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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郝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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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东方历史评论“外刊扫描”栏目的文章取自《现代亚洲研究》（Mordern Asian Studies）2011年的专题“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验，记忆和遗产”。

以往西方学界在抗战研究中将国民党政府定性为腐败、官僚、作战不力、行政混乱、从内部垮塌的政权。但这里的前两篇文章却试图去理解国民党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税收受阻）和它带来的积极贡献（建立公民意识）。这并非为国民政府剖白，只是为了这让我们更客观的从另一个视角切入那段历史。

后两篇文章则描绘了共和国时期人们对于抗战记忆的流变和从中继承的遗产（退伍军人问题）。这是对于这场战争国家反思的反思。如果说历史是主流叙述的层累，那么这里你看到就是对于抗战史的层累过程的重新发掘。

战时经济的崩溃——合理体系被混乱政策驱逐

整理自《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作者FELIX BOECKING

John Brewer说过“政府行政部门建立收税，搜集财物和征用支援力量的通路的能力足以决定战争的胜利或羞辱。”对于他而言，为了维持激烈的对外战争之，英国政府加强了财政机构的收税能力。这造就了英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却与英国的情形相反，战争带给国民政府的只有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腐败的名声。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国民政府所采用的紧急战时财政体系有关。由于海关这一主要收入源的失效而采取的一系列替代性的财政措施加速了战时民国管理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更是让国民党逐步丧失了其合法性。由于这一失败，直至今日，战时国民政府依然被历史学家们描绘为财政无力，贪污遍地。

在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之下有两个主要机构，其一是财政局，另一个是独立于财政局，由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领导的海关机构。它的工作只有两项，收集关税和打击走私。虽然民国政府已经在1928-1930年完全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关税收入的一部分还是要优先偿还庚子赔款。海关机构的逐渐失效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了国民政府管理体系和经济政策的崩溃。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1927年定都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国民党的财政政策相当成功。海关执行秘书E.D.G.Hooper在1937年去信财政部“国际贸易的和整体经济的恢复，连同货币改革成功带来的复苏让整个国家看起来很有生机。”直至此时，海关收入已占全国税收的40%以上，成为国民政府中最有效的税收系统。

但是这一平和的发展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即告终结。大型的沿岸城市如广州，上海的陷落，以及长江出海口的丧失，使得关税收入大幅缩减。至1938年十月始，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的关税已经降低到总体关税的20%。海关机构不再成为支撑财政收入的主体，它的影响力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个影响海关机构声誉的事件是在1938年五月3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英日海关协议，同意将日方收集的中国境内关税由香港转存至日本银行之中，以换取日本保证中国关税如常优先支付庚子赔款。由于海关机构虽然隶属国民政府，但一直都是由英国人领导，所以此举更激发了国民对海关的反感，将其斥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表”。国民政府体制内其他部门也开始抵制由英人把控的海关。

但是战时国民政府由于领土丧失，财源被阻，再加之严重的难民负担和军事开支。不得不依赖海关重新寻求税源。既然已经丧失了国际贸易关税的控制权，那么就只好转而国内形式的关税了。在国民政府时期其实一直都存在着这样被称作“转口税”的国内关税。任何从一个国内内陆水口转到另一个水口的本地货物都需要交纳这种转口税。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海关监察官Frderick Maze爵士曾批评这目税种在稳定税收体系中非常不合时宜。“废除这一税种势在必行。”

然而在1937年，国民政府将转口税的税收范围由蒸汽或轮船在两港间转运的货物扩大到了所有水路关口间转运的货物。这一转口税被固定在7.5%，这一附加税收在1939年之前带来了税收的显着增加，但是1940-1941年它却开始逐步下降。

为了阻止这种颓势，国民政府在1942年五月15日废除了转口税，改用战时消费税进行替代。尽管在名称上改头换面，但战时消费税的本质实则是早在1931年即被国民政府废除的厘金。厘金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开始设置路障，收取携带货物的商贾行人的税。这种税收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要有军事力量支持其强制性即可。这毫无疑问的让实际负责此事却没有枪杆子的海关不得不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步转换已经彻底将它变为了鸡肋机构。

厘金收入本身对于内陆商业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效果。这一措施因而也只能产生短期效果。加之随后而来的恶性通胀，它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除去税收，打击走私是海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战时贸易的特殊性使得这项任务也变得愈发棘手。虽然面临着道德指责，但由于物资缺乏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不得不再短暂的禁止后，默许；额与日本占领区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在1940年之后更成为了“边境贸易”的主要部分。在美国战略办公室的统计下，双方贸易在1940年达到了1200万美元。在之前对于边境贸易稽查和税收有着绝对权力的海关更是不得不面对其他机构和军队的挑战。在于占领区的贸易关口上就有税警总团，缉私署，战时货运管理处等组织与之竞争，而这些组织其实都是军统的下级单位。由于戴笠在战争时期扩大的权力，他甚至意图在1944年将海关也那与自己的麾下。这种出于私利的繁复组织关系进一步削弱了海关的力量。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乱政迭出，权力边界模糊的管理体系代替了曾经运作良好的税收体系。海关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削弱的历史暗示着整个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崩溃的管理性原因。而正是这种延续到战后的无效管理注定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

现代中国公民的诞生——难民身份证连接的国民关系

整理自《Classifying Citizens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1937–1941》作者RANA MITTER

在历史学家Theda Skocpal的比较性研究中，国民党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早在和平时期就已经注定。因为国民政府的统治在那时“开始丧失了它的群众基础并且逐渐堕落成一系列官僚主义利益团体。”在这种解释下，“国民党被日本军队从东部富庶地区驱逐不过证明了它统治的内部缺陷。”这一经典结论在近期的历史研究中受到了挑战。中英方面的近期论文都表明国民政府在战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的专业性和权威，而非如之前所假设的那样腐败，软弱和毫无效率。本文作为其中的一篇，试图从重庆时期难民管理政策入手，展现国民政府在利用行政手段塑造公民身份和意识上的努力。

Robert Culp的文章将民国和晚晴时期的公民身份定义为“一种可以超越现存政治行为和道德人格模式，同时又延续了帝国晚期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的使命感的伦理-政治行为。”简而言之就是将“作为整体行动”作为国家公民身份的标准。但是这种公民身份和意识的产生却被1937年的抗日战争所打断。

从19世纪晚期开始，行动主义的公民概念（要参与行动方才能被认为公民）已经被中国精英们所接受。在这一时期公民和民族是一体两面的概念。国民政府也继承了这种整体性公民的概念，在1920年代，国民党方面认为由于它具有唯一合法性，所以理所当然的要将无国民意识的人民转化为组成党的公民。在强调党民一体的同时，国民党也试图去承担了它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度的先锋角色。东三省在1931年的沦陷和共产党对于阶级斗争的宣传让蒋介石更加意识到建立公民身份，并借由此统一国民的重要性。新生活运动就是针对加强公民意识而生的软性宣传手段。

1937年之后日军占据中国半壁，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包括共产党的其它政治势力拉入抗日阵线，这使得以党民同体的既定目标变得很难达成。但同时政治光谱的延展又使得它有了更宽广的社会动员手段去定义公民在战争中的角色。此时，如汪伪政府的日本控制下的敌对势力推出了“与其在独立之中寻找自我的实现，不如在大东亚新秩序下寻找自己位置”的公民定义。这也逼迫着国民党去确立一个与汪，共有所区别的战时公民理念。“我们要抗战到底，故而所有中国的公民都要参加其中。”这就是国民党方面在战时公民的新定义。

对于在1938年面对一系列军事失败，退守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能保证抗战继续坚持下去的核心就是“动员”和“社会凝聚”。而这两点也是建立公民整体的重点。为了能将这已因战争变得一团散沙似的国民收拾起来，重庆撤退也被国民政府宣传成一场英雄主义的战略战役。

除去可能已经让人觉得疲倦的政治宣传以外，由于大规模的难民涌入大后方地区，国民政府在进行物资实践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了另一种建立公民理念的行政手段——身份证件。

在敌占区的生活充满了遭受敌意的恐惧，而背井离乡前往没有生活基础之处也是很大的冒险。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可能抵抗力量作为难民前往西部未被占领地区呢？帮助他们安排生活，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在1937年至1940年间，国民党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难民接受系统。在这段时间内，国民党签发了21400万元的难民经费，同时在一个相当完善的福利工作介绍体系下为90000难民寻得了职位。至1941年早些时间，共有9200万难民通过了国民政府的接受系统。

政府在提供福利的责任上的转变是一个重新定义公民对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的转折点。尽管这个过程并非线性的，也不是全新的。在晚晴帝国晚期，自然灾难发生后的国家支持已经形成了常态。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集中权力在1928年才算建立。1931年的长江水灾造成了进六十万人的死亡，而到了1935年同样类型的灾害造成的伤亡已经大幅减少。这正是现代国家灾害应对能力提升的结果。

由于迁都初期的财政混乱，以及难民的大量涌入。救助物资的采购和对难民的发放都由公民社会组织进行的，甚至部分非政府组织还在难民接收上贡献良多。这与国民党希望借难民救助建立党国一体大政府形象的意愿相去甚远。为了加强国民政府在整个难民救助过程中的存在感，他们要求所有的社会组织都依照国府行政机关签发的难民身份证发放救济。而对于那些尚未获取身份证的难民，社会组织有义务指导他们领取。这样难民们就可以手拿NGO的救济粮，心念中华国民党了。

身份证的发放除了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以外，还有很大的实用性。通过对它的登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次发放救济和减少过量申报造成的腐败。而且这种难民证件也有着初步审查归类的性质。在1940年的难民证分为甲乙两种，只有甲种才有获得直接经济或物资救助的权利。它们只发放给初到大后方，生活尚无着落者。在持有甲种难民证期间，他们领取定额的救济，并且等待救助委员会指派的人员帮助他们去寻找新的工作，救助人员不能给点路费搪塞过去，必须要落实他们的工作。一旦为难民安排了工作之后，他们还会被发放路费。他们的义务就在于这些工作都是由国家进行指派，如果不服从工作安排的话就必须还回难民身份证。这两种身份证也显示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变化了的关系：接受国家的更多支持就意味着对于国家具有更多义务。

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继承下了许多国民政府时遗留下来的遗产。而那时生发出来的公民意识也是在其中。而且实际上直至现今的中国，如何处理党，国家，类似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宣传之间的问题也与战时国民党有着诸多相似。比如说没有身份证就没有权利的保证这点上。但区别是，现在并非有了证件就有了权利。

沉默的老兵——卸磨割驴舌

整理自《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作者Neil J. Diamant

在1944年苏德战争之时，Pravda出版了一系列由名不见经传的作者Oleksandr Korniichuk的论文。这些论文只是在攻击苏联红军当时以阶级出身作为军官选拔标准，而忽视了那些早期苏联红军中对国家做过贡献的老战士。对于那些Korniichuk代表的退伍军人而言，战时经历较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更是自己国民性的证明。在越南，Bao Ninh在1991年发表了一部半自传小说《战争的苦痛》，描绘了作者当时经历过的战争苦涩，与战后越南社会的格格不入。这本反英雄叙事的战争小说在越南登上了畅销书榜首，引发了社会大众对于退伍军人的同情。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合作却很难见到这样反映共产党军队中老兵现实苦难的作品，张正璐在1989年出版的描绘内战的《白雪，红血》刚刚刊行即遭封禁。

退伍老兵在中国相对沉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渠道。一个退伍群体是否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在于

1.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2.他们战争中的角色在社会人群中的认同度

3.他们能够组织地区乃至国家级退伍军人组织，并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影响力。

4.他能与其他精英阶层组成联盟的可能性，或者他们自身组成阶层相对多元。

上述四条中国退伍军人都没有。

我们先考察一下退伍军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解放军退伍军人中，有相当比例的战士是在三大战役时期投诚的故国军战士，虽然他们大部分都被送上朝鲜战场以证明忠诚，但是终其一生都要背负不被信任的名目。

除了这样政治上的压力，绝大多数军人在退伍时都会被原籍安置。但在经历过多年战火之后，许多战士的家族已经举家流亡他乡，家人也可能惨遭杀害，甚至整个村子全部变成废墟。对于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了。而回到原籍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又一次转为普通的农民。在安徽省金寨县，只有21%的退伍军人在村镇政府中获得了职务。其他地区的比例往往更低。1953年方才返乡的他们在行伍间错过了土地改革和基层农村利益分配，突然归家时也往往被认为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破坏。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将他们视为自身权力的威胁，加以歧视。虽非自愿回归，但他们还是被地方资源分配者视为负担。很少的土地，被炸毁的祖屋，政治上受到排挤，多年军事生涯带来的年迈和农业技能生疏都让这些再次变回农民的老兵的处境远不如一般的庄稼人。

在城市中的退伍军人也照样有自己的麻烦。工厂招工人员普遍认为退伍军人过分骄傲，会在工作中带来麻烦，并且难于管理。一些企业干脆直接和当地劳务部门摊牌“别给我们分配老兵。”结果在1953年头两个季度中，48%的城市退伍军人依然失业。

退伍军人在返乡之后面临的工作歧视并非中国所独有，一战期间尼日利亚，加纳乃至美国的退伍军人都生活相当艰难。但在二战之后通过的GI法案使得美国的这种情况大为改善。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这种对于退伍军人的反感常常根植于对于他们服役目的不认同。在越南战争期间，由于许多地方干部对苏联充满警惕， 而与美国开战引发的一系列风险更让他们无法理解这一决定。在重工业集中的上海地区，被美国空袭和国民党反攻的可能性更加深了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党的宣传机制也未能成功的消除群众的疑虑。在一次抗美援朝学习会上，一些上海的老师问道“就我们知道的社会阶段论而言，帝国主义终将被战胜，而人民最终会取得历史的胜利。那现在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危机之中呢？”有些老师甚至拒绝佩戴红袖章“国民党在的时候，我们说国民党是好的。共产党来了，我们又说共产党是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那现在国民党又要打回来了，我们怎么办？”

不像妇女，工人，青年，海外华侨，残疾人甚至业主那样，老兵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组织的退伍军人抗议就已经开始了。许多无业老兵举着“政府不管我们就只好讨饭”的标语聚集起来冲击政府机关。在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老兵黄碧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要求行政独立，并获得与共产党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及一年，黄就被划为右派，其组织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官方对于退伍军人组织的态度可以从1966年的事件中一窥究竟。12月21日，80名从各省聚集来的退伍军人来到中南海要求面见周恩来。周出面接见了他们，肯定了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并以自己老兵的身份拉近与这些抗议者的距离。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老兵们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级的退伍军人机构”时，周便开始打太极。他声称，退伍军人可以借由工作身份加入当地的文革组织，但是他们本身不具备自我组织的基础。在引用了毛签发的文件之后，老兵们最终退缩了。在整个文革时期，1/3的老兵加入了造反派，向当地的基础官员宣泄积压已久的不满。在西南三省，老兵们和同样倍感歧视的少数民族青年组成联盟制造了许多暴力事件，并破坏粮食运输系统，直到中央派出军队镇压。

在意大利法西斯时期，“战斗法西斯”组织中退伍军人有着自己的代表和独立性。在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中，退伍军人也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例如“西班牙战争伤残军人联盟。”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在1956年建立一个象征性的组织“苏维埃战争退伍军人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在之后逐渐获得实权，并保持了很大的独立性。他们可以对政府施压，并作为一个解决“黄油与面包”问题的平台为老兵争取利益。在1950年中期，中国政府也组织了基层性的“退伍军人委员会”，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权，也无力与劳务部门交涉。比之行政机构，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听取抱怨和学习精神的社区团体而存在的。

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基本上与所有其它阶级隔离。而共产党军队主体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阶层。这使得在中国，战士们的真实生活状况难以通过文艺作品得到宣传。而这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是民众接纳，认知老兵的主要途径。

老兵是个脆弱的群体，他们大多出身社会底层，因而更容易在退伍之后感到孤独，焦虑和对已不存在的集体的依赖。所以他们更需要一种代表自己声音的组织，去宣誓退伍军人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但是在中国他们没有。为共和国战斗过的他们在沉默中逝去，在不甘中被埋葬。他们被夺走的不光是被尊重和被照料的可能，也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可能——去描绘如他们所见的战争史。这本应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治权利。

如何书写日军暴行——战时和现时的两种理性

整理自《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作者PARKS M. COBLE

在当今的中国，对于抗日战争的公关记忆变得比任何时代都可视化。在博物馆，电影，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民众被日军残暴的杀害。尤其在大众媒体叙述南京大屠杀的地狱之景时。但是这种将中国人民纯粹作为无力受害者去展示的视角在历史上却并不主流。尤其在当时的战地记者笔下，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是他们着墨点。在Kirk A.Denton看来，“从1990年代开始，关于抗日战争的讨论才转向陷于日军之手的中国受害者。”这篇文章试图复原淞沪会战，南京屠杀及大后方空袭战时记者对日军暴行的报道，并探究如此报道的深层原因。 除此之外也试图理解90年代后描述转移的内在逻辑。

中国东部沿海传统报业重镇的沦陷毫无疑问打击了国内的媒体。然而对于战争新闻的需求却依然庞大。大部分的记者和报纸都几经辗转成功的在大后方生存了下来。所以在那时仍有许多随军记者留在战争前线。因此报业并不缺乏对于那里发生的暴行的一手资料。

审查制度也往往被指为这些暴行未能披露的主因。但当时的审查主要着眼于前线报道是否会泄露国军军情，从而影响战局。虽然蒋介石在战前一度意图加强对媒体的审查。但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至1938年十月武汉失守之间，一意迎敌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新闻报道。这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洪流涌动。”但在武汉失守之后，媒体控制又被收紧。范长江许多揭露国民党领导缺陷的文章正是在此时遭遇审查。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许多暴行并非发生在前线，因而未被透露。比如说731部队生化试验的信息从来都是日军的高度机密。甚至在日本投降治后，美国占领军出于政治目的也未将其公开。结果远东军事法庭也未就此追责。“慰安妇”的存在也是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方才被泄露出来的。在南京大屠杀时，由于中方记者在城市陷落之时就告离开，就算他们可以陆续收到暴行的消息，但最直接的报道反倒来自西方记者。

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两点皆非暴行被忽视的主因。当时媒体界和文化界的共同信念才是。对于那时大多数中方记者而言，将国民描绘成日军攻击下的无助受害者于时局毫无裨益。他们理性的任务并非去描述那些眼见的“客观事实”，而是用笔唤醒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坚强。左翼记者们更是将战争报道是为动员，凝聚人民的途径。战争暴行是可以报道的，但只有克制的表达才不至于让它打击人民的士气。而为了动员的目的，英勇抵抗主题才应该是报道的主旋律。就算战争的残暴被稍稍展露，文章中的人民也绝不能显得束手就擒，任人宰割。“自1938年八月13日始，敌人开始用新式武器杀害我军，我军伤亡惨重…但敌人也同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敌人在我国南部和北部都损失惨重。”中国人民也许正在死亡，但他们也在抗争。

范长江亲历淞沪会战，并因为对于上海战况的一系列报道成名。他的文章中充满可对于被卷入战火的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对惶惶不得终日的难民的同情。尽管对于这些流民的苦难有着细节的描绘，范十分注意不刻画他们是无助受害者的形象，而是转而展现那些在良好领导和组织之下的中国民众的巨大潜力。他作品里哪个不论面临什么样困难都说“有办法”的17岁卡车司机正是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当他作为前线记者经历了一场一场的国军失败之后，这种理性逐渐转变为一种对最终胜利的信仰，因为他相信通过这场危机中国人民确实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了。因此他和他许多同事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依然斗志昂扬。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足以引发国际社会同情的事件，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出现在许多国际刊物之中。国内也有胡风，郭沫若拟写长文叙述城内惨状。然后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章并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刊行。在上海租界的大美晚报上，有一篇翻译自中国周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但是却被放在报纸第三页的下端不显眼的位置。而当其他媒体对此事进行宣传时，往往都会以人民的抵抗为转折。在抵抗文学杂志1939年组织的一次文学竞赛中，阿龙的一篇描绘南京屠杀的手稿本已获评委会青睐，但颁奖礼却突然取消。40年中，他的修改稿再次遭拒。直至1987年这部《南京血迹》方才面世。在39年作者后续的文章中，他力争自己的作品并非“战败主义”。由此可见，南京屠杀的真实反映由于其丝毫没有展现出中国的抵抗故而在政治上难获认同。

在对于重庆的空袭的描述中，记者们倒是一反常态的不大吝惜对于惨状的描写。甚至连断肢孩童都会出现在文章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无差别空袭这种新的进攻形式足以引发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重庆和其他空袭地带居民的防范意识。因为在反复空袭开始一年之后，很多居民面对空袭的反应还是手足无措。而这些发生在大后方的难以避免的伤害对于住民而言更容易引发愤怒和团结。稍微激进的写法更容易调动人民的情绪。

在毛时代的中国，媒体对于日本暴行的态度一如战时。因为那时的叙事主线在于突出毛主席带领下的红军英勇抵抗，拯救家国。但是九十年代之后，由于某个事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成了党宣的重点。日军暴行作为中华人民所经历的共同苦难非常容易激发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被翻建，战时民众成为了任由外族欺凌的无力受害者。对于这些异族带来的痛苦的恐惧和愤怒很容易让人们更认同国家这个整体。

两个时代的媒体都在按照那时所需的理性去阐释事实。而不论哪种，都是为了引导人民。 一条希望能引导人民走向抵抗的胜利，一条希望引导人民贴近广场上的红旗。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