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苏州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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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瑟的苏州，内里却躁动不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1863年12月4日。慕王谭绍光在他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被与会者杀死。
　　与会的共八人，即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主谋是郜永宽，用匕首刺死谭绍光的是汪安钧，割下谭首级的是汪有为。他们去向李鸿章部下、总兵程学启献上谭绍光首级和苏州城。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很不妙。陈玉成死后，湘军曾国荃部就进逼南京，扎营雨花台。1862年6月，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极有可能占领上海时，因洪秀全一日三诏严命回援南京，不得已而从上海附近撤兵。很有点像岳飞被赵构（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杭州。这年10月至11月，李秀成组织各路太平军要解南京之围，也就是所谓“十三王救天京”，但解围战没有成功。1863年3月。李秀成率部西征，拟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围。屡战不利，奉诏退兵。8月，南京的东路交通被切断，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9月，由于李秀成的恳求，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万两“饷银”（包括以全家首饰充抵），才准他回苏州、杭州四十日，解救苏州，安排江、浙军事部署。而且规定过期未回要按“国法”严办。
　　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洪氏兄弟既将李秀成作为主要的救命稻草，又对他极端疑忌。他们全然不顾太平军的大局。出了一个又一个馊主意，将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处处被动。而上述准他暂时离开南京的条件，简直荒谬之至。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计较，他的部下也会因此而寒心。
　　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没有攻占上海，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即“洋枪队”得以壮大和反攻。苏州的太平军转为被动防守，到1863年随着昆山、吴江和洞庭东山被对方占领，更是直接受到威胁。由于太平军全局的颓势，军心涣散，民心尽失；李秀成不能坐镇苏州，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压制、非难；驻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不愿支援苏州的太平军，苏州被淮军攻下是迟早的事。
　　郜永宽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养起来的青年将领，因战功而封王或为天将。郜永宽和谭绍光更是在陈坤书与李秀成不和之后，被李视为左右手。但是这两人“少年结怨至今”，在没有李秀成调控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摩擦。况且。苏州的太平军大多是部的人马，而郜的地位却在谭之下，作为第一副指挥，当然会增加郜的不满情绪。这又是与籍贯、参加造反先后有关系的。谭是广西桂平人，很早就参加造反，是与李秀成同时的“老兄弟”，只是比李年轻十二岁，立功也比较晚。郜则是湖北人，1854年才被裹胁参加太平军的，好几年里都属于“新兄弟”。汪安钧、周文佳也是湖北人，伍贵文是湖南人，汪有为、张大洲、范起发、汪怀武（事秀成后来在供词中称他原名“汪花班”），籍贯不详，他们七人看来情况与郜相似。那时，地缘与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洪秀全升官晋爵特别优待两广“老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凡能与“开朝”沾边的，无功也要封官赐爵。清朝方面，对于“粤西老贼”特别痛恨，尤不宽恕。对立双方的态度，都注重籍贯和新老。
　　部永宽等八人，眼看太平军大势已去，不久将会败亡，跟着李秀成无论在太平军未亡或已亡都没有前途。又因为都不是两广“老兄弟”，对清方抱有幻想，所以准备投降。李秀成“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和心情也很复杂，不忍更不敢采取断然措施。不忍，是因为他们是他培养起来的“战友”，他的“成名皆其各等之力”。更主要的是不敢。如果设计杀了这些人，很可能在苏州造成一场大混乱、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1856年南京的洪杨内讧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绝不想重蹈覆辙。加上他自己对洪氏兄弟己全无信心，对郜永宽等又没有决绝，所以采取一种听其自然的办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863年9月，当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钱请假四十天，来到苏州时，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战略部署或中长期的军事安排，首先就是直接指挥军队，遏制对方的进攻势头，赢得暂时的相持和苏州的稳定。接着就是找郜永宽等人谈话。“现令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难台，母子（亲）六十余岁，大家流涕，而各及他行。”这种“心腹之闲谈”，后果可想而知。郜永宽等人，在“老首长”面前当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说出想投降的话，只是假心假意地给“老首长”一点面子：“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而谁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这样的回答，除有点真实感情之外，当然是敷衍应付之辞。
　　事秀成假满从苏州回南京，不久，郜永宽便与其他人商定，由汪安钧赴阳澄湖与李鸿章部下程学启会晤，提出“只要清军进城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保障，便不出兵抵抗”，并同意交出一个城门让清兵进入。汪安钧所找的程学启，原是安徽桐城百姓，太平军占领桐城后加入叶芸来部，屡次立功。曾国荃用计使降，在攻陷安庆、三河之战中有功。而相继升游击、参将。1862年春转入李鸿章手下为淮军基干，是年10月由副将升总兵。1863年，他接连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太仓、昆山、吴江，是进攻苏州的主要人物。郜、汪等人大约因为自已不是两广“老兄弟”，想步程后尘，投降后在清廷当个官。程正苦于攻不进苏州，自然一拍即合。
　　然而，谭绍光力主坚守苏州。他在幕王府召开军事会议，说到太平军所遭到的种种困难，赞扬两广军队的英勇，又弦外有音地指责其他军队的不可靠。这种讲话实在很不策略，马上导致矛盾激化。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会议上孤立的谭绍光，终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级。于是，程学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州。
　　可是，郜永宽、汪安钧等八人，不但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也没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投降两天后，程学启得到李鸿章的密令或批示，派人将他们全部杀掉。然后，又派兵入苏州城，轰杀他们的余党。
　　李鸿章、程学启为什么要杀掉郜永宽等八人呢？因为这些人手下兵太多，即所谓“降者太大，不甘人下”。而且，这些人不义，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利害，什么都干得出来。如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投降后还是可能纠集旧部作乱。他们和程学启不同，程是被曾国荃用计诱骗投清的，而且只带了区区八十二人来降，到湘军、淮军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
　　淮军占领苏州，是李鸿章军事上的大胜利。但是，杀降则造成严重后果。按照传统理念，杀降不但违反道德，而且是有罪的。在舆论和政治上失分不少。尤其成问题的是，这么一杀，使许多本来有降清之意的太平军将领，断了投降念头。反正降也死，战最多也只一死，与其投降被杀不如血战到底。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将护王陈坤书。他本来早有降清之意。看到李鸿章杀降，遂“婴城固守”，血战到最后。清兵为攻取常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太平军和捻军在土崩瓦解之际，投降的人很少，多数宁可作无望的抵抗和挣扎，也不投降，与苏州杀降有很大关系。李鸿章杀郜永宽等人之时，曾经十分得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此举的负作用。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以后几年。常在为杀降的错误还本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