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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东北方向不远有一条东西向的老胡同——中老胡同，胡同不宽，稍微走走就到头。32号是一处几座小四合院构成的深宅，据说原来东院花园里有座假山，山上有个小亭子，站在亭子上用望远镜向西南望，可以望见故宫。一百年前，光绪的妃子瑾妃因为思念母亲，便买了这座宅子，娘俩定好时间，瑾妃登上御花园的亭子，老太太登上中老胡同的亭子，两人用望远镜互相观望，以解相思之苦。

这个出身高贵的院子，1946年到1952年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说起那些名字，今天仍为人称道：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数学家江泽涵……

32号院子里的故事温馨而甜美：门房老赵敢把树上的虫子捉下来炸着吃；长得像洋娃娃的陈琚理有个外号叫“baby陈”；冯至虽然严厉，却会给孩子们表演耳朵会动的“绝技”；院子里的伯母们有的是江南闺秀、有的是清华校花、有的是洋派小姐，但个个有着难以言喻的魅力……但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瞬间，还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心态最为敏感的时期，大院里的教授们做出的选择。

1948年，西语系教授王珉源怀孕的妻子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32号院里，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是江泽涵家，胡适是他的堂姐夫。胡适问江泽涵的大儿子江丕桓是否愿意跟他们走，江回答：“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32号院的教授，都做出了和江家一样的选择。

在64年前的中老胡同里，孩子们因为不上课而更加玩得开心，大人们没有了往日的闲闲之色，连最爱踱步思考数学问题的数学家庄圻泰都不出来散步了。教授们忙着在院内挖防空壕，“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形的纸条……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沈虎雏回忆道，陈友松是“baby陈”的爸爸。

傅作义曾经派兵给每位教授送来一袋面，冯至很恼火，不肯出去接，他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邻居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冯至还曾经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 贺麟担心自己赞成唯心论，也许共产党不能“容他”。很快，地下党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贺麟最终选择了留下，他三次拒绝了南京政府请他离开北平飞往南京的要求。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时，贺麟的学生们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这是他多次营救保护学生的口碑。然而这面锦旗却在“文革”中给他招来大祸，因为他们说，他保释出来的学生都是“叛徒”，他营救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把他们发展成特务”。

化学系教授孙承谔虽然不在32号院里，却一样面临抉择。他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美国博士毕业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孙承谔当时刚从美国归国，和许多旧友在上海不期而遇，“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何去何从”。旧友们劝他带上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回绝了。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许多年之后，孙承谔的儿女们问他后不后悔，他仍旧回答：“我觉得我做得对。”

Vista看天下 2015-08-23 08:4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