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梦里回到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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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通过大街是可以窥见一二的。街道当是为市民的真实生活而设,而非为国家与城市的某个虚妄形象而设。

视觉带动思维。道理多半简单,用不着长篇大论。比如,前一阵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漫画“脱吧,该你了”,寥寥数笔便道出了国民的心声;而近日在网上疯传的《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同样戏谑之中听惊雷,揭开时代之困局。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12世纪北宋首都汴京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不同的是,PS版《清明上河图》(局部)见证的则是权力清场社会所带来的一片萧瑟:原图街上的大小人物和商贩均已逃之夭夭,徒留孤零零的几排房屋和满地的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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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据说有城管在看了这幅PS版名画后颇有触动。想必是透过这幅“名画”,城管们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进入现场,借此反观自己的立场与行为——自己平时驱逐的小商小贩,不但能够创造历史,而且能够上传世名画,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些无名无姓的小人物。

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通过大街是可以窥见一二的。街道当是为市民的真实生活而设,而非为国家与城市的某个虚妄形象而设。如果只是为了城市光鲜的外表,为了国家一日千里的气象而将所有小摊贩“一网打尽”,恐怕最后不但建不成“美丽新世界”,反倒会深受这一“政治洁癖”所害。

《城管来了》更像是则图说版的政治寓言,它涉及权力与社会的边界以及政治与生活孰高孰低的问题。尽管城管合法性备受质疑,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城管”在某种意义上仍不失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

当说,人们之所以成立国家、需要政府,在于这些人造之物能够为生活提供秩序。而最根本的秩序,显然不是街道表面上的清洁,而是在于生活本身的秩序之美,在于民生与民权能够得到保障,这首先是一种权利的秩序。城管或许有能力将街道扫荡得像白纸一样清洁,但在一张白纸上我们是看不到秩序的。而当一个国家各级权力像城管管制小摊小贩一样管理经济与社会,最后得到的注定是百业萧条、百废难兴,秩序全无。

有次讲座我提了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美好?”在座学生各具理由,如先秦与民国之思想繁荣,汉唐之强盛,有人甚至说到李后主之南唐。让我倍感惊讶的是,直到最后几乎无朝代可举时才有学生不情愿地提到宋朝,想必与他们受到的历史教育与平素的耳濡目染有关。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多是帝王家谱,对社会石破天惊的发展则只作细枝末节、若有若无之陈述。革命史观下,宋室因为签了些和平条约亦被矮化为苟且偷安、积贫积弱之病懦王权。

然而,为什么历史学家汤因比会深情表白,如果能够跨越时空,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为什么钱穆与雷海宗在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时都只讲到了宋朝,余下的历史由学生自己去看?在我印象中,中国许多了解宋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某种“梦里回到宋朝”的情结。

究其原因,不外乎宋时政治相对开明民主,不再是清洁社会之利器,朝廷有不杀士的传统;经济与社会全面成长,得以自由拓展秩序等等。正因为此,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万般繁华。宋朝不愧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刻,如李约瑟所说,此时中国科技之发展,在许多方面已超过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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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中国学生“不知宋时繁华”不同的是,国外大凡有成就的学者基本都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宋朝中国已经告别农业社会走向了工商业社会。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宋时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及发明创造等方面远超世界各地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甚至主张“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同样注意到“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着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无遗憾的是,许多人研究历史只注意“改朝换代”,却对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堪称革命性的成长视而不见。

曾有学者通过《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些细节,如有人卖西瓜、戴斗笠等,认定此“清明”并非时令,而是对政治清明的期许。是不是时令,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当权力真正恪守自己的边界,当社会能够不断自由自我地拓展,当人能够充分组织、自救或者自谋生路,这个国家离政治清明也就不远了。

(作者为南方周末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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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10-14 15: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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