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真相”

路刚律师每年要办理很多故意杀人案，按照他的经验，100个案子，至少有98个都是在一审前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和解协议的，而且“一般还要喝酒”。

“因为出事后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平息情绪，才能理性地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商量赔偿的金额。前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后一个过程需要一来一回折腾多次。”

虽然这听上去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讨价还价，和路刚以前在法律课本上读到的完全不同，但这就是现实。

路刚自认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后，路刚代理的案件多为民商法律领域，尤其对“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研究颇深。在律师这一行来说，民商法赚钱相对多。然而，2006年6月，路刚报名参加全国律师协会举办的“刑事司法改革及辩护技能项目培训”，此后便开始涉及刑事案件。路刚说，一般从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理想主义。

他认定几个原则：法律最终是为了扬善，惩恶只是手段；生命确实是无价，但当生命已经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这伤害继续在双方的生活中蔓延。这是路刚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药家鑫案件前，他很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手上走过”。唯一比较惊险的一次，是“去年有一个判死刑，但是二审还是打回来了”。

那是2010年11月初的事情，媒体还没关心这案子。路刚约药庆卫见了面，按照常规的状态，他的建议是：一开始可以先等等，把双方的情绪消退点儿，然后由律师出面慢慢谈赔偿的事情。

药庆卫默认了这样的策略，这也相对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药庆卫越发寡言。无论面对妻子还是面对自己的律师路刚，他的话都非常精简。路刚后来坦言，即使和药庆卫一起打了一场生死关头的仗，但依然和药庆卫“非常不熟”，甚至路刚也曾私底下猜测，药家到底有没有背景。

找到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是非常偶然。药庆卫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却仿佛停滞了。他不知道儿子到底确切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情况。着急的段瑞华催药庆卫到警察局去问，警察局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侦查不方便透露。

这个摧毁了整个家庭未来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儿，但又密不透风、毫无声息。唯一得到的反馈就是长安县公安局给的一份拘留通知书，一份逮捕通知书。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但没有更详细犯罪过程，也没有受害人的情况。

药庆卫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对谁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儿子就这样被一个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给吞了，毫无声息。药庆卫打电话问了自己能问的朋友，有人说，你只能去找律师，让律师帮你问。知晓这个信息时，他正在爱人段瑞华的娘家，走出家门，看到对面就是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

接手第二天，路刚尝试帮忙联系公安机关，试图让药庆卫夫妻去探望药家鑫，终究还是被拒绝了。不过路刚觉得这个暂时还不重要，无论案件细节如何，先和被害者家属联系并道歉肯定是对的，“早道歉早抢先机”。他和药庆卫商量后，向公安机关提出能不能由公安机关干警协调，陪同药家到受害人家里去看看，办案民警考虑了半天，以案件正在侦查阶段为由，表示拒绝。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两天后，药庆卫在电视里看到了媒体在看守所对药家鑫进行采访，他才从电视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赔杀了人，那无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张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电视台用了药家鑫一句话，“农村人难缠”。药庆卫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电视台的做法，也反复在想像药家鑫怎么会说这话：“这句话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农村来的，我们还每年回山西农村。”

内心的慌乱还没整理好，药庆卫发现自己的生活一瞬间完全改变了。上街买菜，别人不打招呼，而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总有陌生人来小区打听他的情况，并且等着他下楼。到了第二天，楼下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个记者。他和妻子惶恐地躲在家里，听到偶尔的敲门声，心就收得紧紧的。

徐涛的立场

张平选已经在西安的街头毫无头绪地奔走了好多天。

从出事开始，女婿王辉陪着他几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们希望知道“对方”更多的信息：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家？然而，公安机关的回答总是还没侦查结束，让他们等等。

那几乎是他最难以面对的几天——女儿被杀了，对方是谁一点儿都不知道。总共有8刀，他记得很清楚。张妙尸体的样子一直浮现在他脑海里，他特别忘记不了的，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儿的手掌——张平选可以想像，那是女儿疼到不行，试图用手去挡。

村里人开始有人传说，“应该是对方背景太强了，说不定这案子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还有人劝他认命，“这个社会这样的事情多着了”。

但张平选知道自己容忍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越想起对张妙的愧疚，内心就越发恐慌。女婿王辉在张妙去世后，要更照顾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坚持每天到公安局报到。一连报到了几天，公安机关的人给了个建议——你应该去找律师，为接下来的事情准备。

这是事情发生以来，他得到的唯一明确的要求。虽然他字都不认识几个，也完全不知道律师是干吗的。

女婿不识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师。他一个人在公安局附近转了半天，鼓起勇气终于进到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个年轻人来接待，听他结结巴巴把来意说了，就伸手找他要钱，一千块——这几乎是张平选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师给了一些他听不懂的建议，他就被客气地请了出来。他手足无措地坐在那家事务所门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吗。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绪激动地要求联系药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态度很好，但依然没有反馈，过了一天，警方说：药家的父母此时不想见死者家属。

放回到几年前，张平选绝对难以相信，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迎头撞上城里人、撞上这城市。而城市是他那么不熟悉的地方，他感觉到那种无力在吞噬他。但他不想停止这种盲目的寻找，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自己将永远活在对女儿的愧疚中。他甚至想过极端的情况，如果再无声息，自己可能会做出过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张平选依然如往常顽固地要去城里找办法。刚要出门，一个人立在自己家门口——他们是《华商报》的记者，他们从公安机构中一个特约联络人那里得知了这么一个案件。张平选并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总算有人愿意听他说，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记者带着律师徐涛过来了。

徐涛的母亲是个皈依佛教的居士，从他开始做律师起，就不断叮嘱他，你的对手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那种伤害很多人的恶念。徐涛知道母亲的潜台词：得饶人处且饶人。

徐涛第一次去张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电视台正播出对药家鑫的采访。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做的事，牵涉到电视里那个羸弱的小孩的一条命。心里不由得紧了一下。

徐涛在大学学的是生化，但从小总好打不平，毕业之后自学了法律。从一个法律爱好者，自己考了证，然后自荐当起了碑林区的援助律师。当援助律师有几年了，他越发觉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给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骄傲的案例，全都是调解成功——每个人负该负的责任，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个下午。他问张平选和王辉，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张平选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交代。他转过头看着王辉，王辉点点头表示赞成。

他其实有点意外。在他此前的想像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修养都不太可能能那么冷静。后来他的判断是：“张平选不是冷静，他其实是善良，没有作恶的念头。”

徐涛理解张平选不在乎钱，但作为一个律师，他个人总想多为受害者考虑。他看到这个家家徒四壁，也考虑到张妙留下的孩子，他当时自己立下目标：要尽可能帮忙争取点赔偿。

经历过几个案件，徐涛也知道诉讼这不需说明的潜规则——能赔偿到多少需要来回几次的磨。不过一旦双方都有律师，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这么个圈子，他一确定担任张平选和王辉的辩护律师，路刚便很快和他联系上了。

第一次通话，彼此就心照不宣，路刚直接问，你们的开价是多少，徐涛说这得算。这是策略，拖着时间让对方坐立难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决赔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逻辑支持。路刚要求给估个数字吧，徐涛随口一说，六七十万吧。

“人命的价格”

这注定是场让人内心难受的谈判，因为谈判的对象是人命和赔偿金额，代表双方，各自为双方考虑未来的两个律师。

路刚要去和徐涛商谈赔偿金额前，特意给药庆卫打了个电话，当时药庆卫就表态，无论如何错是我儿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过分——他也希望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毫无推进的这场灾难压得难受。然而他同时也承认，家里实在没钱，需要给一定时间筹。

路刚听得出药庆卫的诚意和无力，他安慰药庆卫，不要着急，钱我来谈，你们负责筹钱。往后用得到钱的地方多着了。

筹钱对药庆卫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农村，亲戚都是种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两条路，一个是段瑞华的娘家，还有就是华山厂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华兵分两路各自去努力。夫妻俩都脸皮薄，华山厂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没那么宽裕，而何况，他们的偿还能力确实太有限，许多人嘴巴里没说，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问题是：你们还得起吗？

药庆卫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过了大半子的生活的幻象被打破了，因为这次借钱，他们触摸到了生活真实的面目。

钱只能这样一点点地筹集，他们定下目标，像场战争一样，一个个战场去开辟，这段日子对他们夫妻俩虽然难受，但却无比的踏实，他们在恍惚中开始有种不清晰的希望。这中间，药庆卫还去买了自学日语的教材，还有文学名着《飘》，托路刚转给药家鑫。药庆卫说：“我想让他通过这小说，知道能拯救一个困顿灵魂的还是爱。”

过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万五的丧葬费，药庆卫赶紧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阵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钱越多，自己儿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催着问路刚，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探望老人。路刚表示了赞成，于是打了电话给徐涛。

这从人情上决定是个对的事情，然而，徐涛要想到关于赔偿金额的角力问题。徐涛想了想，回答，先拿十万慰问金吧。徐涛当时从各方听说的药家的状态，初步判定了这么一个金额。

事实上，徐涛也就这么一说，为了受害方的权利，他需要不断充当黑脸扛住一些标准。

这十万确实难住了药庆卫，他们夫妇筹了这么多天，总共筹到了六七万，丧葬费前后拿了一万五，药庆卫手里只剩下5万了。

路刚大概也知道徐涛的立场，鼓励药庆卫还是先拿已有的钱去探望，“剩余的钱以后再说”。然而，药庆卫紧张了，他很着急地拒绝了路刚的建议，赶着再去找钱了。他说话时候的急促和严肃，让路刚一度以为药庆卫为这个价钱生气了。

直到后来，药庆卫才和他说，其实是自己怕了。媒体上说我们家富，我才拿3万过去，人家肯定会生气。我怕过去了反而把事情闹大。然而，药庆卫表现紧张的方式是严肃，段瑞华能理解，但路刚和徐涛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们心里各自也就产生了一些猜测。

筹到的钱不够，一时不敢见对方，这样的挫折，让本来就疲惫的段瑞华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种电话来，不断有莫名其妙的敲门声，这让他们一直心神不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夫妇俩的照片还没曝光，他们要去买菜的时候穿过记者的队伍不会被马上认出来。现在，只能靠药庆卫一个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门，到不同人家去拜访借钱。

这个赔偿金额一开，药庆卫却迟迟没来，这回轮到徐涛着急了。

但是，这几天焦灼的不仅是药庆卫，对张平选来说，一天没把这事情说清楚，那种不解、仇恨就压在自己心头。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情绪主导。

张平选不断打电话给徐涛，问，药父怎么还不来，徐涛只能回答说，对方正在筹钱。张平选只好一次次说：我只要交代，钱真没那么重要。

张平选着急了，直接撂下话：“钱赔多少不是问题，让他赶紧来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来三次，总会行，总能帮我们原谅他们，这一切都好谈了，这大家都好过了。”

拗不住张平选的着急，徐涛不得不主动去催路刚了——虽然这可能影响到后面赔偿金额的谈判——如果对方确实是个不厚道的人，会利用老人的这种心情压低赔偿的价格。

但他明白，这个电话已经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口气依然不能软，打电话过去，只是淡淡地问，为什么药家还不赶紧来？

路刚回答说，还在筹钱。

让他们快点儿。钱可以再说。徐涛试探性地提示。

过几天还没有见人来，他只能再问了一次。路刚还是说，确实还在筹钱，而且“药家鑫母亲也病了”。

徐涛只好把这样的回答带给张平选。老人非常不明白：“见个面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张平选又想起村里的种种传言——自从出事后，总有关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给他讲述城市和政府的种种“故事”。

眼看着要过春节，这段时间失去妻子后，王辉要当爹也要当妈，原本健壮的他一下子病了，终于被送到了医院。而这更加重家庭的负担了。孩子在那边闹，农活没有人帮忙弄，此前王辉也赞成张平选那样去沟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这几个月，开始抑制不住怒火：“他们太欺负农村人了。”

王辉又想起另外的事情：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找张平选谈，不找我谈。死的是我妻子。王辉突然给徐涛打了个电话表态，我不想再和对方协商了，我要告死他们家。

路刚确实也一直只和张平选对接得比较多，他曾电话联系过王辉，被气头上的王辉给骂回来了。“这样的情绪没法谈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经验，一般事情都和长辈谈，我没考虑到，农村里不一定是这样的习俗。”

情况看来有点着急了，徐涛感觉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协商就难谈了，那整个案件会导向一个结果——毕竟从法律事实上，药家鑫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徐涛不断在催路刚赶紧带药家的人过来，路刚实在催不动还在顽固筹钱的药庆卫，但一回想，自我安慰说，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催着徐涛给个确定的数字。最终，徐涛算出来的数字是，赔偿金额是236640元加30万精神损失费。

这个数字徐涛拿去和张平选商量，张平选还是那句：我不要钱，我要交代。去找王辉，王辉已经彻底情绪上来了：这个钱我不要，我只要他儿子的命。徐涛预感到，案件的协商开始有波折了。

眼看着局势就僵在那儿了，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张平选通过警方找到了药庆卫的电话。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拨通了电话。他希望自己和对方能过个好年：

请问是药庆卫吗？

是的，你是？

我是张妙的父亲张平选。

一阵沉默。大约两秒，电话那边传来断线的声音。

张平选拿着电话愣了很久。过了好几天他才和徐涛说这件事，“难道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张平选补问了一句：“他们家真的是很有关系吗？”

张平选已经开始愿意相信这样的传言了，要不，他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

猜疑

面对无法理解的东西，猜疑变得那么容易被相信。关心的村民不断给他们带来各种传说：“他父亲是部队老大，你碰不得的。”“他们已经布置好一切，你再努力也没用了。”

这样的传言，让徐涛也着急困惑起来。他赶紧打了电话给路刚，路刚愣了半天，决定要尽快带着药庆卫去拜访受害者家属了。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前段时间内心的苦闷因为努力筹钱而获得短暂安宁感，如今随着一次次的受挫，那种黑洞一般的情绪开始把段瑞华吞噬了。她每天坐在家里一阵一阵地哭。而家里的电话响得越发密集了，不断有记者有网友冒充各种身份套信息，或者对他们进行辱骂。各种压力让他们两个人的身体越发扛不住。

直到路刚询问，1月23日为什么挂那个电话，药庆卫才确信，那真是张平选的电话。他心里开始慌张了，催促着赶紧和徐涛联系，然而，路刚却始终打不通徐涛的电话。

除夕越发逼近了，路刚所在的事务所开始要盘点一年来的许多事情，段瑞华也因为节日的气氛越浓，情绪因此越发不稳定，而药庆卫面对这个外在的压力，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更加顽固地去筹钱。没能打通的电话就这样被搁下了。

路刚只能安慰药庆卫，还是按照此前的经验：一般这种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在一审前达成协议的，我们还有时间。而且或许现在不见，也有助于缓和对方情绪。

其实路刚早有打算，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间预定是3月3日，家属领取传票的时间是在2月23日。2月23日，这是个很好的时机。不仅家属会到，此前帮忙张妙家联系徐涛律师的记者也会去报到。他们商定着，借着这个机会，一起吃饭“喝个酒”，把赔偿金额的数字给定了。一确定，他就马上让药庆卫和段瑞华赶紧正式送钱道歉。

那天早上，果然王辉、张平选等家属一起去取传票。取完传票，记者和徐涛拉着大家说一起吃个饭，“而且有一个朋友要来”。

那个“朋友”就是路刚。

每个人都坐好了，路刚刚想介绍自己，并说明来意，还没开口，席上一个人开始破口大骂：药家是冷血动物，药家的律师也不是人。

路刚犹豫了一下，“这样的气氛不好硬接下去”，他想着的是先喝酒，等这个人情绪缓和一点儿，再继续谈。

没想到那人越骂越激动，骂到最后开始拍桌子。路刚几次犹豫要不要强行打断，谈赔偿的事情，《华商报》的记者和徐涛不断对他使眼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考虑一下，还是按捺住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张显，身份很拗口：王辉的爷爷和他的表妹的丈夫的奶奶是夫妻。

那顿酒，他感觉到事情可能要充满变数了，因为新的情绪在滋长了。

商谈赔偿金额是细腻的角力过程，需要在双方的情绪中找到平衡点，才能促成，多增加了这么一个情绪外放的人，可能意味着他和徐涛此前的努力要白费了。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安抚好张显，因此刻意不断地向张显敬酒，最终喝到两人醉醺醺搀扶着一起走出来。他打的主意是，“起码一起醉过，改天要谈赔偿也算有个交情了。”

其实路刚已经彻底着急。毕竟过几天就要开庭了。再不协商好，开了庭就麻烦了。他又和徐涛商量见面时间。王辉确实已经被情绪占据了，恶狠狠地拒绝了见面的要求，而张平选这个善良的老人还是希望能调解。最终商量了几个来回，确定2月25日在长安区一家饭店见面。

然而，经历了这么反复的折腾，张平选开始怀疑药家的诚意了。地方是路刚定的，之所以不去张平选家里，是因为，路刚实在不知道村里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这让张平选增加了心里的不解，在张平选的理解中，这是不是就是不够诚意呢？而且，“如果他们不是上门来道歉，我和村里人怎么交代。”“难道传言是真的。”

他试探性地回复说：最好来村里，安全我保证。但路刚还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在第三地比较好——他必须为自己的授权人考虑。

25日，张平选拉着自己生产队的队长如约到了，上了饭店，他发觉《华商报》的记者也在，心里想这不是道歉吗？怎么还有人记录？

他坐了一会儿，药庆卫和段瑞华来到楼上了。药庆卫依然一脸严肃，面无表情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突然和段瑞华一下子向他跪下。而那边，报纸记者的闪光灯一直在闪。就在照相机的记录下，药庆卫掏出钱，说这是一点赔偿。张平选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拍照的时候，药庆卫还和记者说，不要拍我们的脸，以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张平选并不知道药庆卫在这段时间遇到的事情，这句话在他听来，不由得产生怀疑——难道连这也是安排的？

张平选坐不住了，他要的是“交代”，是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这样似乎有点拙劣的表演，他和陪他一起来的生产队长商量一下，自己突然起身离开酒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徐涛赶忙起身跟着出来。

其实当时张平选想的是，留下队长，留最后一个机会给药庆卫，如果不再摆那么多架势，而是和队长真心地谈，那队长会打电话给张平选，安排他们找另外的地方一起商量。

然而，张平选一个人点了支烟，默默地往村子方向走，裤兜里的电话始终没响。他把抽完的烟头一掐，心里确定：他们真是冷酷的一家人。或者他们家从来就不是真心想求得原谅，而只是利用他们的心软。

然后张平选知道，一旦自己这么想了，自己可能原谅不了药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