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 有情所累此生--弋舟小说论 《文学青年》弋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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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4期:弋舟专号



关于弋舟

弋舟,1972年生,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着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等。


有情所累此生--弋舟小说论

李德南


在当下,“70后”文学已渐成气象,不但写作者众多,风格也非常多样,弋舟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总的来说,弋舟的写作,可视为对人之存在困境或他所说的“幽暗的厄境”的探询。他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并无清晰的时代背景,有意赓续由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开创的先锋小说传统,注重形式和叙事实践,追求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另一类,则把目光放在当下,通过相对简单的情感故事去表现复杂的时代变迁和精神镜像,达到以简驭繁、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幽暗的厄境


《时代医生》、《桥》等小说,或可看作是弋舟的“先锋写作”的代表。《时代医生》写两个刚毕业不久的眼科医生,一男一女,第一次共同参与一台手术,给一个患有轻微斜视的小男孩治疗眼疾。手术后,这个同时患有严重肺癌的小男孩常常用手去捂自己的左眼,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把本应该开在右眼的刀开在了左眼上。很快地,小男孩的病情急转直下,体内迅速转移的癌细胞使得他眼睛上的绷带还没有打开便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参与手术的男医生最终也确认了一点:伤口的位置是正确的,手术并没有发生意外。“男孩生前左右的动作,也许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也许,只是牵拉后的眼外肌令他感到了左眼的不适……”说起来,这只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故,对这两位医生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在事故的谜底并未完全揭开时,他们便陷入惊恐之中,觉得“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抽象了,全部凝聚成一股力量针对着他们那小小的心脏。”也正是这场事故,他们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成了情人,夫妻,后来又离了婚。子虚乌有的事故可以被澄清,那种“与生俱在的莫须有的恐惧”,却再也无法一一摘除,他们也只能在恐惧的重负中生存。他们一生的幸与不幸,似乎都与此不无关联。


《谁是拉飞驰》、《桥》、《鸽子》、《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等小说,也通过不同的故事和人物,承载了弋舟在文化和哲学层面的思考。这些作品具有某种超越的气质,其传播和接受,也不限于一时一地。


弋舟的写作,大概经历了一个由虚而实的过程。越是接近当前,写实的色彩越重。《嫌疑人》、《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李选的踟蹰》、《等深》等小说,便带有鲜明的“新世纪”印记。在这一批作品中,弋舟对当今时代诸多问题的观察,常常是以一九八零年代作为参照。在他或者是他小说中的人物看来,一九八零年代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一个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时代。一九八零年代末则是社会历史的分界线。两个时代虽然不无关联,但彼此的精神状况大不相同。在一九九零年代以后,社会已偏于务实,甚至是过于务实,以至于人们不再有任何真正有重量的精神追求。理想与浪漫,诗意和激情,都成了一种“剩余的”记忆。弋舟也有意于从不同阶层的人与生活入手,来展现时代变迁的不同侧面。


诗人、作家往往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敏感的心性,敏锐的直觉,使得他们对时代的幽微转折洞若观火。《嫌疑人》正是以诗人作为主角。小说里的格桑原来是一位诗人,在西藏居住多年。“后来他离开了那块遍地诗意的地方,回到生他养他的这块盆地。生活在这块盆地,格桑被抽丝剥茧般地还原,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有了医疗保险和住房公基金,有了亚健康和一个女儿,诗当然是不写了……”整个故事,既是对一个诗人人生经历的打量,也是对社会转型的隐喻式书写,暗含着对商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批判。《嫌疑人》带有浓重的抒情气息,而抒情在里面,不单是一种文学手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后者的衰亡,才是真正让格桑感到难过的所在。


在《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里面,底层百姓成了小说的主角。时代的巨大变化,令格桑这样的诗人黯然神伤,愁肠百结。而在小说里的小徐、曲兆寿等底层百姓的眼中,当今时代几乎成了一只无情、凶悍的庞然大物,是需要予以肉搏的对象。他们的工作和身份,他们的尊严和价值,都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剥夺。更为反讽的是,他们甚至只能靠不断地降低自己,匍匐在地,靠无耻和耍赖,才可能赢得生存的权力。比较而言,《嫌疑人》依然有“抒情诗”的味道,《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则俨然成了“讽刺剧”。


对于不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言,他们所过的,则是“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平淡和无聊成为人生的基本处境。《李选的踟蹰》里的单亲妈妈李选,正是在“闲极无聊”的时刻,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同学曾铖,开始和他有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的交往,处处透露着中产阶级或小资的情调。当然,在这种平淡、平庸的生活的内里,也不乏压力和危险。比如像李选和她的上司张立均之间,就被置入了诸多职场上的权力因素,让她对张立均有一种依附与被依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对李选来说,这是一种无从摆脱的局面,她所能做的,只是严格地去遵守“世界已经约定俗成的那部分规则”。尤其是当李选的同事小苏,因对李选有觊觎之心而被张立均解雇时,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他的附庸。张立均能够这样“不由分说地”毁掉小苏的生活,自然也能毁掉她的生活。


人生的“耻”与“罪”


在这两年大受关注的中篇小说《等深》里,时代的变迁,被小说的叙事者刘晓东看作是造成“一代人的溃败”的根源。这种溃败,涉及社会建制与个人生活、物质与精神、道德与心灵等不同层面。这不单是对外部世界、对时代的批判和否定,也是自我生存感受的表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晓东,也包括弋舟其他小说中的叙事者,常常把自身也视为需要予以否定的对象。这些人物身上,往往有着浓重的耻感与罪感意识,带有非常强烈的内省的精神。


从现代以来,很多中国作家都习惯于把文学看作是启蒙与救亡的手段,重视文学的批判功能。然而有不少人,在试图“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时,是把自我完全排除在外的。作家的潜在主体,在小说中只是审判者或受害者,不需要承担任何的罪与罚。而弋舟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时时解剖别人”,也经常“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面对种种“幽暗的厄境”,他们常常充满耻感和罪感。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丸尾常喜在论述鲁迅的着作中,曾把“耻”看作是一种包括“耻辱”、“惭愧”、“含羞”等不同形态的、意义相当宽泛的意识。“‘耻’是在自己之中兼具‘能够看见的自己’与‘看人的自己’的意识。所谓‘看人的自己’,是指人给自身设定的典范或征象;而‘能够看见的自己’,则是在这一典范或征象映照之下显出否定性真相的‘现在的自己’,换言之,这是同典范或征象相背离的意识。人希望弥补这种背离、超越现在的自己,因而在这种深度的背离之前不能不表现出含有紧张的沉默。”也就是说,耻感,主要是指主体或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的一种道德自觉或伦理意识。对于种种可说或不可说的痛苦,可解或不可解的生命无常,种种令人惊恐的残酷真相或价值沦陷,弋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会怀有浓厚的耻感--尤其是当上述的种种都指向自身的时候。


以耻感为基础,弋舟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还有浓厚的罪感意识。这不单是指某人犯了法律意义上的罪,而还意味着,“我”具有道德意义或良知意义上的罪。他们会觉得,当前世界的种种恶与不幸,都与“我”脱不开关系,“我”是其中的参与者,甚至是根源。“我”对此负有责任,甚至是根本性的责任。因此,罪感也是一种共同犯罪的意识。


在《锦瑟》中,京剧团的琴师“老张”曾因为自己年老而依然有性欲、甚至忍不住去嫖娼而感到羞耻。在他的外孙女林彬杀害导师家的保姆秦美之后,这种耻感便上升为罪感。老张觉得,正是因为自己的荒唐举止,林彬才会去杀人,这是根本原因。“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老天给了我最严厉的处罚,他把一头老公羊犯下的错加在了一头无辜的羊身上。”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彬杀人和老张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这种“耻”与“罪”的意识,对老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通过这种耻感和罪感,使得他彻底地逼视个人的灵魂与自我。也正是因为这种切身的耻感和罪感,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也就是林彬的博士生导师“张老”,在目睹了秦美那“混世的阴谋与卑劣的诡计”之后,会在心里生出悲悯和宽恕。也正是因为这种耻感和罪感,使得他在获悉林彬杀人时,引发了直接的救赎行为,希望能替林彬顶罪。他们的心灵告白,都带有忏悔的意味。


有情的叙述


弋舟的小说,之所以有这么多关于“耻”与“罪”的表达,与他信仰基督教不无关系。有论者也早已指出,“弋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但是,他绝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图解教义,而是借助宗教文化把他对人生、人性的思索引向纵深。他对犯罪的反复书写,深层里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对人性的不信任感和对生命原罪的深刻体认,而宗教文化还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他自觉的宿命意识和深沉的悲悯情怀。”(翟文铖语)这是对弋舟小说非常有洞见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阐发的是:为了让“耻”和“罪”的意识更符合中国人的实际人生,为了能借此更好地勘探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弋舟往往会以“情”作为书写的重心。


弋舟笔下的人物,很少一开口就谈教义,也并非都有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对于亲人、朋友和爱人,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被各种困境所包围,经常有一种找不到出路的痛苦,让他们觉得更不堪的是,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也在“幽暗的厄境”中。《跛足之年》中的马领,能接受自己活得如此痛苦,却一心让自己的妹妹马袖活得幸福。《锦瑟》中的“老张”,也是因为自己的外孙女杀了人,加倍地放大了自己所该承担的罪与罚。


除了亲情,爱情也是弋舟小说中的人物所念兹在兹的。在《李选的踟蹰》中,弋舟曾围绕着“情”,“结合着‘爱’的图景”,认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诚勿扰’的时代,是一个电视相亲秀盛行的时代,是一个男男女女可以大大方方在屏幕上以香车宝马为资本来定义爱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交换,空前地成为了爱情约定俗成的第一要义,理直气壮,速成又速朽着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在这样一个讲究实利,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难以再“葆有磊落的爱意”,也“不再具备契阔的深情”,李选和曾铖也因此爱得踟蹰,直到跌入绝境,才多了一份决绝。对于弋舟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正是因为有这无法割舍、难以忘怀的“情”,他们此生此世,才活得特别累,“耻”和“罪”的意识也才会一直在心头盘旋。他们的体验和遭遇,也许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无缘何生斯世,有情所累此生。”


这种以“情”为核心的书写,显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有着深入了解才能做出的安排。按照李泽厚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乐感文化,缺乏对彼岸世界的信仰,着力于肯定此生此世的价值,以身心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为理想和目的。“情本体”又是乐感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是以“情”,以家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也只有经由“情”这一载体,经由这种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弋舟笔下那些人物的“耻”与“罪”,才真正令我们觉得痛彻,动容。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固然活在绝望中,但也不乏微弱的希望;他们有卑微的一面,但是也不乏尊严;他们未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也常常展示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教养和举止。他们都是有道德感的、庄重的人,弋舟的写作,也是一种庄重的写作。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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