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一个退休干部对官场生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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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当官是个苦差事”。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争得一顶“乌纱”而绞尽脑汁，甚至铤而走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有诸多令人艳羡的好处。相对于光鲜、奢侈和特权，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辛苦与操劳、艰难与尴尬、压力与风险，虽然媒体时有披露，但总体上仍鲜为人知。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反腐肃风力度的加大，政界内外有关“当官难”的议论逐渐增多，“官员辞职”现象再度引起公众关注。作为一个从政多年的退休人员，笔者愿意就此话题谈点感受和看法，诚望得到同仁和专家的批评。

很多人说，“当官是个苦差事”。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争得一顶“乌纱”而绞尽脑汁，甚至铤而走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有诸多令人艳羡的好处。

——物质生活相对优裕。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薪金虽然不高，但毕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与普通公务员相比，差距也不算小。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有明文规定的，有约定俗成的，多与级别挂钩：

机关食堂，一般要为领导设立小餐厅；

出差的宿费报销和补助标准按照级别确定，实权部门的主要领导还可以因“工作需要”突破条文限制；

机关组织的住房“团购”，也参照福利分房的办法，按级别排号；

“车改”、医疗、取暖等各种补助也要体现级别……

这些摆在台面上的福利，差别毕竟有限，而某些实权派的灰黑收入，则很难估量。类似媒体曝光的亿元处官、50万乡官的巨贪，肯定是极个别的；而握有实权，却两袖清风完全靠工资过日子的官员，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多数实权官员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其工资档次，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三讲”、“保先”等教育活动中，我见到的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中，几乎全部写有“逢年过节接受土特产、烟酒”、“礼品没有上交”、“偶尔接受礼金”之类的内容。另外，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享受的乘坐专车、顺道旅游、接受宴请、陪客娱乐等待遇，也足以使常人眼热。

——社会地位相对优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满足生存的需求之后，必然产生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领导干部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握有一定的权力，展示自我、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可以较好地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心理需求也可以相对满足。在“官本位”现象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在手握重权的官员面前，都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人们评价一个人的功德修养、才能业绩，往往和官职大小挂钩。一位县级市的主要领导坦言，

“在主干线工作，操心的程度难以想象，但是，却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干成一些为民造福的实事。咱虽不敢奢望名垂青史，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得到人尊重，获得赞誉，总是令人欣慰的。另外，咱虽然官不大，但公文包有人拿，车门有人开，讲话有人记，报刊上有名，电视里有影，也比较惬意。”

据笔者观察，在县城中，受人敬重的精英群体可以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县级领导；第二档次是屈指可数的企业家、重点乡镇及实权部门的一把手；第三档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知名教师、医生等社会名流。也可以说，在基层社会的官、商、学三界中，“官”的地位仍居首位。

——家属亲友易获荫庇。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同学们在公社大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宦门子弟有官做”，下联是“干部亲属不下田”。那时候，百姓心目中领导干部的最大特权是“老婆孩子跟着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方面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不但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在读书、就业、升迁等方面可以得到程度不同的关照，某些实权派还把恩泽之露洒向旁系亲属和同学、战友。冯军旗在其博士论文中描述，

中县有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以上干部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以上干部2—5人)。某县委副书记的兄弟姐妹、子女女婿，甚至是姑表亲属均身居要职；凡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各“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建立联系；干部子弟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形成“不落空”现象。

笔者曾对某地7位县委书记的夫人任职情况进行过调查。其中，有3位任正科级职务，均为公安局政委；3位任副科级职务，一个是人事局副局长，一个是交警队副队长，一个是人才交流中心主任；1位任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

相对于光鲜、奢侈和特权，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辛苦与操劳、艰难与尴尬、压力与风险，虽然媒体时有披露，但总体上仍鲜为人知。

——“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常态。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县乡两级党政主官，即使工作目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也很难四平八稳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即使偶尔躲在家里，与父母妻儿谈点家长里短，脑海里也难以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兴奋事或闹心事。况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使他们的家庭聚会中断。

我认识的县委书记中，有好几位有这样的习惯：天刚亮就起床(冬季6点多，夏季5点多)，简单洗漱后，不带随员，驱车到下边走一圈，早饭前赶回来。农村的大田播种或田间管理是个什么状态，县里重点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卫生状况及乡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问题，都了然于胸，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

他们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工作时间忙于开会、接待、谈项目、听汇报，几天下来，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开夜车处理。有时第二天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要发表讲话，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时陪几伙客人吃饭或观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们再回办公室处理文件或看材料。这样，就要经常忙到深夜。《了望周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援引几位县委书记的话说，

“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很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歪嘴和尚”的尴尬和无奈。人们常说“上边的经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官老爷给念歪了。”实际上，由于改革不配套、不到位，政策与法律相左、不同政策之间打架、原则要求与具体政策不协调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基层官员不得不在法律政策的边缘上走钢丝、搞变通。最难的工作有四项：

一是招商引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相关政策，招商引资不能违背国家产业政策重复上项目，不能在土地出让和税收政策上乱开口子。但中西部地区一直把这项工作列为主要考核指标，并辅之以严厉的督查奖惩措施。结果，在很多地方，投资商不但可以享受土地零地价、税收免二减三等优惠政策，还可以得到厂房建设或设备购置补贴资金。县乡官员，有的是为升迁而迎合上级，有的是在高压紧逼之下，不得不随波逐流。

二是征地拆迁。上级一边强调严禁暴力拆迁，一边组织城乡建设、危房改造竞赛或会战，并一再缩短完成任务的时限，有的地方甚至由主要领导带队，到各县区搞“过堂拉练”(“过堂”，过去指刑讯审判)。遇到拆迁纠纷，即使政府诉求完全合理合法，法院也往往以“内部规定”为由拒绝受理，致使对个别“钉子户”难以实施依法强拆。上级的逼迫和多数群众回迁要求的双重压力，迫使基层官员不得不采取各种拿不到台面的办法搞“灰黑”拆迁，留下诸多后遗症。

三是“跑要”资金。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市县，主要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财政运行。而转移支付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需要“跑”或“要”的专项资金。“跑要”上不去，不但城乡建设进程受阻，民生困局难以破解，连政府运转都难以为继。“跑要”离不开一定的智谋和技巧，有时不得不违规越线。为疏通关系而吃喝请送，为取悦关键人物而卑躬屈膝或醉酒伤身的事例屡见不鲜。

四是维护稳定。由于依法治理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行政主导、向上集权、向下施压”的责任制、排名制、一票否决制使基层官员如履薄冰。在千方百计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压、拖延、收买等饮鸩止渴的“非规手段”控制上访。此外，文山会海、达标竞赛、考核检查等广受诟病的“官活”，也使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有苦难言。

——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由于全面控制型和政治压力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领导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县乡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各种公共事务都要承担无限的责任。相对而言，他们的权力却既大又小。所谓大，是说涵盖面宽，机动性大，也可以说“非规施政”的空间比较大。所谓小，是说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权控制在上级业务部门手中，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县(市)在法定的权限内，无法解决，即“合法权力”相对小。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不得不经常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甚至不得不“闯红灯”、“越红线”，被媒体曝光或被查处的风险如影相随。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