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最爱读方术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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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最爱读方术

= 李零 =





我写过十本书(不算与人合作的书),《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是我的两本代表作。我不夸张地说,用考古材料填补空白,系统总结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主要是战国秦汉的方术知识,或道教、佛教以前的方术知识),这是第一部。


前两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当客座教授,凑巧,李泽厚先生也在那里,他很重视我的研究,问我下一步有何打算。他希望我能扩大战果,最好是三考、四考,不断写下去。我很感谢他的鼓励,但自己的想法却是赶紧收摊。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就方术谈方术(自有他人,何必是我),而是另开局面,把它后面的东西,更高层次的东西,再发掘一下。


我很感谢中华书局,他们愿意给我出新版。借这个机会,我想在前面讲几句话,跟读者交流一下,让他们知道,我说的另开局面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一下方术的读者,即什么人最爱读方术。然后,就这个话题,说说我为什么要研究方术。


方术,于《汉志》六类,本来是属于它的后三类。它的前三类是六艺、诸子、诗赋,属于人文,后三类是兵书、数术、方技,属于技术。方术就是数术、方技的统称。技术在当时还是学术之半,有一定地位。但汉以后,隋以来,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数术、方技只是子部底下的一个小分支,地位就不行了。读者,除了专门干这行,在司天监和太医院中供职的所谓“畴人”者流,只有闾巷卖卜的江湖术士和穷乡僻壤的愚夫愚妇。正经读书人,没有人要读它。


可我偏偏要读这类书。人家不读,我反而读。


现代读者,情况又如何呢?就我所知,主要是四种人。


第一种,是有信仰需求,迷信超自然,并活学活用的读者。正如刚才所说,他们才是方术最基本的读者群,最铁杆的读者群,古往今来长盛不衰的读者群。他们读方术,主要兴奋点有两个,一是算命,二是看病。我的书,本来不是为这批读者写,但写信打电话,屁股后面追,热心读者是这种人。有些单位请我演讲,听众提问,也离不开这两大主题。我一再解释说,算命有地摊,看病有医院,这两样,千万别找我,我可不是干这个的——但我必须承认,方术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第二种,是研究科技史的。这类读者,是近代才有。他们是到方术中寻找科学,属于沙里淘金。这不但提高了方术研究的层次,还可以和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实行“国际接轨”。过去,研究古代,政治口号是“古为今用”。怎么用?典型说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华取出来,糟粕当然就不要了。原来的知识系统是什么样,他们不关心,淘金后的沙子更不用说。他们和第一类读者正好相反。前者关心的是沙子,他们关心的是金子。但金沙没有淘出,原来也是沙子。沙子比金子,更能反映全貌。光有这类研究也不行。这种人是专家,已经形成专门的研究队伍,但比起前者,人数少得多。


第三种,是我的同行。他们本来是学考古或古文字的,因为出土发现,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抓耳挠腮读不懂,才急用先学。我原来的出发点也是如此。中国方术,现在的知识,中国近代化以前的知识,主要是宋以来的知识。宋代以前,早期的知识,主要靠考古发现,一是简帛文献中的材料,二是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三是其他有关的出土实物。这些发现,主要是近百年的发现,特别是近30年的发现,说是新知识,也是老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新发现的老知识。它们和宋以来的知识,其实是一脉相承。港台有一种偏见,我不同意。他们说,大陆的人文学科都不行,只有考古,一枝独秀。他们说的“独秀”,其实是发现,不是学科。发现是托祖宗的福。我的同行我知道,眼界、见识和水平,哪里就比别人高?这种人,数量更少,掰着手指,都算得过来。


第四种,是把方术当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资料看,特别是当宗教史的资料看。上面已经指出,方术这个混沌,既和科学技术有关,也和宗教迷信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和后者关系更大。我不信教,但信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最近,电视上说,调查表明,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全世界,无论用什么标准统计,信教的人都是多数,他们宁肯相信宗教领袖,也绝不相信政治家。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西对比,这个代表多数的想法,谁也不能忽视。迷方术,信宗教,人很多,但把方术当宗教史研究,人很少。关心这个问题,几乎等于零。





研究方术,我是作者,也是读者,而且首先是读者。上面四种,我算哪一种?主要是后面两种。第一种,我是外道。第二种,我是外行。第三种,和我的专业知识沾一点边,但严格讲,就算这一种,也是非常边缘的研究,要叫行里人说,也不是玩意儿。我觉得,奇奇怪怪的术语,密密麻麻的图表,还有数不清的药方,本来就很枯燥,如果研究来研究去,只是为复原而复原,为前两种读者找材料,就没劲了(我是说,对我没劲,不是说别人)。第四种,我更关心,但对谁都是难题,对谁都是空白,我也好,别人也好,谁都是外行。


我经常说,学术有专攻,但问题是没有学科的,就像复杂的手术,必须请专家会诊。但专家如果不来会诊呢?


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尴尬局面是,很多问题,都是搞的人不懂,懂的人不搞。


我用外行研究内行,用内行研究外行,自乱家法,原因在这里。


没有办法呀。


最后,我想说点题外话,但却是题内之义。


中国有方术,外国也有,前些年,我在法国高等实验学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宗教学系当客座教授,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带我看过法国的日书,并向我介绍过欧洲的方术门类。他说,中国的方术比他们的方术更发达。


人家对我们很敬重,我们不能太狂妄。


我们要知道,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是靠科学来传教。科学虽不等于方术,但在文化比较的谱系上,其位置却是对应于巫术和方术。他们的术,古代不如我们,但现代比我们发达。在科学的面前,我们的方术像巫术。


还有,我们要承认,在大教代小教方面,在宗教大一统方面,他们比我们走得更远,宗教的地位更突出,远比国家更能支配一切。中国的教没有这种地位,再大也大不过国家,撑死了也只是三教之一。更何况,大教之下,还有数不清的小教。即使大教,也是大杂烩,比西方有更多的小教特点。


我们是国强教弱,他们是教强国弱。


中国的宗教不发达(利玛窦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没有像西方那样笼盖一切,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颇有争论,我看未必是坏事,特别是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中国早期宗教,方士和儒生是两股力。这两股力,在中国历史上各有变形,各有遗产。方士的遗产在道教,儒生的遗产在取仕。前者的优势是信仰,后者的优势是政治。但儒生在信仰上争霸权,与道争,与释争,可谓经久不息。今天,作为体用之争的延续,作为国粹与西化之争的延续,也有这类冲动。有人甲午不服气,庚子不服气,倒也罢了,辛亥、五四,气也理不顺。他们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只学船坚炮利或议会政治,那是没有学到根本,夷也有道,是他们的教,故死乞白赖,非给咱们中国立个教。立什么教?不信洋教信什么?现现成成,当然是儒教了。道教不行,政治去势,无为无为了两千年,自然没它什么事。


立教之说,久已不行,如今又成新时髦(有几个钱,气就粗了)。谁都赶来凑热闹,我觉得十分无聊。


先秦的孔夫子,不管政治观点多保守,他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人家老子、墨子平起平坐的批评家。他这一生,累累若丧家之犬,无权无势,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汉以来,唐以来,宋以来,孔子不断被圣化,地位越来越高,两千年吹捧,是他想都想不到的。但就是这么吹,他也还没有被拔高到耶稣那样的教主地位,时人以为可惜。我看,没什么不好。现在的学者,说是弘扬中国文化,其实是糟蹋中国文化。他们把一切中国文化都装进儒家的瓶子里,表面是大,其实是小。再把孔子弄成教,就更加可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儒家二字所能概之。就算讲儒家,又何必舍本而逐末?


吾爱孔夫子,乃先秦的孔夫子,活着的孔夫子,真正的孔夫子,而非后人吹捧为大成至圣先师,政治化和神学化的孔夫子,更不是那个还在幻想之中,有如救世主的孔夫子(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


去圣乃得真孔子,还俗才有新文化。


这是解放孔子。


五四运动批过孔,时人讥为太过火。但我说,就算过火,它把孔大圣人请下神坛,有什么不好?现在批五四,蒋介石的批评,海外和港台的批评,大陆知识精英“倒霉看反面”的批评,根子是反共,专吃革命后悔药。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当即遭到胡适反驳。这样批五四,难道不过火?


五四的遗产很多,当然可以批评。但有一点,它是批不倒,也改不了。这就是,孔子再伟大,也甭想回到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因为依托的东西没有了,制度的东西没有了,就像把皇上请回来(伪满是最后的尝试,日本人的尝试),或自己当皇上(袁世凯),那是不可能了。


从今以后,我们才豁然开朗,任何整理国故者,只有超越中国遗产之上,跳出中国遗产之外,用世界眼光,重新审视这批遗产,才有资格讲话。

中国的新文学之路和新史学之路,都走的是五四之路。大陆这边是这样,台湾搬去的传统也是这样(如史语所)。其文化定位要远胜于当年的国粹论,也远胜于如今的新儒家。


启蒙并不是立孔为教的闹剧,中国文化也不是弘扬民族的道具。


我这么看。



2005年10月4日写于北京南线阁甲39号院

摘编自《中国方术正考》新版前言,篇名为编者加



(统筹:启正 编辑:松露)






中华书局1912 2015-08-23 0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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