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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始于家庭，其机制是性别期望、性别认同和模仿。女作家冰心曾指出：童年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她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其一生。儿童性别观念的萌发，与父母亲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联。20世纪初，为人父母者的性别观念多少都受到传统性别偏见的影响，只有少数接受外来文化熏陶的先进人物才能以平等精神对待子女。如，梁启超之对梁思顺，康有为之对康同薇。

1903年冰心与父母合影

冰心：“男性化”的童年

冰心（1900—1999）生于庚子之役的动乱年月。1901年春，才五个月大的冰心跟随父母移居上海。1903年，冰心的父亲筹办烟台海军学校。因母亲多病，冰心整天跟在父亲身边，目睹了他的种种工作，“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了方便起见，她总是身着男装，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她“哥哥”，弄得她自己也忘其所以了。据冰心自述，她的童年没有丝毫少女气息，没有同龄女伴，没玩过娃娃，没学过针线，没有脂粉，没戴过花。冰心儿时的理想是像父亲那样，做“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11岁时，冰心回到故乡福州。因为这个转变，她才从父亲的身边回到母亲的怀抱，开始了她的少女时期。她说，若继续以前的生活，“我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冰心：《我的童年》，1942年写于歌乐山，收入《冰心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冰心的父母对待女儿的态度是20世纪初的特例。冰心的父亲谢葆章（1866—1940）服役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晚清海军，曾亲历中日甲午海战。他曾到英、日、法、意等国访问，并与深谙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交往甚多。因为有一个在教会书院里执教的兄弟，谢葆章的四个孩子都是他亲自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偏见并未占据谢葆章的头脑，他对子女的培养方式，如衣服、玩具、行为，并没有因性别不同而刻意区别。冰心在宽松的男人世界中超越了性别偏见对女性成长的负面影响。她所说的“男性化”趋势，是指缺少“娃娃、脂粉、女红”之类的女性外部气息，而这恰是传统性别期望赋予女性的特征。冰心“翩翩儒将”的梦想也说明其性别认同不同于一般女孩子，她更多地模仿父亲。而她11岁以后回到母亲身边所产生的归属感，则标志着其性别认同的变化：由模仿父亲转向模仿母亲。

丁玲年轻时的照片

丁玲：与童养媳的命运抗争

丁玲（1904—1986）在4岁时丧父。1909年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毅然携子女离开夫家。1911年余曼贞尝试进入湖南常德女学堂，以30岁寡妇的身份上现代新学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先觉以兴女学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余曼贞全力投入社会工作，参与组织妇女俭德会，筹备成立平民工读女校。年幼的丁玲觉得自己像个童养媳似的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在童年丁玲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意志消沉、没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个败家子;舅舅虽不像老夫子，口头上讲些“民权”，但打起佣人来则非常凶狠;舅妈是个想充男人的怪女人。丁玲少年时坚信，舅舅就是土豪劣绅恶霸，没有他的被打倒，就没有她自己的解放。失去母爱的阴影笼罩着丁玲，她笔下的那个病态的莎菲女士，不少素材就源于童年的生活。

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姨妈说：“要是冰之（丁玲的原名为蒋冰之，她改名以示与旧家庭的决裂）死了也好一点……要她女儿家又有何用呢！”这给丁玲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创伤。她总想替代母亲心中留给弟弟的位置，怕辜负母亲的期望，以致她的恋人胡也频也以“你的一个新弟弟”来取悦于她。丁玲对异性的认知过程很复杂，其中既有对像父亲、舅舅那样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对死去弟弟的补偿心理。丁玲在反抗舅舅给她的童养媳似的性别期望，与渴望模仿母亲上女学堂的性别认同的夹缝中生存。她愈是想模仿母亲，愈是痛恨舅舅给她的教育方式，以至于十几岁的丁玲“处处与一个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她在自传中记载了她在1919年五四之后，与舅舅抗争而剪了短发，又进而批评舅妈的小脚是封建束缚。（丁玲：《丁玲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9页。）母亲顺应社会变革成为新女性的楷模，也号召着自己的女儿反抗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

正如人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性别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经过系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形成的。绝大多数儿童并不能区分两性特征，只是从家长那里得到男女的朦胧概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所表现出的性别期望，及子女对父母的模仿所表现出的性别认同，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机制。因而，父母的性别观念在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些女作家正如谢冰莹所言，幸运地生在诗书之家。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间隙，她们得到了沐浴新风的机遇，这是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但由于各个家庭对新文化的态度不同，如冰心的家庭是新式的，谢冰莹的家庭是新旧斗争结合的，丁玲虽然有位新女性的母亲，但仍在舅舅的旧式管教下——所以，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因之不同，其性别观念的萌发也就多样纷呈，但不容忽视的共同之处就是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在她们幼小的心里已无立锥之地。

民国女校照片

苏雪林与庐隐：我在女校的日子里

苏雪林（1897—1999）在追忆其早年为求学与家庭抗争的经历时说：她当时吃不下，喝不进，进退两难之际，几次想投水自尽。多年以后，她分析那时的心理道：既不是求一时之名声，也不为将来在社会上谋个职位，享受荣华富贵。那是一种盲目的抗争，像枝条破土，隐泉喷吐，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在身体中支持着自己，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要么扑灭火，要么自己被烧死。她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朝前走，追求光明的未来。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把“强国强种”的希望寄托在新式女子教育上，“兴女学”成为强国的火种。年轻女子违背礼教闺训走出家门求学，正像苏雪林所言，是意识深处做人的本能使然。对于女性而言，走出家庭步入学校，重要而又艰难。但她们所要面对的学校教育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民元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高等小学以上均男女分校。女子教育的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强调，女子教育以使女子修养其心性，“以致密之理想、耐劳之习惯指导儿童”。女子职业教育要“以家政为重，兼及手工、图画、刺绣、造花各科”（《教育公报》第8册，1915年1月。）。当时的女校管理如同监狱，女生不准会男客。有的女校直到1920年还在检查女学生的信件，不准女生往学校外面打电话。有的女校还规定男教师须满50岁，应留胡须，讲课时不准看女学生，应双目仰视。

女作家庐隐（1898—1934）曾自述她在女校的经历：“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销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犹觉不寒而栗了。”“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学校的生活实难“使我满足”，许多人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校园与寝室里了。“我也曾被人拖过一次。”（庐隐：《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写于1934年，见《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严格的女校教育本意是防止男女越轨，培养贤妻良母，结果适得其反地造成年轻女子由于过分压抑而发生性别意识偏差，竟至产生“同性爱、假夫妻”。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校中屡有发生。据丁玲回忆，她就读的湖南桃源女师，全是女孩子，把男孩子隔得太远，同性恋之风传染得很厉害。她们常像男女之间那样因误会闹别扭，又相抱痛哭。甚至在某些女教师的倡导下，女校的学生私下结社搞独身协会，严惩违约出嫁者。（丁玲：《丁玲自传》，第19页。）

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的热潮，注定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女子教育将被时代淘汰。不能打破性别偏见的女子教育，无法带给女学生光明的前途。欲塑造男女青年完全的人格，必先有合宜的学校。男女同校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促成的。五四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就“男女同校问题”开辩论会，结果以反方否定男女同校获胜，由此可窥见当时社会氛围之一斑。男女教育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之一。五四以后，要求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日高，邓春兰的“男女同校书”像星星之火在教育界引起了燎原之势。先进人士蔡元培、胡适等纷纷支持男女同校。蔡元培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男女同校的。”但一些反对男女同校的人固执地认为，若打破礼教大防，必会发生种种破坏道德风俗的怪现象。有人诬蔑男女同校，“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

《女子之不朽》/李国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