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民本思想

簡體傳統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是明末清初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54岁时，他写下了一部具有民主色彩的划时代着作——《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清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的前夜，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一些行业中出现。在《明夷待访录》中，他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该书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对民主政体进行了初步的构想，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较之于同时代的欧洲，《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一个世纪，可谓开世界近代民主思想之先河。这本超越时代的巨着对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明夷待访录》的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有由晦而明之意。“待访”是指等待后世明君前来求访采纳。该书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等21篇文章，它所体现出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宣扬平等观念。
历来封建帝王都以“君权神授”的神话来欺骗和蒙蔽人民，为其统治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对此黄宗羲从民本观念出发，展开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他在《原君》开篇就对君权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小心的论证。对于君与民的关系，他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主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即天下人生来是自私自利的。而古代的圣君正是为使天下人“受其利、释其害”而产生的。上古时代的国君从属于天下百姓，并直接为百姓服务。但是后来，封建帝王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一人之淫乐”，已经成为“天下之大害”。他历数封建君主的罪状，深刻地揭露了君主制度的罪恶本质，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不仅如此，他还做出了“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假设，这较之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宗羲所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既然君权来自于民，就应当客随主便，君应为民服务，而非凌驾于民之上。因此，“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君民不应由出身不同而产生高低贵贱之分。显然，这种认识比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论及君臣关系时，黄宗羲指出，臣并非为统治者而设，臣应该对天下百姓负责，而不是国君一人。他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安定与否，主要取决于百姓的生计，而非统治者一家的兴盛与衰败。因此“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君和臣都是为天下百姓服务的，君臣之间应当是相互协作的师友关系。可见，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他主张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从这些观点中不难窥见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子。
提出以公法治天下的新法律、法制观。
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中，重“人治”而轻“法治”，所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即认为只有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圣人，而没有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法”，而圣人治理国家依靠的主要是道德。对这种政治观，黄宗羲在《原法》篇中提出了异议。
在黄宗羲看来，“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因为“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三代之法”的主要内容是“为之授田以耕之，授地以桑麻之，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他批评“三代”以后的国家之法，指出它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明，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这种法律是维护君主利益的，只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已失去了法的本意。
因此，他反对以一家之私法治天下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创立利民、贵民、养民、爱民的“天下之法”。他认为，好的法律应当是“天下之公器”，是为了替天下“兴公利、除公害”而设立的，它以“养”天下、规约社会关系为主，还利于民，使天下百姓拥有利用一定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满足私利的权力，而这种法的核心不在权力支配关系，更不在私人控制体系，它应当具有社会最高权威，甚至君主的意志也不能超过法律的界限。
主张学校议政立法，改革教育制度。
教育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社会变革的诉求在学校教育中必然有所体现。在《学校》一章中，黄宗羲首先指明“学校，所以养士也”，肯定了学校的传统功能在于为社稷培养人才。但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绝不仅仅是读书考试、求取功名的场所：“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作者进一步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即应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以学校公议决公理，定大是非、大政策，使之具有议政参政的作用。
根据他的设想，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员要在学官面前就弟子之列，而学官对于其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於众”。黄宗羲所构思的学校，将名儒和大儒作为批评、监督各级政府的舆论力量，借舆论来影响政治、限制王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似于近代议会或社会舆论中心之类的机构，强化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力。他规划的学校监督王权的方案，可以说是我国两百多年以后发生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声。
在学校教育的内容方面，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并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他在痛斥科举取士制度之流弊的同时，倡导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主张开设多门课程：“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这些主张，无不体现出黄宗羲在学校教育中追求人性的回归的强烈诉求。
提出“工商皆本”、“天下大公”的富民主张。
在经济上，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富民”的设想之中。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天下人的福祉所在。黄宗羲认为，富民的重要前提是“授田以养民。”他建议“重定天下之赋，以下下为则；以天下田分天下户口，每户50亩，其余听富民所占，授田税什一，未授之田二十税一”。此论既体现出“天下大公”的理想，使耕者有其田，又非绝对平均，富民仍可在天下余田增广其地，且以税率差之法，承认原有私田之权利。另外，黄宗羲还批判了“暴税”的弊端，认为“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因此应减轻赋税。采取了这些措施，就能使农民安于田，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增加社会财富。
明朝中后期，我国商品生产和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地区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传统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黄宗羲在“富民”的改革设想中，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在《财计》篇中，他批驳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观念，要求发展“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使其同农业一起达到“富民”的目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工商业发展，黄宗羲还建议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黄宗羲的“富民”主张，体现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新的要求，这对于塑造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明夷待访录》每每以“上古”、“三代”为辞托古言志，在复古主义的外衣之下，对大限将至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其实，黄宗羲所指的“三代之盛”并非确实存在的历史，而是他对理想社会作出的美好憧憬。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更加可贵。这部杰出的政治专着以其大胆的政治见解，一经出版即被清朝统治者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戊戌变法时期才重见天日，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梁启超曾评价，“(《明夷待访录》)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总而言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蕴含着丰富民本思想的政治专着，它以其超越时代的进步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