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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一般说来，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却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所以后者的含义更复杂，更丰富，它集文化、商业、投资、个人好恶、群体热点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预判性与风险性。出版人终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条分缕析，就是在找寻那一张所谓好书单——

王云五先生早年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边学英文，边学知识。受此影响，他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擅长遴选、分类图书目录。他发明“四角号码词典”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即是明证。

王先生开书单，堪称“世界第一书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组织“万有文库”，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两集四千多种图书，数目之大，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野心的文库”，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方针，也是王先生提出来的。

遍览王云五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列大批书单，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此丛书拟出版八十种，实出四十一种，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李长傅《中国殖民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东原《中国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李俨《中国算学史》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四十三个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着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一九八二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第一辑五十种。陈原先生派人送给胡乔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见到陈先生，谈到这套书，说了一些很具体的编写意见。陈原先生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送给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书单”。

——古典名着，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他谈话时列举的例是希腊罗马的名着，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达克。他说已译出的校订译文，尽量能精确表达愿意；他说这方面做出选择不难，因为评论多。）

——从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着作，品种较多，宜选译学术性较强，对当时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着作，也可选译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着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辈出的西方哲人，他说这个名单和着作比古典时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选译；他说起过作用的是指起过积极作用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举了几部书的例子，大都是被目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若干名着。）

——本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着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着重学术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对我极为不利的着作，如确要译，不要列入名着，并应考虑发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单行本，也要考虑发行问题，不列入名着；（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此书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时没有引起轰动，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热潮，评介研究这部“小说”。他说这部书很反动，彻头彻尾反共的，作为知己知彼用，可以译出，但绝不能让它到处传播。）

——要注意选译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

——要注意选译一些经典型的通俗科学着作，特别是大专家写的通俗着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陈先生写道：这条是我写信时加上去的，想借此请教他；他对这一条特别注了几行字：“该书只讲狭义相对论，且因……（我在初中时即读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着。”）

一九八九年底，辽宁教育出版社“国学丛书”树帜。我为这套书专门成立一个编辑部，请来三位高人：葛兆光、王炎和冯统一先生，请他们帮助选书。他们首先撰写“编辑旨趣”：“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着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他们开出的第一批书单包括：《国学今论》、《天学真原》、《谶纬论略》、《岐黄医道》、《汉字说略》和《宋明理学》等。还有几本书目，当时作者未能写出，包括《佛典常谈》（陈世强）和《旧学新知》（陈平原、夏晓红）、《载道以外的文字》（钟叔河）。

记得一九九五年，葛兆光先生与我讨论“国学丛书”的后续作品，他提出一些冷僻的题目，诸如《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书研究》、《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和《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经济伦理》等，找不到名家执笔，只好作罢。

金克木先生写《少年时》，其中有一篇文章《史学老话》，仅千把字。他以人为线索，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中国学术的流变，列出二十个主线。诸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古为今，以今为古；章炳麟—黄侃—刘师培：是古非今，以今傍古；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移外为今，欲外体中用，结果仍是中体外用。下面还有傅斯年、顾颉刚、李济、夏鼐、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陈寅恪、钱穆、马建忠、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冯承钧、向达、陈垣、汤用彤、许地山、鲁迅、郑振铎、王国维、吴梅、李俨、钱宝琮等数十人。金先生一一点明他们的专长与学旨，按照这样的路径步入浩如烟海的国学领域，以人索书，以书知理，自然会产生“航标灯”的感觉。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先生传真，谈到几部牛津辞典的翻译工作。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书不但精美，还多不胜数。比如，我们谈的音乐类图书，道群兄一下子列了一大堆目录，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如数家珍”。其中有：《牛津流行音乐辞典》、《简明牛津音乐辞典》、《牛津最新音乐辞典》、《牛津艺术辞典》、《牛津歌剧辞典》、《爵士乐》、《协奏曲》、《交响乐》和《牛津红酒辞典》。

同年五月十三日，林道群先生传来“牛津艺术史”第一批十一种书目，包括：《当代设计》、《摄影》、《中国艺术》、《欧洲艺术》、《意大利的艺术与社会》、《美国建筑》、《当代雕塑》、《拉丁美洲艺术》、《古希腊艺术》、《罗马帝国与基督降世》和《艺术史的艺术》等。他在信中说：“成本投资其实不会很大，因为主要是文字，彩色图片占的篇幅不会太大。仍走我们两方合资的老路。”还有一套《Reading Tree》。来信的结尾处，道群兄又写道：“前天沈公来电传，说吴彬怪他现在不理‘书趣文丛’。我刚才给他建议十本港台的佳作，且也传给你们一阅：李欧梵《狐狸洞话语》；刘绍铭《偷窥天国》；思果《功夫在诗外》；罗浮《燕山诗话》；梁秉钧《越界书评》；黄继持《重读鲁迅》；古苍梧《书想戏梦》；陈辉扬《梦影录》；黄子平《边缘阅读》；郑树森《张爱玲的世界》。”

节选自俞晓群《那一张旧书单》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