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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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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都浸淫绝对权力的传统，俄国仍会赞叹那些异端，仍会有十二月党人式的异端，他们来自绝对权力的核心，却背叛了这绝对权力。但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国藩，或许再到眼前的甄嬛，我们对权力、对权力代表的中心价值，只有彻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学到其中的各种小技巧……

一

纳坦·埃德尔曼（Natan Eidelman）相信，赫尔岑可能是一个世纪来最幸运的俄国作家，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除去自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审查，他也完满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优秀读者”。

自1847年流亡以后，赫尔岑不仅没从俄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显着的姿态出现。先是《北极星》、然后是影响力更着的《钟》，他在巴黎与伦敦编辑的杂志成为俄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从理想主义大学生、青年军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热心读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与其上书宫廷，不如投书《钟》。伦敦的流亡出版社与圣彼得堡宫廷的距离反而近些。

纳坦·埃德尔曼是赫尔岑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是1970年代苏联最活跃的历史学家之一。当他描述赫尔岑的幸运时，他的同代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自己时代的隐晦抗议。沙皇俄国尚能容许这样一种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断然不可能。

除去赫尔岑的传记，纳坦·埃德尔曼也以有关“十二月党人”的研究着称，这些着作在1970年代初的苏联知识人中盛行一时。“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为了创造一个他们希冀的现代俄国，他们不惜发起了一场起义，试图刺杀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败的起义，引发了绞刑与大规模的流放。这悲剧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灵，赫尔岑也是其中之一。起义发生时，他不过是13岁的少年，却深深被其中强烈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与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最终流亡至伦敦——正与此相关。

不管是赫尔岑，还是“十二月党人”，都是俄国历史上的“异端”，是这个有着漫长政治专制传统的国家的自由派声音。在纳坦·埃德尔曼书写他们时，苏联短暂的“解冻期”已过去，一个高度控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再次到来，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义”都有复活的征兆。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着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

尽管如此，纳坦也是个迟来的政治觉醒者，并未怀疑这个制度。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着名报告，才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随即因一个学术讨论小组，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丢掉了中学教职。

在19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际技巧，纳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学术界。他接触到赫尔岑的资料，以他编辑的流亡杂志，他出版了论文《作为出版家的赫尔岑》。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赫尔岑的三部曲传记。对于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最佳选择。苏联历史笼罩在意识形态中，沙皇帝国的历史有着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长的视角，理解沙皇帝国更显得必要，苏维埃革命到底缘何发生？而俄国的自由传统，则对当下是个莫大的鼓舞。

纳坦的声誉在1970年代到达顶峰，不仅出版书籍，他还参与历史节目的制作，成为正在兴起的视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对于官方来说，他在容忍范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进行了知识探索，还展示出某种自由姿态；对于公众来说，他对俄国历史中的“阴谋”与“权力”之探索，则满足了强烈的、猎奇式的好奇心。

他从未公开地展现政治态度，他与“异议人士”保持距离，甚至“准异议人士”的标签都让他愤怒不已。但这道德上的暧昧也让他付出代价。在他的日记中、着作中，他用历史人物来自我慰藉。他将普希金描述成一个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却不同意他们的暴力手段。纳坦也对于历史学家卡拉姆金充满认同感，后者编纂了权威的俄罗斯史，攻击伊凡大帝是暴君、谋杀者，却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严酷统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帮他缓解了这种道德焦虑，他积极投身于迅速涌现的公共讨论中。他坚信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俄国传统中，国家权力占有绝对的支配，社会群体薄弱，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发生，在这种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声音至关重要，它能提醒、建议、警告这个绝对权力。

他同时保持者某种审慎，对他来说，俄国的历史曾充满“自由的幻象”。亚历山大一世也曾把俄罗斯拉向西欧，但随即尼古拉斯一世又回到封闭与压制，亚历山大三世解放了农奴，激起了暂时的希望，但沙皇帝国还是被一个更强大封闭的系统取代。他把戈尔巴乔夫的兴起视作第三次“自由的幻象”。他把历史视作螺旋式的上升，一些特质不断重复，但它们又不尽相同。

这次幻象将持续多久，导致什么结果？纳坦·埃德尔曼卒于1989年，他未能看到失控的1990年代、普京在之后的崛起……

谁是我们的纳坦·埃德尔曼？二月河的帝王小说、唐浩明的将相传奇，都曾风靡一时。倘若纳坦着迷于阴谋与自由，他们则沉醉于权力与人际关系。这或许也是两国历史的微妙差异，即使都浸淫绝对权力的传统，俄国仍会赞叹那些异端，仍会有十二月党人式的异端，他们来自绝对权力的核心，却背叛了这绝对权力。但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国藩，或许再到眼前的甄嬛，我们对权力、对权力代表的中心价值，只有彻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学到其中的各种小技巧……

二

“俄国新十二月党人”。2012年1月的《纽约》杂志这样称呼一小群普京的抗议者。在标题下，还加上了普希金1825年对十二月党人描述：“他们不停地聚会，无论高脚杯里的葡萄酒，还是玻璃杯里的伏特加，他们一饮而尽、慷慨激昂，他们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有时聚在焦躁的尼基塔那里，有时又跑到谨慎的伊里亚家。”

此刻，普京将再度竞选总统的消息已传出。修正不久的宪法已将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这也意味着倘若他当选（必定会再度连任），他的实际统治将从2000年延伸到2024年。这也令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者之一。

倘若纳坦·埃德尔曼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会做何想？我很是好奇，这一代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青年，还会阅读他在40年前的那些历史传记吗？

尼古拉斯一世与十二月党人的时代都太过遥远了。杂志中描述的青年一代，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在他们的经验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成为新参照，他代笔了苏联历史上一个有少许自由空间、但停滞、沉闷的时代。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着一张普京逐渐衰老时的照片flash，它一下子变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样子。这既是玩笑的嘲讽，也是逼真的恐惧，很有可能，这一代人最好的时光，就都生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之下。

对于这一代的抗议者来说，普京不再是那个重整国家机器、将俄罗斯带回强权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新的专制人物。这一代人伴随着俄罗斯逐渐经济复苏、全球化的趋势成长，他们与纽约、伦敦、巴黎的年轻人分享同样的咖啡、音乐、消费自由，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相似的政治选择。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是贵族子弟、是既有权力的一部分，2012年的新十二月党人则来自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新中产阶级，或者用更时髦词语——“创业阶层”。他们理应代表俄罗斯的未来。

“新十二月党人”引起了媒体上的喧嚣，却迅速消散了。“创业阶层”是一群很难找到根基的理想主义者，而普京则控制着一切。当然，“新十二月党人”也不会招致大规模流放的命运，他们仍被这个政权有限度地容忍。俄文版的《Esquire》杂志仍可以接连不断地批评普京，互联网仍几乎未受审查，有一个半自由空间让人可以做暂时的发泄。但一旦你形成真正的挑战，你就会被迅速地摧毁。

“大量文献只是叙述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普京治下的衰败，而没有论及一个专制政权如何走向成功。”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研究者不久前写道，他试图纠正长久以关于俄罗斯的观察角度。

纳坦·埃德尔曼或许会赞同这一判断。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15年，只是俄罗斯历史另一个“自由的幻象”时期吗？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