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序余世存《中国男》：帝国遗民的历史…

簡體傳統

朱大可

“帝国遗民”的历史群像

——序余世存新着《中国男》

余世存的近作《中国男》，为帝国遗民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肖像画册。这些正在被人逐渐遗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成为世人缅怀或反省的对象。这种类似“史记”列传的司马迁笔法，并非由余世存发明，但是他所选择的，却是不同寻常、富于争议、被误读、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无疑问，“平反”成为本书的一个显着的内在动机。它揭示了作者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

全书包含着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训）等等。这个庞大的41人的阵营，几乎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写本。

耐人寻味的是，世存在书中选用了一种古怪的“人类学”分类标准——“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他纳入了衰人、伟人、圣人、强人、才人、牛人、悲人、畸人、寡人、奇人、怪人、觉人、神人、志人、贤人、德人、痴人、杀人、智人、达人、狂人、完人、毒人、学人、真人、诗人、顽人、义人、赤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隐人和哲人等等，由此编织出独特的民国人物谱系。

书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旧式语词，源自文言话语体系，跟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令整部人物志弥漫着民国时代耿介学人的气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寻租关系。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本人就是这复杂人格体系的当代镜像。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就此对人物展开价值背书。他首先利用标题对每个肖像进行分类，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晚清、民国乃至本朝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进行价值估量，判定他们在历史空间里的非凡意义，甚至高声喊出自己的激越声音。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蓄意制造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剥除谎言和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基础上进行意义的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中国男》大致属于前者，而《非常人》则应属于后者。他独自囊括了两种文体，俨然是一个古罗马的骑士，站立在两匹马的战车上奔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籍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而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人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90年代以来，这个阶层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社会属性，沦为一群体制内的思想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