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徐慶全：我眼中的于光遠

簡體傳統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于光远的“身份写作”

作者 | 徐庆全

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溘然长逝，走完了整整98个春秋。

9月27日上午，我陪同杜导正老到于老家吊唁。家中已经搭建了简易的灵堂，在鲜花丛中，遗像用的是一张于老微笑的照片。记忆中，这张照片在于老90寿辰会上悬挂过，在95寿辰作为纪念送给大家过，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基本上是于老常态的形象。

我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2012年5月28日，我和杜老曾经到北京医院去看过他。那时，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只是偶尔会有知觉。他的秘书胡冀燕大姐把我们带去的杂志在他眼前晃悠，他微微地点点头，算是知道我们来了。我才真正地感觉到，原来于光远也会老。

于光远曾经说过，活过八十万小时就够了，再多就是赚了。他像孩子一样说：“我科学地计算过，八十万小时就是91岁零几个月。”他是精确到几个月的。现在，他走了，“他走得突然，但很平静”——家人说。他应该是安静地离开，因为八十万小时后他又活了八年。他到天国后也会笑眯眯地说：我赚了。我想。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拨领军式的人物，或者说标志性的人物群。1978年改革的航船扬帆起航后，潮起潮落，涌现出了一大批领军人物，于光远就是其中之一。他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从《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说起

在欣欣向荣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于光远的名字在学子们心目中并不陌生。记得在大二的时候，正赶上批判“精神污染”运动，“向钱看”也被看做一种“污染”源，而且据说源头就是于光远。

那时，我们正是共产主义思想高扬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振兴中华的奉献精神，而且，没有钱也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向钱看”，所以，至少我认为，于光远这种想法的确是“精神污染”，批之大概没错。

后来，认识于老后，我还特意说到当年那稚嫩的想法。他说，他其实是说了两句话的: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可是，当人们要批判你的时候，就可以断章取义。于老耸耸肩的样子，我们都开心大笑。

从那以后，就能经常从报纸上读到于光远的文章。那时，对于光远写的经济或科学方面的文章不大读得懂，也就不大读，而对于他反对“特异功能”的文章倒是仔细读。

那会儿，好像四川什么地方出了个能够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者”，报纸上大肆宣传；随之，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所谓特异功能者。在这场由耳朵认字开始的伪科学活动中，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调查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测试，结果证明他们全都是在变戏法。

那时年少，我和同学对这种特异功能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但很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当时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是站在于光远的对立面的，这使我们觉得相信这种事情有了更多的依据。

不过，仔细地研究了于光远和钱学森的较量，我倒相信于光远，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嘛，国家的科委主任嘛，说话总是要对国家负责任的。钱学森只是一个科学家，而于光远管了很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和他站在一起，想来他应该没有错。

那时，还流传着于光远这样的“传奇”：有一位部级官员相信这种“特异功能”，亲自给于光远写信，诋毁他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还有一位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也劝于光远“少管那件事”。可于光远却说：“政府工作听你的，科学上的事不能听你的。”

后来，我特意买了一本于光远写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算是系统地学习了一次他的着作。

在这本书里，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基础”提出多方质疑，并对弄虚作假的行为不遗余力地揭露。他说：“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骗人，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从来不敢在我面前表演，怕我戳穿他们。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气功大师分三种境界，‘慧眼通’、‘法眼通’和‘佛眼通’，其中‘佛眼通’是最高的，因此就封我了一个‘佛眼通’。说我具有比一般气功大师更高的功力，有我在场，他们的各种功能就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一片。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

于光远把对手逼到墙角上了，连对手都不得不先恭维他一番——“具有比一般奇功大师更高的功力”，可见，于光远肯定是正确的。

“身份写作”

在2005年于光远九十寿辰的纪念会上，在中宣部时曾经是他的部下的着名学者龚育之，作了一篇“祝寿词”。他说：“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同班。1935年，导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将于光远的相对论论文交给爱因斯坦，这篇本科生的论文，爱因斯坦竟然给予了指导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成为杰出的物理学家基本没有悬念。不过，他对政治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学术。

于光远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中共，奔赴延安。一到延安，他就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安排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权威。沿用几十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就出自他的手笔。

2001年7月，于光远参加我们杂志社10周年的活动，我带着他所着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请他签名。他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非常谦和的样子。我当然赞赏有加，是很由衷的那种。

不过，闲聊的时候，我倒是说了一点自己的感想。我说，这本书应当是“身份写作”的标杆。

“身份写作”，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冀望以此能够与一般的“回忆录”相区别。

读回忆录和传记，你很容易发现，大多数的回忆录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自我放大法”。所谓“有意”，是回忆者高寿，与其一同参与这段历史的人作古，他可以信口开河，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反正死无对证；所谓“无意”，是因为记忆本身是靠不住的，一般人回忆往事，记忆会不自觉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我放大”的出现，都是因为回忆者有在场的“身份”而没有“写作”的功底——没有能力通过历史记录来甄别回忆的准确性，当然也就更没有能力从历史和思想高度上来总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种东西只能称之为“回忆录”。

而读于光远的书却不同。于光远兼有双重身份：历史在场者和研究者。他本身就是一位党史人物，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侧身漩涡的边缘，有时还身处漩涡之中。因此，他关于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阅读魅力。他又是学者，本着科学的精神，对党史作了透辟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更可贵的是，他写作这本书，在充分发挥严谨的文字能力的同时，融入了史学的甄别功底。他说过：“即便本人记得很清楚，我还是要努力去找有关的文字材料，和去找知情者共同回忆。这样，既可以使写出的东西更准确些，也可以使自己更放心些。”

简言之，他的“身份”即现场回忆，仅仅是线索，而查找文献和走访知情人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这是王国维在1925年提倡的历史研究法——则丰富了回忆的内容，勾勒出可信的场景。

对于我生造的“身份写作”这个词，于老倒也不反对。他笑眯眯地说：你可以写文章来阐发你的这个观点。

“故纸堆”

于光远关于党史方面的着述，除了公开的文献外，大多是靠自己保存的史料写成的。我去他家时，他洋洋自得地向我展示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他说，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这一习惯，最初是受郭沫若的启发。“文革”前他在同郭沫若的工作接触中，发现郭对过去的许多事情记得很细，有些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问其原因，郭沫若说自己保存有个人档案。多年来，于光远也形成了保存个人档案的习惯。前述关于1978 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回忆，他就充分利用了个人档案。书中介绍的许多史实，为一般人所不知。

于光远不仅自己注意保存史料，而且倡导发表和利用这些史料。1999年底，杂志社请他担任“特邀编委”，他很高兴地答应，并谈了关于杂志以及党史研究方面的看法。

他说：要研究历史，首先是要存史。我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也会有人有这样的习惯。你们杂志要认真进行发掘，将这些原始的资料在刊物上公布，以利于研究者进行研究。

后来，他看我们没有一直没有动静，在2007年7月很认真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甚至连栏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故纸堆”，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这个栏目，我们一直在用着。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请这位新任“特邀编委”对本刊读者说几句话，以作为新世纪寄语。他很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并写成文章发表在2000年的第一期杂志上。

他在寄语中阐述了“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崇尚真实、崇尚独立。他说：“古今不乏强力干涉、不许真实地写历史的事例，因此崇尚真实与崇尚独立不可分离。历史可为婢女，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然为马克思所斥。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就是用真实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来者，不重犯或少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是于光远晚年常常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从人们熟知的列宁的“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过来的。于光远并告诉大家，这话在《列宁全集》上没有，是出自苏联的一部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