲人民币有泡沫，必须要贬值。第二天章晟曼说同样的讲台上，朱熔基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演讲，朱熔基说中国要承担扞卫亚洲货币稳定的责任。章晟曼是主持人，前当朱熔基讲过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脑子里轰了一声讲，什么叫大国崛起，在我的意义上，大国崛起就是朱熔基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在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学家政要的心目中，当年能够亚洲经济的是谁呢？是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日本人这个时候缩起来了，结果中国人站起来，要承担扞卫亚洲货币稳定的责任。所以中国成为了东亚经济的龙头国家应该在1997年朱熔基讲这句话开始的。然后到1997年底的时候开始到的1998年6月份，美国的对冲基金和香港政府在联交所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赌，我们动用了1600多亿人民币通过上市集团，上海实业管道出去的在香港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关于港值的对赌，最终把索罗斯敢走，东亚经济落幕。

在这一场过程中，中国扞卫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但是同时在1998年中国国内经济也非常的萧条。应该说1978年以后民营企业家朋友们第一次感觉到宏观经济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大的倒逼歇业，萧条是在1998年经济危机，那一天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叫泰坦尼克号，所以那一年在沿海地区看到很多的企业倒逼。我在1998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企业的泰坦尼克号，那个文章很多报纸都来转。有一个出版商来找我，吴献身，你能不能把那篇文章用案例的方式写下来，我写了一本我平生的第一本畅销书叫《大败局》，花了一年半，杨晋两年的时间把那本书写完。

那本书里面写到十个企业有七家死在1998年的国内金融危机追。当年出现的景象第一个是银根紧缩地第二是内需萧条，第三是所有的银行对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惜贷和银根缩进。所以中国第二大的IT企业，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中国最大的当年民营企业最大的百货连锁企业，全部倒在，第二大的家电企业全部倒在那一年，都写到《大败局》里面去。

当时为了把中国经济重新拉出泥潭，朱熔基在1998年当总理的时候，吴晓莉问过他一个问题，对中国经济怎么看？朱熔基说抬着棺材搞改革，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候。1998年为了把中国经济拉出这个大泥潭，1998年进行了非常重大的三个产业改革。第一个是在1998年我们取消了福利分房，正式把商品房的制度推向全中国。第二开始引进了香港的按揭制度，银行大规模的进行商品房按揭，所以100万的话20万可以买来。所以在胡润富豪榜里就可以看到，从1999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老板的名单。到了2000年在胡润富豪榜里面前一百个有60个是房地产。到去年的胡润和福布斯的排行榜前10位有5位是互联网人，房地产是2到3位。但是在此之前，1999年到2014年60%都是房地产开发商，这跟当年的房地产改革有重大的关系，我们把房地产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之后房地产成为老百姓居民的最大的消费，老百姓几乎拿了一生的钱透支给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买房子。形成了以房地产消费的内需消费。

第二是在1998年开放了民营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自主权，从1978年到1999年，民营企业老板赚到绝大部分钱都是内贸市场，当时外贸被管控，各种各样的外贸，比如说做机械要通过各个省的机械进出口公司，然后做农副产品的要通过农副产品或者产业进出口公司，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出口是通过这些国有的进出口公司管道来完成的。所以1978年到1998年20年，民营企业老板干什么呢？民营企业的老板把这个国家有一个短缺经济，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生产线，然后通过非常勤劳的劳动，通过价廉物美的方式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所以1978到1998年是内贸极度繁荣的时期，我们的国家有短缺，有票据，到票据解放，开始要打广告。大家开始在报纸上打广告是1992、1993年以后。然后出现了出现了产品大规模的过剩，1998年85%的产品大量的过剩。到这个时候朱熔基开始了外贸民营企业的自主权，所以madeChina是从的1998年，朱熔基把国内20年所形成的产能向全世界进行释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迹的企业，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1999年创办的，马云花了50万块钱在杭州创办，他创办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的网站排名就在第四名。马云如果早半年来办阿里巴巴，可能也没有今天阿里巴巴什么事了，晚半年也没有阿里巴巴什么事了，刚刚在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跟国际贸易相关的信息交易平台。

所以我们当年拿到的马云的第一张名片，上面有一行字，跟大家解释什么叫阿里巴巴，我这个B2B是什么东西？当年互联网还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名词，网上最大的集贸市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网上的最大集贸市场，他就问你知道义乌吗？我们就是网上的义乌。义乌是靠摊位费，你靠什么赚钱？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第二季，中国制造随着进出口外贸政策的改变，形成了一个以民营的中小制造企业为主的madechina的庞大集团。外贸对各个省像广东、浙江、福建、山东这些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增长到80%几。

1998年中央政府发行了6千亿中长期国债，开发了基建、交通轨道的建设，高速公路、城市扩容等等的，高架桥、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把钱砸下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三架马车，以房地产为主的居民消费，第二是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外贸经济，第三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城市化建设。1998年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国家经济好不好，这个区域经济好不好主要是看这三架马车好不好。而且这个格局基本在的1998年形成。这个格局形成以后对产业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1978年民营企业为主，在这个时期所有各个地区的老板赚到的钱，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食品、保健品、饮料，第二是纺织印染、服装。第三是各种各样的家电、冰箱、空调、洗衣机，最早是电风扇。基本上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赚到的钱都在吃穿用这三个行业。当吃穿用是这国民经济主力的时候，这个国家是结构轻型结构。1998年以后的主战场发生变化了，跟赚钱有关的不再是前面的吃穿用了。你想想看在中国的服装行业里面，在中国的饮料行业里面，中国的家电行业里面，列过的名字全部都是在1998年以前成名的，1998年以后只出现过几家纯奶公司，伊利、蒙牛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吃穿用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三架马车形成以后，我们发觉资金发生变化了，整个资金发生变化了。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崛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套利群体，获得了大量的暴利。第二部分随着房地产和城市化发展以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有大规模的增加，无论是房地产也好、高速公路、修铁路、建高架桥，需要钢铁。、需要水泥、需要煤。所以1998年以后能源价格开始大规模上涨。所以如果在1998年到山西、陕西一个村里面，买一个煤矿，可能30万、50万就可以了。买完煤矿以后坐在那里你就变成了一个土豪。什么事都不用干，只要跟那个村长搞好关系。迅速的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亿万富翁。所以这是一个能源价格上涨的过程。

然后中国也是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当年叫做抓大放小，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发展好的国有企业，扶持它，当年是扶持谁呢？扶持海尔、扶持北大方正，扶持四川长虹等等，上海造船厂，当年定了几个企业，要求他们在十分来年内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是到了1998年以后随着韩国模式的破产以后，我们会发觉抓大放小也不行，后来就提出了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然后退出到能源性、资源性，来进行打仗，这是1998年以后的改革。

当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改变的同时，国家整个产业利润也发生了变化，能源价格开始上涨，资源性价格开始上涨。所以为什么大家后来看会发觉，1998年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四到五年国有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原来一摊烂泥不赚钱的企业，变的非常强大、非常赚钱，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央企集团非常强大。跟1998年的改革有重大的关系，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是产业改革有重大的关系。所以1998年中国整个经济面貌由一个轻型化的产业格局进入到了一个重型化的过程。

朱熔基执政是到2002年底，2003年开始进入新的时期，2003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当时的经济面貌非常好，因为在整个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过程中是第一个恢复过来的。然后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五年的一个复苏发展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营企业在资源兴和房地产行业中获得了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如果打开2002年、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去看，那个时间段的中国民营企业老板们是处在一个信心极端爆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今天不太一样，那个时候认为改革大概要结束了，改革差不多基本上该过的关都过完了。当年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大规模的修宪。当年提出来要改宪法的第一条，因为宪法第一条是什么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说这句话不对了，我们现在不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整个利益集团也不再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企业家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哪里？当时中央政府也提出来了要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所以胡温上任的时候给全人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整个国内环境和经济改革的面貌也是处在一个蒸蒸日上、信心爆膨的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好的时间是那个时间。胡温全民给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当时南方有一本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治政经杂志叫《南风窗》，2003年全国两会开完以后，登了一张照片是胡温在主席台上握手的，上面有四个字叫“胡温新政”，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用新政这个名词，希望他们继续在过往的改革前提下，继续把中国的改革往前走，能够彻底结束掉，这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民间都持的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但是很可惜2003—2012年中国第三改革阶段，经济改革基本上都在仰望星空中完成的。这个时间里面中国的经济仍然进行了外延式的发展，经济规模不断的扩大。所以如果从总量上看，这个十年里面我们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英国、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

这十年也是货币泡沫化的十年，2002年底的时候我们的M2，广义货币总量不到19万亿，到了2012年底的时候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超过94万亿，这十年整个货币总量增加了5倍，这5倍如果用很戏剧化的方式来对比，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前70大城市商品房交易价格上涨的幅度，这十年里面商品房价格上涨了大概5倍左右。所以很多老百姓抱怨房价不断的上涨，如果从货币角度来看，人民币的角度来看，这十年的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所有社会矛盾都靠扩大投资来掩盖掉。这一届政府执政结束的时候，发现几个景象第一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庞大，我们的货币总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货币发行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区域不均衡的问题非常严重，民营资本在2009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出逃，所以我们想到老板们的大规模的移民，在2008年以前很少听到，2009年以后大规模的移民，资金大量的出走。也在这个十年里面中国形成了几个权贵家族，他们像一层油一样的盘旋在国民经济的上游，几大家族控制几个大的产业。

所以会发觉到，到了2013年，习李政权上任的时候拿了一手更大的牌，但是体制角度跟十年前相比已经变的很差了。整个国民经济从经济角度来讲，陷入到一个矛盾重重的状况，社会层面也是矛盾重重。所以变成当新的阶段到来的时候，2013年12月份我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是78年以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我认为大概是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个重要的历史性的中共全会，当这个全会召开的时候，会发觉经济发展整个基本面发生了大的变化，社会的基本面发生了大的变化。然后在经济上必须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今天中国矛盾重重，一方面进行高度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政治上不断的打老虎，确实在过去十几年发展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的疾病，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景象，2015年的景象。如果把它放到改革史上来看完全有必然性。

我简单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描述一下改革发展史，我们摇摇摆摆走到今天，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整个政治和经济出现那么大的冲突和矛盾。未来会怎么样呢？不知道。这是我们改革史上看到的一个情况。

再回到经济面来看，经济的情况。前面讲了政策，讲了整个宏观36年的经济变革，我们现在回到产业层面来看问题，今天的很多都是企业家朋友们，在产业层面。

产业层面我认为如果把它放到中国的改革史上来看，在产业层面今天也发生了一些非常大，可以说是充满着亮点的一些变化。我们前面讲了从78年为了走出整个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朱熔基政府进行了三个大的产业改革，房地产消费、居民消费，大规模的进出口和政府性投资，形成了三架马车。

但是如果再来看2015年今天的中国产业经济，如果你问我，中国2015年的经济看这三架马车，还能不能表达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基本面，如果问钱还在不在里面，还再不在房地产里面，还在不再进出口里面，还在不在政府投资里面？已经不在了。今天的钱我们认为存在于四个地方：一是新实业，第二新消费，第三新金融，第四新城镇化。2015年以后，中国的整个产业经济由三架马车的状态出现新的四个动力，这是1998年以后最大的变化。

如果从产业层面来就是大的三个时间轴，1978—1998年以吃穿用为主的，1998年到2014年三架马车为主的，今天是出现第三个大的变化。各位看未来的四个新的变化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和三架马车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是三架马车时期，所谓的消费、出口和投资，全部都是从无到有的。原来没有商品房制度，进行了商品房建设，原来没有民营企业的进出口的景象，后来又了madechina，原来没有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城市化建设，现在有了城市化建设。所以过去的三架马车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从无到有的时候所有冒险性格的人，敢于投资的人获利能力很大。找对市场，只要胆子够大，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

未来的新实业、新金融、新消费、新城镇化，不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个优质的过程。今天的实体经济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无非怎么把旧实业变成一个新实业的问题，今天中国确实在产业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今年1月份写过一篇文章，今年两会被吵的很凶，关于马桶盖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变成“马桶吴”了。马桶盖的事情虽然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会发觉说它的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施继兴的问题是跑到日本去买这些小商品，那篇文章里写到，我的蓝狮子的高管们买回来的商品是电饭煲、马桶盖、吹风机、菜刀、保温杯。每一件商品的全球制造第一全部在中国。美的是全球最大的电饭煲公司，所有的商品都是在中国第一制造大国。日本的这些商品都卖的非常贵，大家去过一个电饭煲，最便宜的是六千块，最贵的是一万块，一个马桶盖是两千块钱。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千里迢迢着飞机跑到日本买回来。说明一个景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今天已经出现了，他对商品的需求开始由品质和性能上的需求。

从今以后有四个字在中国不再存在了，叫“价廉物美”，这四个字害了中国制造很长时间，一直到今天很多IT业人，在台上坐乔布斯演讲一样的，我这台手机用全世界最好的钢板、全世界最好的摄像头，全世界最好的面板、最好的芯片，最好的零部件，讲到最后告诉你说这个手机的价格是苹果的1/3。告诉各位，到今天这个理念一定是错因为不可能那么便宜，你一定在讲假话，全世界好的东西一定需要好的价格，只有好的价格以后才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以后才有好的创新，有了好的创新以后才可以推动这个产业的进步。历史上每一个产业的进步，没有一个产业是被价廉物美所推动的。所以中国很长时间里面的实业经济规模，所谓的旧实业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通过价廉物美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然后继续通过规模经营的方式把规模扩大，然后产生边际效应。当最终规模扩大到非常大的时候，利润就像刀片一样的薄，中国每一个企业从冰箱、空调、洗衣机到衣服、到饮料，最终做到最后面的饮料一定是全球第一，第二利润是全球最薄的，这就是所谓的旧实业，今天已经吃很大的苦头了。

第二是消费部分，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镍徐晓飞国，但是我们讲现在需要新消费。

第三金融行业，现在全世界十大银行里面中国占了四家。金融服务在中国现在还是个非常弱的部分。

第四是新城镇化。

所以未来的在产业经济层面发生的变化，是一个从有，再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基础下怎么样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过往36年很多成功的商业模式很多的管理思想、很多成功的经济、企业运营理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从今往后一段时间里面，很可能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品牌、人才和企业的一个淘汰期。

先来看看制造业部分的变化。

制造业在过去的36年里，有一个制造能力非常差的一个国家，我记得当年写《激荡30年》的时候写到一个案例讲霍英东，霍英东当年在1979年的时候，来广东建了中国第一个五星级酒店，叫白天鹅大酒店，霍英东在回忆录里说，我在做白天鹅大酒店的时候每一个零配件都需要从香港运过来，夸张到浴缸，有一个软木塞子，在中国整个大中国地区找不到一个生产不漏水的软木塞子企业。这就是1978年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但是到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制造业大国。大家买的iphone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生产，全世界70%的智能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可以制造很多全世界需要的东西。

当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时候，今天所有在做制造业的朋友们都觉得日子很难过。我因为是1990年开始做企业采访、企业调研，我认识很多的实业界的朋友们。第一次开始听到回头丧气，开始说我这个声音做不下去了，吴老师你有没有一个新的行业可以推荐给我做的，大概是在2008年。2008年《劳动合同法》修改案以后发生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萧条。一直听到今天。在座如果有制造业的朋友们，日子一定非常的南我。所以很多人开始歇业、开始不干了。有的人当投资人去了，搞风投了。

制造业大的问题，我认为强是成本问题，还是被价廉物美给害的。我们在过去30多年里面，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大概是依赖于这四个状况，第一土地很便宜，第二劳动力很便宜，第三政府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我们还非常勇敢的偷漏税收。第四我们对环境保护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在很长时间里面，有一次我去做过中国的医药行业的行业性调查，结果我就发觉一个秘密，在中国的医药行业里面，一百家医药行业里面，95家是靠什么赚钱的？逃避政府的排污减免来赚钱，如果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废弃、废料、废水的话，他们没有钱赚。中国有两个行业，一是印染行业，第二是医药行业，基本上是靠对破坏环境来赚钱的。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制造就是这么带来的，完全靠四个成本优势。

但是在今天2015年，我们再来看产业经济层面这四个优势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都丧失掉了，在上海肯定是没有了。上海的一块工业用地现在都要80万一亩了，贵地方要一百万一亩，我们的土地成本不再便宜，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按照富士康的数据，富士康是劳动力成本控制比较严格的一个大工厂，120万人的大工厂，在过去5年里面一线工人年均的薪金增长是14%。我曾经调研过中国很多那些开连锁店的，麦当劳、美特斯邦威等等企业，问他们自老板，我说过去五年里面你一线劳动人员工资增长多少？大概在11—13%。但是终端商品的价格不可能保持每年11—13%的增长。第三税收，现在税收见面越来越少了，营改增以后地方区县政府给到我们返税的部分也越来越少了，第四是环境保护，从中国每一个公民开始，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四个过去所谓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优势，在今天，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可以讲已经彻底丧失完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制造业企业现在面临困难的一个时期。

今天我们去到一个制造业工厂，只要雇工在三万人以上的工厂，几乎每一家都愁眉苦脸的，无一例外。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过去的很多成功的模式，生产的模式，我们的营销模式，品牌模式，对人力资本的认知模式，资本的认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从今往后的未来几年里，从今年开始会进入到大企业危机年，前几年中小企业日子很难过，2015年开始大企业会日子很难过，而且会越来越难过。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传奇的运动员，拿过最多的国际奥运会的奖牌，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要选一个运动员，去点圣火，就是选这个人，这个人是退役18年了，1998年退役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做个人品牌的企业家，所以他很先进的，把自己的名字来做成一个品牌，我昨天在上海的淮海路看到K11，昨天3月19号开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员品牌，林丹，开了一个很大的专卖店。最早1990年李宁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品牌，中国最早开始做个人品牌，非常先进。他到2010年的时候当时创业20年，我有一个出版社叫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我们有一个研究院每年给15到20个企业，给他们做企业式研究，今年做完会完成100个企业。中国100个里面90个是民族企业，这两天在做苏宁，苏宁今年创业25周年。2010年的时候李宁委托我们说，我们创业20年了，帮我们出一本书，后来我们就帮他做一本书，书最后完稿的阶段到北京见他们的CEO张志严，2010年我去的时候这个企业仍然发展的非常好，在北京郊区弄了很大的一块地，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张总带我去看，说中国地区的销售已经和耐克、阿弟大肆差不多了，我们是前三年。第二我现在要进入欧美主流市场，要真正的做一个在发达国家的中国体育用品品牌。所以在2010年里面冠名西班牙篮球队，请了NBA的球星来代言，那个时候全国有6000多家连锁店。

然后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冠军的心》，到当当孔夫子可以买的到这本书。2012年这家企业巨亏20个亿，张总就离职了，另外来了一个老总金总，去年全年亏了8个多亿，金总也离职了，现在李宁重新回来当CEO。眼睁睁地看着这企业在过去的这么几年时间里面突然间变的非常危机，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下。我问我女儿，你知道李宁吗？我女儿1996年出生的，我女儿说我知道李宁号。现在在座的很多60、70、80年都知道李宁，到90后已经不知道李宁了。说明这个品牌的人格化，在新一代消费者的心目中已经彻底稀释掉了，在年轻人心目中没有建立起一个人格化的品牌。第二全国有6000多家联络店，现在女儿如果要去买一双运动鞋，去哪里？去淘宝、天猫、京东、一号店买。当这些孩子去一双运动鞋的时候，这六千家连锁员变成了马奇诺防线。

不能怪李宁，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快销品在欧美市场上获得过成功，这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制造业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问题。现在到欧美主流市场上说，你跟他说中国人的形象是什么？能够想的起来第一个是李小龙，第二是大红灯笼。他想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出来。你是一个野蛮成长的过程。当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话，一个企业是非常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个企业就突然间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衰败性的变化，品牌老化、渠道老化，国际化战略失控。在中国区市场里面，当你成一个排名第一、第二名领先者企业的时候，由追赶者变成领先者的时候，你的行动开始失控了。这样的景象几乎发生在中国很多的大型企业中。

去年前年两年时间里，海尔裁员裁了2.6万人。山东公司一直以来裁员很少，很谨慎。山东是一个中国的孔孟之乡，山东企业一般中高管和基层工人的薪水比江苏和浙江都要第。但是它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非常高。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教育的一个结果。所以山东的大型企业特别多，雇工特别高。裁员率非常低。但是过去两年里面海尔已经裁了2.6万人。

另外一家十年前我也帮他们写过案例，娃哈哈，1987年出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营业绩的下滑，下滑了6%，宗庆后已经70岁了，1944年出生的人，去年今年中国有一些老一辈的企业家都迈到了70岁这个槛，一个70岁的老人确实很难理解一个孩子要喝的饮料，到底喜欢喝什么饮料。所以过去五年里面这家企业没有研发出一款年轻人喜欢的饮料。虽然销售额有五六百亿，五年里面没有研制过一款。波士登中国最大的羽绒衫企业，去年关了6000家企业，各位想一下一家企业两班倒，中国很多的服饰企业陷入危机，中国很多的产业企业陷入到了危机，这是李宁式的困局。

但是随着大型企业陷入到一些困局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一方面看到很多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跟你说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跑路了、要关门了，有没有新的行业可以做的。我常常听到有没有新的行业可以投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可以开发出一个克服癌症的药会非常好。或者你可以把海水变成淡水的话，那企业也会非常好，你会做吗？你不做，那跟你没有关系，然后就走头无路，不转等死，转型早死。

另外一方面也在各地寻找，看到在一些产业区块中出现了很多有趣的转型的景象。有传统企业大规模转型的景象，下个月的4月25号，在深圳有一个转型之战，很多人已经在客户端看到我们的传播了。我们请各行各业的，请了家电业、服装业、鞋格、服务等转型成功的企业来介绍，这是我们过去几年里面在全国各地跑看到的一些景象。

网载 2015-08-23 08:4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