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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

“延安整风”油画

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

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

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

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

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

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

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

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

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

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

古代中国的刑讯逼供

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

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

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

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

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

康生与毛泽东在一起

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直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共识网 2015-08-23 08: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