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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的教育: 《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

[美] 彼得·盖伊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5-2

由于资产阶级时代的保守和沉默，许多关于它的色情生活的记录无法考证。1898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考察他所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性道德时，很快发现这件事是非常令人震惊和困惑的。他写道：“对于性的问题，如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身体健康和不健康的--都是伪君子。”当然，弗洛伊德是在抨击他认为的资产阶级不可救药的虚伪，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在面临那种无法逾越的模糊性时，任何研究都可能遭遇失败。可以确定的是，梅贝尔·卢美斯·托德对自己性生活的描述很具体、很直率：她在这方面是无人能比的，即使乔治·桑（GeorgeSand）也不可能达到如此详尽而富有启示意义的地步。但是否在其实质上也算作无人能比的，就不那么确定了。梅贝尔·托德如此勤勉地写下的记录，其历史价值和趣闻轶事不同，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并验证。她可以不断反复地回忆“我所熟悉的那种美妙的高潮感觉”；她可以重新体验她“甜蜜的性生活”，那种即使重复多次也不会削弱的快乐的感觉。即便如此，究竟有多少人--包括其他中产阶级主妇或丈夫，甚至是那些与伴侣正处于热恋阶段的人，能如此甜蜜而又频繁地把性爱回忆记录在日记里，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确定的答案。众所周知，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由于时间、地点、地位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人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更何况，每一种性爱经历都与人天生的禀赋、早期的性满足和后期的机遇紧紧相连，并根据出生先后次序、最初性体验、痛苦的遭遇等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没有任何性爱经历能完全代表另一种。保存下来的性爱记录只是很偶然的事件，并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集体记忆的扭曲。从那些碰巧被保存下来的、或历史学家竭力研究的性爱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从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未被记录的性爱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这些记录要么已经永远丢失了，要么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我在本书使用的资料只是这个庞大的亲密关系文献中极小的部分，这些文献深藏于无人问津的阁楼或档案馆中，更不用说那些毁于无意的文献，或被震惊的后人销毁的文献了。把自己的性爱经历写成文字，并公布于众--就像梅贝尔·托德以令人佩服的勇气所做的那样，这种行为本身就使得作为目击者的作者身份令人怀疑，因为在整个19世纪，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仍然对他们的性爱过程守口如瓶，即使是那些勤于写日记的人也是如此。

研究资产阶级情色生活的历史学家不应该跟随他们一样也保持沉默，他也不该仅仅作为传记作家。但是由于他所用材料的特点非常独特，而且是支离破碎的，这些又迫使他考察尽可能多的目击者并劝诱他们作证。间接的、无意的透露有时和直接的、显性的证据一样有价值。为了研究梅贝尔·卢美斯·托德一生中有几个伴侣以及其伴侣的性格，我利用了三种证据：日志、日记和他人的信件。这三种证据部分地相互印证、部分地相互补充，但有时与她所记录下来的性爱经历相矛盾。对女性整体性行为的研究极其稀少，并缺乏可靠性，但仍然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而19世纪对女性性行为的普遍观点被证明是公众急于分享个人隐私的幻想。所有这些材料只能作为例证，而不是确切的证据：它们是“文化素描图上的几个重要的点”。这种历史是不可能找到确切证据的，这张地图只可能是一张草图。要验证它的可靠性，则只能去找出是否有其他的例证表达了另一幅“图景”。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只能利用他已经可以设法运用于他工作中的记录，而且只能像他运用他的所有资料一样：怀着一种质疑的态度。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的怀疑应当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那种经历记录的“温柔的部分”--性行为，因为在这种记录中，作者的笔触受到骄傲、羞怯或尴尬等情绪的直接影响，因而虚构的征服、否认失败、情感的扭曲，甚至有时是抄袭的公式化表达，所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日记的作者，或曰自传者之中，不论他们是怎样敏感或是多么聪明，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自己所有的情感冲动，或是对自己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有意识的。他们常常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真正说了多少。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怀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一个具有专业素养的研究者来说，仅靠怀疑又是不够的。正如我已提到过的，弗洛伊德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提到了如何通过书面词语的表层意义来挖掘深层次的性需求和矛盾。通过明显的证据去解读无意识的幻想是一种方式，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样就能扩大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公开范围，同时把他与同时代的人联系起来，并与他的过去联系起来。这种解读方法确实不易，但是通过利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我已经成功地走过来了：即使一个人试图掩饰其内心最深层的欲望和好恶，但每一个细微的方面都能显示其内心。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这种内心的自我袒露，并能理解它的隐含意义。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