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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三

1994年，随着人民币贬值到位中国正式确立出口导向政策。从出口导向开始，中国经济进一步大力打压国内经济，强化对国际经济的依赖。

中国的出口导向是依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意思是，比如英国羊毛的成本高而澳洲羊毛的成本低，英国生产高档毛呢的成本低而澳洲的生产成本高（缺乏生产技术能力）。根据比较优势，澳洲应该主要生产羊毛获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英国应该主要生产毛呢获得利益最大化。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大学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在比较优势中，中国具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就是具有廉价资源优势，同时西方具有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当时国际上对于品牌还缺乏认识），所以中国的出口导向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廉价”：使用廉价的人力和资源生产出廉价商品出口，换别国高端的工业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和日本韩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日本的出口导向是政府习惯性地投资教育（从明治维新开始就首先倾全国之力发展儿童普及教育），另外日本大力支持高科技领域，让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获取高利润，然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拿着昂贵的日元在世界范围内低价收购农田矿山等资源。中国则是通过人民币持续贬值，让中国的人力资源和产品更为廉价去国际市场寻求生存空间。

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背后是政策对中国农业的打击对工业的摧毁。为了获得外汇，中国从1980年代就积极招商引资。1980年代中期，人民币汇率达到2.5-3的水平，此时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既无法吸引外资也无法实现出口导向。随后经过1985、1987-1989年通胀和1992-1994年大通胀，人民币汇率贬值到8.6，西方公司到中国投资成本变得极为低廉。

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到中国设厂，从两方面为体制创造外汇：第一，投资到中国并开拓中国市场。美元留给外管局成为外储，体制可以使用这些外储消费；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赚的是人民币，体制可以印钞支付不再担心进口替代对外汇的消耗；第二，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中国的出口获得迅速发展，可以赚取更多外汇，同时体制解散国企强迫国企职工下岗，中国的工业力量被彻底摧毁。

摧毁工业力量的好处是没人再与体制争外汇，更没人再批判或者反对体制的经济决策。体制把很多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卖给外资使外资独享市场，体制对农村征收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罚款，摧毁农业迫使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体制摧毁工业和农业的伟大成果就是大量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农民不得不外出到外企和出口加工企业集中的沿海地区做廉价劳工，体制对国内经济的摧毁力度越强，就越能够为出口导向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只有人民币贬值到极为低廉才能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只有摧毁国企摧毁农业人们才会背井离乡去做廉价劳工，参与到出口导向的人越多，其增长潜力也就越大。但是，国内经济基础被摧毁后就完全依赖国际经济循环，中国经济变得非常脆弱。

在贸易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美国面对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开始频繁威胁中国。美国多次准备动用贸易制裁条款让中国让步减少贸易逆差，每年中美讨论贸易问题的时候中国体制都非常紧张，因为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早期，中国的出口虽然成长迅速但是出口总额并不太大，大多数国际市场的出口组装加工业务仍然在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手中，中国还在追赶阶段，同时内地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已经垮掉产生大量流民，这时候如果美国真正实施制裁将引发出口大幅受挫，沉重打击沿海经济，一旦沿海经济受挫，大量人口失业，体制的统治基础将面临崩塌危机。

为了能够保障体制的生存，当时的决策者在推动农业税和工人下岗后还推动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定为经济支柱）和西部大开发（通过毁灭西部环境而获取更廉价的资源）以减少体制的支出促进出口实施。与此同时，决策者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谈判，做出巨大让步，让中国能够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世贸组织）。

综上所述，出口导向就是体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将眼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开始踏上国际化扩张道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取代四小虎成为出口加工组装的主要地区，外资加速进入中国，外管局获得更多的外汇。与此同时随着出口导向的贯彻，中国的实体经济格局实现重组。至此中国经济形成三大部分：

第一，体制经济，包括垄断央企/铁公基行业，体制支持垄断央企的形成，保障垄断央企的利益。垄断央企/铁公基看上去在执行实体经济的功能，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实体。从功能上，央企/铁公基对外成为体制的支柱，以实体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成为市场吸金器，帮助体制吸血，对内则实施体制化统治，丧失企业管理功能。

第二，外资企业。中国工业体系被体制摧毁后，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工业-实体经济-的主干，这些企业替代原来的生产型国企成为主要支柱，支持中国经济运转，也让体制能够轻松获得各种享受。这些外企除了直接使用外资品牌，还低调控股不少中国名称的企业。外资企业和品牌比较注重质量，产品不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属于优质。

第三，民营企业（私企），主要包括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进行出口组装和加工或者生产供内销的产品，也有企业做大成为上市公司，不过不论是出口企业还是上市公司，一般都按照作坊模式操作，赚的是血汗钱。

出口导向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工业的脊梁，工业文化在中国消失。1990年代出口导向确立后，倒掉的主要是中国成系统的生产型企业，取而代之的是外企对中国经济的主导和控制。例如，在一个苏联援建的化工厂里，基本上没有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只有原材料采购、生产和维修。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逐渐折旧老化，工人们也随之技术的过时而遭到淘汰。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工厂中，都有完整的工厂运作系统，也就是人、财、物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本质是人，包括管理队伍、工程师队伍、科研所（主要进行原材料和产品的检测和局部试验）、技术工人队伍、配套车间和相应的工程师和工人队伍。整个工厂内部的管理、技术、生产和维修都按照完整的系统进行运作，相互之间进行配合协调。在这样的工厂中当厂长，尤其在设备日益老化的时期，让工厂安全运营、不出重大安全事故，而且能够将产品卖出去，必须具有很强的工厂管理能力和超前的市场意识。这样的厂长必须懂生产，而且会识人留人用人。

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苏式工厂的要求，还不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需要领导具有更长远的眼光，持续创新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这种工业系统的组织意识和系统能力可以归结为工业文化。

1990年代，朱镕基大规模解散国企，打散整个工业文化模式，以外资投资和控股进行替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领导者和核心部门人员都是由本土派出或者雇佣欧美港澳台工作的华人，整个管理系统能力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外资在中国生产的主要是边缘部件，核心零部件都在本土生产，一旦中国经济衰退外资无利可图，将管理人员撤走并停止供应核心零部件，在中国的生产设备将成为废弃物。

从中国经济分布的角度，内地的一些地区已经形成较强的工业基础具备相应的工业文化，当沿海地区的外企取代内地的国企，内地经济失去发展的基础。

四

从出口导向开始，中国本土实体进入小散乱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除了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在出口导向的政策下发展起来的都是低价劣质的作坊式工厂。这些工厂依靠廉价的人民币、廉价的资源和人力大规模生产劣质产品并将产品廉价倾销到全世界，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更加迅猛，占据世界低端易耗品市场的主要份额。

在消费模式上，欧美品牌的商品除了在发达国家便宜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很昂贵，这些产品主要针对世界不到10亿人的市场。中国商品则以外观类似、价格低廉的方式迅速占领世界各地的市场，即使在欧美市场，大量低技术商品也由中国占据。在沃尔玛，各种非品牌的低端日用品大都是中国制造，在家居装饰市场，各种低端灯泡、低端电子电器和简单工具也是主打中国产品。

中国生产成本的低廉吸引西方国家把生产线搬到中国。1990年代中国主要承接亚洲的低端产品生产，21世纪西方企业逐渐将电子电器产品生产转移到中国。最初中国成为PC台式机的主要生产地，随后中国加工组装笔记本电脑、iphone、ipad等，中国的山寨作坊也跟随国际品牌大量生产手机和平板电脑然后外销。

随着西方对中国产品的大量进口和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加工线转到中国，同时对中国的出口减少，这引发美国和欧洲（德国除外）对中国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中国则获得大量外汇。

另一方面，虽然作坊式企业的大量繁殖实现了大量出口，但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大倒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文化可以由低到高大致分为三类：小农文化、工业文化和服务业文化，其中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脊梁，也是更高级的服务业文化的基础。

任何一个服务业发达的国家都必然具有非常深厚的工业文化基础。例如，瑞士是世界上高端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其（广义）旅游业和金融业在世界具有显着影响力，如果没有瑞士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瑞士的高端服务业。

1990年代，中国工业被摧垮后退到小农文化状态。小农文化的关键问题是无法理解工业文化的复杂性。对于作坊主来说，组装一些低技术产品就是做工业产品，在文化思维上这些人是典型的小农思维。

小农文化缺乏社会批判意识，憧憬未来很美好，包括所谓的感恩。工业文化的关键则是批判，通过批判认识问题再解决问题。

1980年代，整个社会对欧美日充满积极学习的态度，对中国充满批判，希望中国能够按照欧美日等国的方式发展。很多国企积极学习质量管理，引入质量管理系统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同时对体制也进行批判，促使体制改变，使中国工业能够获得大的发展。（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王尚一 2015-08-23 08: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