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62年10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农林办的会中提出“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 会上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从此，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为什么要“上山下乡”？知青研究者刘小萌指出：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从50年代初期起，消灭私人工商业改造成“国营”，在这个过程中，把形形色色、作坊式的小企业，以及民族资本家的大企业，全都实行国有化，导致了青年在就业、升学问题上遇到了空前困难。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只能把这群青年送到农村去。但后来，运动性质发生了变化，1968年，在毛泽东的鼓动下，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从此被高度政治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培养自己”成了当时最炫目的口号。

从1962年11月至1981年11月，知青办(原称安置办)系统存在了整整19年(除“文革”初期的短暂瘫痪)。正是在它的运转下，1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52年过去了，这批上山下乡的年轻人多半已到了花甲之年，他们有的成为了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了着名学者，有的在广场跳广场舞唱红歌，有的还在为生计发愁。那些上山下乡的年轻人，现在可好?

那些“知青”领导人

在十八大履新的国家领导人之中，有不少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等都曾是“知青”。

从1969年初，习近平在陕北延川县度过了长达7年的插队生涯。习近平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对此，北大的钱理群亦有类似的说法：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

由于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钱理群特别指出：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那些“知青”学者

1、秦晖：知青九年

秦晖回忆起他的知青生涯，仍记得林立果《571工程纪要》里的一句话，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

1969年，15岁的秦晖到田林县下乡插队，除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以外，还有当时的派系斗争，这一去就是9年，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对于下乡这9年，秦晖并不赞成“知青到了农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如果连小学，深圳读过小学的人，都成了那个稀缺资源的话，怎么可能呢?离开了我们这些知青，地球也照样转的。

秦晖并不赞同“青春无悔”的说法，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悔”，知青9年里，秦晖活得很努力但也很“超越”，比如说读书求知，那时读书不是为了高考(当时也没想到会恢复高考)，也不是为了职业而寻求某个专门领域的发展，就是漫无目的的“爱智求真”——

从《解析几何》到鲁迅杂文，从《电工学基础》到《1871年公社史》，从《山垅冷烂田的改良利用》到《韩非子集释》，从《华南经济地理》到《苏联的社会化农业》，从张道真的英语语法到王力的古代汉语、从县里各部门的规划册子到文化馆油印的《北路壮剧曲谱》，凡是能到手的书他都看着很解渴。

秦晖认为：历数古今中外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当年那场“知青运动”应当属于最失败的之列。但是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他认为，苦难中的奋斗是可贵的，与苦难抗争的过程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当年知青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为改善自身处境而做出的“积极表现”，和他们后来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发动的回城请愿运动，都是史诗般的壮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2、刘小萌：从知青到写知青

刘小萌跟秦晖一样，也是1979年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知青之一。他与定宜庄合作的《中国知青史》，以史实全景式记录知青史的作品，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书”。

每当有人问起他如何看待上山下乡，是肯定还是应该否定时，刘小萌觉得很可笑：说得不客气一点，实在是有些弱智。这场声名狼藉的运动，已经被千百万知青的社会实践否定三十年了，已经被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远远抛在了身后，还能说它是正确的吗?

在他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是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因为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是一个现代社会还是前现代社会，城市化都是一个基本发展进程，没有说逆向倒退回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中最有希望代表未来的一部分青年强制性送到农村去，这不仅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悖离，且有违个人生存的价值。

同时，刘小萌还敏锐的注意到了出身给知青带来的影响：实际上下乡时间最短的，往往是些官二代，基本就是一两年，然后走后门当兵，接着走后门上大学，尽享社会稀缺的资源，而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长久留在了农村。及至文革结束后他们历经磨难回到城市，已经身心俱疲，有的30多岁、40多岁回到城市，一技之长都没有，从下乡到下岗，就成为他们的宿命。

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知青”

1978年11月，一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之死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上万名汇聚于此的知青打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并组成请愿团往昆明往北京出发，甚至喊出了“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 这场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在1979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

但据法国学者潘鸣啸统计，仍有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在当时，虽然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还有一些知青则是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父母和亲戚，失去了回城的时机。作家叶辛说，留守的知青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

还有一群更可怜的留守知青，比如，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还有近百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他们有的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有的因为返城回不去，也有不少因为感情不顺而受到刺激。对他们而言，家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结语

正如知青作家叶辛所说：知识青年好像是在火车站上等待列车的旅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即将乘车远去的旅客……不同的是这个旅客还没有买票，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旅行。他怀着急切和茫然若失的心里等着列车进站，随时准备跳到任何一列愿意载他而行的火车上去。

他们无法抗拒政治运动的车轮，他们的命运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散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