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蔡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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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绘图/兰跃峰Lanski


“复旦投毒案”是否会让你想起另一场审判,“这些追问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条生命,却在仓皇之间被剥夺了。”今日推荐蔡崇达的《审判》,南方周末2011年度传媒致敬之“年度特稿写作”。

审判

by

蔡崇达


(本文原刊于《智族GQ》2011年9月号。)

你以为你知道这个故事,其实你知道的只是结局——2011年6月7日,万众期待中,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然而,这个激起公愤,被公众舆论呼吁处决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究竟是惊慌之间的犯罪,还是冷血残杀?是否真有一股隐秘的力量试图保住他?这真是场庶民对权贵的司法决斗?

这些追问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条生命,却在仓皇之间被剥夺了。

置药家鑫于死地的,仅仅是他的罪,还是隐含了我们对阴谋的想像?审判他的,确实是法律,还是被道德情绪绑架的人群;最后,正义真的获胜了吗?

张平选是死者张妙的父亲,其辩护律师徐涛说,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案件,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被赋予那么多的命题。因为全民参与,这已经注定成为载入史册的判决,然而这判决本身,又是否经得起历史的审视?

关于暴力,孟德斯鸠有个很哲学的判断:哪个人以为自己能当别人最后的审判官,他的所作所为就是暴力。在药家鑫案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无意中充当了这样的审判官,实施了这样的暴力。

GQ记者在药家鑫被处决当天抵达西安,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拜访了遇害者张妙的父亲、弟弟、妹妹、丈夫、公婆等家属,面访了受害者的代理人张显、双方的辩护律师,说服药父在案后首次接受了采访,并参加了张妙最后的葬礼。

现在我们试图讲述的不仅是案件,更尝试还原参与这个案件的每一个个人,他们的性格,生活境况,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位势,关键言行的来龙和去脉。我们尽力清除覆盖在这案件之上的种种谣言和想像,尽可能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接近真相。

两个多月的采访和写作之后,我们发现,就整个审理过程而言,这确实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参与者不只是与事件直接相关的10多个人,案件现场也不仅仅是西安翰林路郭南村口,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场,从现实到网络,从案件直接关联者到影响每一步判决的芸芸众生,没有局外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和勇气,接受这起案件的审判。

结局


挂完电话,张平选突然发觉,自己对药家鑫还是很陌生:这娃到底是个性格怎么样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张平选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能当面和他说上话,甚至连长相都记得没那么明晰——几次庭审,他从来只能远远地看着。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自己的起诉,“在今天早上被执行死刑了”,电话里代理律师王勇说。

王勇律师的声音很激动,张平选还是如往常说话那般的平淡:哦,谢谢。

这一年来,因为这样平淡的语调,张平选被一些人怪罪过——“您能在这个时候尽量再表现得开心一点儿”,或者“您能尽量难过一点儿吗?”

虽然无数人试图引导,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表情,但他永远是那样的神情:一种带着压抑和执拗的平静。他不了解周围人的要求,让一个人死“应该开心成那样”?面对亲人的死亡最负责任的就是无限制地难过?

他似乎一直不相信这种格外的情绪。就像农地里的作物一样,认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样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接电话时,他正在吃午饭,一碗捏面片,拌了点辣椒油。他没舍得也没习惯加一块腊汁肉。他挂完电话,继续如以前那样一口一口吃完。和贫困相处多年,没激起他另外的情绪,反而让他更加认定了许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个事要怎么讲道理,他有他的顽固。

这天是6月7日,药家鑫被二审判决死刑的第17天。他记得法院宣布二审判决那天,一走出法院门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儿都激动到痛哭,一堆闪光灯围着他们闪。但他没哭出来。他听不懂身边那些庆贺的人说的“匡扶正义”等这类大话,他只是想了几个事情:这下对张妙有个交代了,对女婿有个交代了。但他还想了另外的事情:张妙的儿子毛蛋以后怎么办?药家鑫的父母怎么办?我还三个娃,他们家就一个。

这几个月来,他听了很多药家鑫的故事,还有些故事,“据说是他讲的”,被外面的人说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农村生活,使得他对每句话都听得很重,他因此好几次困惑,不得不问身边的人:有人和我说他家是军代表,势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说他父亲其实只是一般退休员工,家境实在一般,哪个才会是真的?那娃前几天听人说特别蛮横,后来又听说其实还是个好学生,还挺孝顺。

总会有人提醒说“张老不要被他们家释放的烟雾弹蒙骗,要不张妙的公平讨不回来”。他就马上噤声了。

这是他最惧怕的一点。但他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么一个年轻罪犯的困惑和好奇,他毕竟是个活着的人,要宰一头畜生都要有原因,都要对那畜生怜悯,更何况要处死一个人。

这个处死请求确实是他发出的,但他发觉自己控制不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种传言、各种他想都不敢想的“阴谋论”主导。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烧草的农民,看着想像和流言的火势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无办法。

判决结束,记者开始散了,贺喜的人少了,时间开始多出来了,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显得更空了。妻子在家里总是坐立难安,张妙的死让她耳朵一下子失聪了,仿佛是内心自发地用这种方式来抵挡这个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实地在她内心里鼓捣,让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那空出来的房间也是确实的,张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个房间,像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这两重压力更让张平选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让小女儿带着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儿子当的晚班在睡觉,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拉了个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厅里,但张妙的房间就在那儿盯着,他又挪到门外。外面不断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终究还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个人抽着烟,不断回想,回想着乱哄哄的半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想,药家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又一个电话来了,是小女儿张朗。这个喜讯理所当然地被律师王勇兴奋地到处传递。张朗说话很冲,脾气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样?”

“没怎么样。”

对话到此结束了。

过一会,张朗带着妻子回来了,妻子一路上是边哭边笑。他没和她说话,抽着自己的烟。

晚饭很简单,他坚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到床上去了。一躺上床,他发觉有什么东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没睡着,但他还是坚持躺在这儿,等到通常起床的时间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厅里发了一下呆,终于忍不住了,打了电话给徐涛——自己的律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难过啊。”“大爷您是好人,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徐涛这么安慰他。

考虑了半天,张平选还是终于忍不住拨打了药家鑫代理律师路刚的电话:“他们家父母没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们。你说这娃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办法?”发了一连串的问话,张平选很仓促地挂了电话。张平选不想问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疑问越来越多。

张妙


“其实,我只想给张妙一个交代”,出事后张平选就经常这么自言自语。

交代,这是一开始张平选确定的底线,也是他全部的目标。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逻辑,以清理内心的淤积,或者,他也希望能从对方身上找到可同情、可理解的部分,让对方帮助自己去宽恕。

内心的创伤分析起来并不是太复杂:不解、愤怒、失去的悲伤。张平选的逻辑很简单,就像对待一棵生病的大树,他希望能用理解或者宽恕去除掉带给他那些伤痛的根系。这样才能让他,让他的家庭得以重新扎根在生活中。而且,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张平选掩饰不住自己对张妙的愧疚。

出事之后,老伴就一整天都窝在张妙生前的房间里,不断翻箱倒柜,寻寻觅觅地摸索了好多天,最终摸出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铜板。多是一毛一毛的,大概有一百多枚。从此老伴就抱着那铜板不放了——张平选这才明白过来,老伴是在寻点女儿的痕迹作为纪念。然而她寻觅了这么多天,却只有找到这包铜板。

自己这偌大的家之所以找不到张妙一张照片,确实是张平选的缘故。张平选一直觉得,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他严格地控制着张妙在这个家里参与的程度。换洗的衣服就那几身,除了基本用品,个人的东西都不要带到这里来。

妹妹张朗记得那样的情形:每次张妙总是以家里的西红柿熟了、辣椒熟了等各个理由,往娘家里赶,早早地来,安安静静地待着,似乎想伪装家里的某种植物。然而一到夕阳沉了,张平选就一直盯着张妙看,直到张妙无法不离身,一步步往婆家挪,边挪边回头,走得异常缓慢。

相对于妹妹张朗,张妙是个太认命的人。小时候张朗总拉着弟弟,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欺负张妙。被打伤了的张妙从不反击,而总是选择窝在一个角落躲着,暗自收拾自己的伤痕。等到父母回家,循着她身上的一些痕迹问话,她总是推脱说,是自己做农活笨拙自己伤了。

张妙太像父亲了,眼睛里认定的世界从来只有村子。姐弟仨出去玩,走到村口,她就不愿意再走了。从小到大,她只说过唯一一次愿望:我想当村里的小学老师。当时妹妹张朗不屑地说,你就这点出息。

张妙读初三的时候,张平选做工伤了腿,家里揭不开锅,妹妹弟弟的学费也发愁了,张妙挣扎了好几天,和父亲说,我到城里打工吧。父亲同意了。要出门那天,全家人把张妙第一次送到村口,妹妹张朗边骂边哭:不是胆小鬼吗?还逞什么英雄去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肉铺,一个月二百多;第二份工作是饭店的服务员,一个月三百;然后是纺织女工。张平选的腿好了,弟弟妹妹的学费顶过去了,张妙马上回到村里来。

书读不了了,年龄也到了,该结婚了。这和作物的生根发芽一样正常。有个媒婆介绍了隔壁宫子村的王辉。张妙点点头,于是就嫁了。

生了孩子,张妙却突然常常回娘家。张平选几次赶她,她忍了许多天没来,又找各种理由来了。来的时候,手臂上、脸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

终于到了2010年9月,张妙和父亲说:“我生完孩子一些日子了,该工作了,表哥在大学门口卖麻辣烫,他答应我去帮忙,一个月七百。这里离大学近,你就让我住下吧。”看父亲犹豫,她又接着说:“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其他原因。”

这无疑是个异常忙碌的活:每天八九点起床,买菜、切好,用竹签一根根穿好,穿到下午五六点,和表哥约着,挑着摊子到大学门口,一直卖到凌晨12点……但张妙却如同迎来新生一样。每天这样忙着,隔几天抽个时间回去看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匆匆赶回来。她开始存钱,表哥给的工资,大都拿去贴补家用,她只能收集各种原因来的零钱,一点点地攒。但张朗记得她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张朗带着心疼笑话她,这一毛一毛攒到什么时候?张妙腼腆地笑了笑,一副很满足了的样子。

进入10月,有学生吃到食物中毒去告状,所有麻辣烫要休整,学校限定所有摊贩经营到10月20日。张妙在等着表哥的安排,才能知道是否跟着表哥转做其他,或者自己去找另外的工作。

她担心的是:如果重新找工作,她在这个家继续待着的理由似乎也消失了,这份工作没了,难道要去城里找?

张妙确实曾小心翼翼地询问过到城里打工的可能。这对张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现在村里的人到城里打工已经算是一次赌博——“车费、一开始的住、吃的费用都很贵,工作又不好找,很多人亏了几百块回到了家。”几百块,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分量很重的份额。

而且,张妙确实不是那么愿意出外的人。

在张朗看来,姐姐张妙就是因为和父亲太像,当时有点走投无路了。

现实是,城市来了。

张平选一家,和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迅速地被城市吞噬。随着大学城的扩张,这个村子,突然被称为“新南城”。

推土机、塔吊、从地里长出来的水泥高楼、“生活新天地”这类房地产开发广告,一点点从城里蔓延过来。这显然是尴尬的一片土地,作为城市的备用土地,它离城市不够远,远不到以“农家乐”的形式,在保全农村的同时也随便获取城市的经济乳汁;它离城市还不够近,货运等城市近郊的配套还没能放置到这里来。村里几个相对有钱的人已经着急地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货运仓库,把自己连同房子等着城市的收编,却还迟迟没等到,等得满心的躁动和焦虑。

因为张平选的顽固,外面沸腾的世界一直被假装与这家人无关。虽然自家土地在被政府收走开发做大学城的用地,只剩下五六亩,这样的土地,全家的口粮都不够,但他依然坚持只在北雷村附近打散工。

“我只要离这村子几里地就不习惯”——后来在不得已进城去法院旁听庭审时,张平选和周围的人说。而事实上张妙看到车多就会头晕。

张平选其实也察觉到女儿的难处,但他终究没能给出办法。地里的事情他懂,城市的事情他实在没法给什么意见。他知道,女儿就是因为太像自己而落入这样的难处。

他比之前更抗拒城市,城市的好处还没能抵达,但城市的问题已经逼近。每天晚上从北边传来的那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声音,而村里那些常有孩子嬉闹的小路,时常会有在主干道迷路而进入村里乱窜的运输车。“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张平选曾经看过一辆运货车差点撞到嬉闹的孩子。在他认为,城市的人都急躁得不行,而农村人都是慢慢来,两个节奏不对,太容易出问题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预言竟然成真。而印证这个预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10月20日,张妙还是一早起来准备,拉着摊子来到大学门口。表哥答应明天给她最后的决定。她惴惴不安地做了最后一天的生意,收着担子往娘家走。

从大学走回家,需要拐三个路口,走大概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张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拐弯处,一辆红色雪佛兰车迎面冲了过来——

那辆车

那辆红色雪佛兰一度就停在这个小区里,对比周围灰沉沉的一片,特别扎眼。

药家鑫家所在的二十街坊是华山厂众多街坊的一个,华山厂原名国营803厂,和昆仑、黄河、西光等几家老军工国企,构成了西安的东城区。

这是一个平静的老街区,错落着从7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工厂宿舍,每栋楼上还斑驳地写着共和国几十年工人阶级作为老大哥、铁饭碗的辉煌历史。院子里走动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稍微有钱的家庭已经搬走了,而许多躁动的年轻人耐不住这里的寡淡的气氛,早早就搬到更热闹的西安其他片区去了。

在90年代以前,这片东城区属于西安城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旦进入军工厂,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铁饭碗、优厚的福利以及工厂子弟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两个厂子的子弟也都结成自己的小圈子,不与当地的孩子往来。这些兵工厂子弟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工厂大院,相对于西安来说,倒好像是个外乡人。90年代国家开始削减军费支出,效益一路下滑。只好开始尝试甩掉一批人员和负债。

药庆卫就是2003年被要求转业的那一批中的一个。

那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30万作为补贴,然后就要单独面对社会。

药庆卫算幸运,虽然此前的工作让他学会了过硬的技术和古板的性格,但也因此容易被人信任,被一些成功下海的前同事介绍着做兼职。其实,大部分人一落地后就水土不服。2010年6月就出过一个事,药庆卫的前同事潘鸿强在车间里用车刀自尽,原因是买房之后无力还债。这个事情让这顽固坚持着尊严的老厂区,躁动了一阵,然而,大家又陆续回到自己的轨道。

这样的气氛也凝结在药家鑫所处的这个家里。从外表上看,这是个干净到有点严厉的家,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老房子、铺设已久的地砖、经历过时间的白墙和老旧的沙发,却因为妻子段瑞华每天几遍的反复清洗,而依然非常整洁。这让这间房子虽然还是掩饰不住的老旧,但却格外精神。就像一个把每个衣角都文平的老军人,顽固地笔挺着。

段瑞华至今不怎么和自己的丈夫药庆卫说话。从出事到现在,她从没提及怪罪药庆卫的任何一句话,甚至结婚以来,段瑞华都不曾责怪过药庆卫什么,但她还是忍不住几次和到访的人谈起,药庆卫没让他儿子来得及吃最后一次她做的饭。

她说的是2010年10月23日的事情。那个下午,本来一个人安静在自己房间的药家鑫突然走进自己的房间,哭着说,“妈妈,能不能再抱我一下。”又说:“能回到过去多好。”段瑞华听不明白,着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可能撞死一个人。”

段瑞华急忙打电话给药庆卫——自从2003年转业后,他当时正在为一些公司做图纸校对,打零散的工。当时她哭着对丈夫说,娃撞死人了。一个小时左右,药庆卫打车回到了家,站在门口,鞋也没换,叫他们赶快走,一起去自首。药家鑫哭着说,我想再吃一顿妈妈做的饭。那时候将近中午11点了,而段瑞华有种不好的预感,心里萌发出一定要为恶日子准备一顿好一点儿的午饭。

药庆卫怒骂了一声:别吃了,来不及了,快走。

从此药家鑫便没再回来过了。

段瑞华说,我有时候就非常厌恶药庆卫的这种刻板。

结婚这么多年,药庆卫总力图维持外表强悍,话总是不多,也没有什么表情,前几年患上心脏病,没说几乎话就喘,他以此为由更加寡言。对于困难的,或者难过的事情,他的表情反而是脸一紧,似乎在把这些情绪压抑住,然后假装不动声色或者不在意。

段瑞华其实已经理解这种生硬的性格。药庆卫出生于山西一个偏远的农村,整个村子很少有人考学,大部分人认命地和土地打交道,从小自我期许很高的药庆卫一直非常顽固地坚持,这让他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上了军事院校,成了整个家族目前唯一一个在城里的人。

他脱离土地靠的是那种不在意他人评论和眼光的顽固,而这种顽固,显然也让他此后的事业发展没那么顺利。毕业后药庆卫分配在华山兵工厂里面从事生产线的质检工作,因为偏执而格外认真,也因为不会变通,他一直没有得到多么大的发展机会。

在段瑞华看来,儿子似乎继承了药庆卫的某些性格。在面对一些无法掌控的事情时,反而下意识要维持强悍,越是手足无措,越是假装故作镇定。20日那个“车祸”的真实详情,直到23日药家鑫才说出口,这中间,药家鑫在家里硬生生地憋了三天,丝毫没有看到任何异样。

这种性格,让他们父子俩很容易被误解。邻居说,有时候小孩看到药庆卫的脸就哭。这种震慑人的压力连小孩子都感觉得到。

身处于灰色片区的这个家,段瑞华很容易感觉到药庆卫和药家鑫身上的压力。他们一家人必须为挣脱这个地方找到个办法。

药家鑫6岁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夸奖说,“这孩子很有音乐天分,我唱了一遍歌,他就马上记住了。”第二天,药庆卫就决定让他儿子学钢琴。

这其实是个赌注,学琴的花费巨大,除了钢琴本身的费用,还有那每周都有的钢琴课。段瑞华早早退休后,他们的家庭收入一开始就在三四万,后来维持每年五万左右。而练琴往往要占用这个家庭一半的花费。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药庆卫不认为吃苦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为了教育孩子吃苦而采用体罚这一事,他也觉得是应该的。药家鑫的邻居回忆,药庆卫家里总是和睦而且安静,几乎每次大声嚷叫都和药家鑫耍脾气不练琴有关。药家鑫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为了练琴,妈妈会打我,或者拿皮带抽我,妈妈为了不让我以学习压力大、作业多为借口(不练琴),要求我回到家先弹琴,弹完琴才能写作业,我害怕作业写不完,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就一直在赶着写家庭作业……”、“爸爸转业以后就没有再找工作,他学我的数理化(为了辅导我),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没有努力学,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面,除了吃饭能上楼以外,其他时间都得在地下室里待着……我觉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压力特别大,经常想自杀……”

这种严厉后来在药家鑫身上转化为对自己的苛刻了。练琴练到最后,药庆卫非但不用催,还反而劝告儿子不要太辛苦了。因为长期坐着练琴一度胖到一百四十多斤,药家鑫一个决心,半年就减了二十多斤。

在一次次确认无法那么自如面对外面世界的众多变动后,药庆卫和身处的这个小区一样,越发愿意停留在传统的生活里。他讲话的词汇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用语,他的价值体系还是停留在部队时期那种充满大词汇的状态中。见到记者时,他很正式地说,“欢迎你的到来”,语言中常使用责任、国家、尊严等这类词。

药庆卫和这个家可以就只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然而药家鑫不得不面对世界。从小因父亲的严厉而格外乖巧的药家鑫,因为读大学而离开了军工厂区,就越发躁动了。就像是重新发现生活一般,药家鑫变得对许多事情都异常有兴趣,他开始会买一些流行的东西,也会注意自己的打扮,他着急拥抱一种以前未知的生活。他从大二起就带了很多的家教,赚钱贴补家用,也给自己一定的消费空间。到了大三,他提出要买车。

让药庆卫犹豫的是钱,家里的收入确实一般。此前药家鑫鼓捣着要买的手机,在出事后,还继续由段瑞华使用,至今依然还没交完按揭。

药庆卫表示过反对,但他心里知道,或许应该鼓励儿子去面对那个自己不理解的世界。他因而退让了,一开始表态想控制在五六万,然而,一种对着脸面和品质感的追求,药庆卫和药家鑫,预算一点点调高,最终买了十几万的红色雪佛兰,家里给了四万块,剩下的办了按揭,让儿子做家教慢慢还。

看着儿子每天开车奔走在去接各个家教的路上,药庆卫甚至觉得家里总算要迎来真正的新变化了,他总算还是能把儿子送上一条在现实中似乎对的路。虽然自己还无力带领这个家搬出这个老厂区,但这辆醒目的新车在这陈旧的小区中,成了他们家的一个象征。

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个晚上,儿子就是开着这辆车,在那个拐角处迎面撞上张妙。


……


ONE·文艺生活 2015-08-23 08: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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