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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真文学”

本文为作者2004年9月19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所作的演讲的下半部分。

（接上篇）

（三）坐井观天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成语：坐井观天。

说说另一个作家——普鲁斯特。

九岁那年，普鲁斯特得了枯草热，从此，可怕的哮喘伴随了他一生。一年四季，尤其是到了春季，他不得不长久地呆在屋子里，而与草长莺飞的大自然隔绝。

据说，这种病是溺爱的结果。

他的一生中，最溺爱他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外祖母，一个是母亲。她们在为这个体弱的少年尽一切可能地营造温暖、舒适与温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追忆似水年华》中那个在晚间焦切地等待母亲的亲吻——亲吻之后方可入睡的少年，就是他本人。

他长大了，父亲已经不能够再容忍他与母亲的缠绵。终于，在母亲的最后一次夜晚亲吻后，他结束了少年时光。

溺爱与优裕毁了一个人，但却为世界成全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他在那幢放满笨重家具的大房子里，在自己昏暗的卧室中，只能透过窗子望着苹果树，想像着卢瓦河边麦地、水边的芦苇以及枫丹白露的美丽风景。这是一个渴望与自然融和的人，一个热衷于在人群中亮相、造型的人，然而，他却只能长久地枯坐于卧室。

作品写道：风中，一树的苹果花终于凋零，落叶如鸟，一派苍凉。普鲁斯特忽然为自己的处境与对处境的感觉找到了确切的比喻：“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呆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

世界成为一片汪洋，卧室成为方舟。它是他向外观察的地方，又是他所观察的对象。他有许多文字是用来写房间、房间中的实物以及他与房间之关系的。他与社会失去了广泛的联系，他的个人的经验领域变得极为狭小。依普遍的理论来看：经验如此简单的人是难以成为作家的，更是难以成为书写鸿篇巨制的作家的。然而，普鲁斯特就是成了一个反例。面对狭窄的生活空间，他开始了世界上最为细致的揣摩与领会。加之由于寂寞、孤独带来的冷静与神经的敏锐，他捕捉住了从前时空以及当下情景中的一切。他发现，当一个人能够利用现有的一切时，其实，被利用的东西并不需要多么丰富——有那样一些东西，这就足够了。由于经验的稀少而使经验变得异常宝贵，一些在经验富有的人那里进入不了艺术视野的东西，在他这里却生动地显现了，反而使文学发现了无数新的风景。

普鲁斯特以他的成功文字，为我们区分了两个概念：经验与经历。

上流社会的狭小圈子以及疾病造成的长守卧室，使他的人生经历看上去确实比较简单。但，文字并非是支撑在经历之上的，而是支撑在经验之上的。经验固然来自于经历，但却要远远大于经历。由有限的经历而产生的经验，却可能由于知识的牵引与发动、感觉的精细以及想像力的强健而变为无限、一生受用不尽。

残月当户、四壁虫声，化钝为灵之后的普鲁斯特听到、闻到、感受到了我们这些常人所不能听到、闻到、感觉到的东西：“我情意绵绵地把腮帮贴在枕头鼓溜溜的面颊上，它像我们童年的脸庞，那么饱满、娇嫩、清新。”“我又睡着了，有时偶尔醒来片刻，听到木器家具的纤维格格地开裂，睁眼凝望黑暗中光影的变幻，凭着一闪而过的意识的微光，我消受着笼罩在家具、卧室、乃至于一切之上的朦胧睡意……”他写了冬天的房间、夏天的房间、路易十六时代的房间，即便是并无一物的空房间，也显示出了它无边的意义。

现在，我们一边来读着普鲁斯特，一边来玩味一下“坐井观天”这个成语。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向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另样的结果。有谁向我们描述过井底下看天的感觉？我想那番感觉一定是很有趣的。在井底下看天，这太有想像力了。那个人一定看出了我们这些俗人在单调无趣的地面上看不到的风景。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观天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好几年前，一个打工妹经常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帮家里洗碗。（笑声）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洗碗是我们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发明了洗碗机嘛。她解释道，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都买不起，于是，她想通过洗碗在干燥的手背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我敢断言，这种经验是她个人的，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女孩拥有这种经验。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然而我们却经常看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事实：一些具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人，却在他的创作过程中，莫名其妙地一直没有使用他自己的经验。几年前，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在讲到文学感觉的个人化问题时说过一句听上去很极端的话，我说：一个作家所看到的大海如果与一般人所看到的大海是一样的，那么就等于他没有看到大海。海明威的海，康拉德的海，洛蒂的海，都是他们自己的海。一位小说家写到，每当我走出这座肉欲横流的城市，我看到了那座在城市边上流动着的大海，那是一条淫荡的大海。我们已多次看到了这个事实：一些生活于异样的环境（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生活曲折离奇、命运险恶多变的人，却在他们终于选择写作为业时，仿佛他们是刚刚来到人世的，在个人经验方面显得像个头号大穷光蛋。那些照理是多得无法穷尽的美妙绝伦的个人经验，竟然荡然无存，丝毫不见。这种“端着金碗要饭吃”的现象，实在令人费解，但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一个人一副窘迫地站在一堆财宝之上，四下眺望他的生路——这个形象，居然是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常见的形象。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之后，而他最大的收获，竟然是在辛苦的却是无谓的写作之后回到自身。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有的人一辈子也未能回到自身。这个具有悖论性质的事情，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很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他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小说。小时候，他家山上山下是一望无际的橘园。很多年前，我就有了《橘子红了》中那片橘园的感觉。可是，非常奇怪，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中，不要说橘园，就连一个橘子都没写过。（笑声）他还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少爷生活，这些故事有趣而精彩，但从他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一点这些故事的影子。我们和这位朋友一起出去开笔会，人家招待我们一顿好饭菜，我小时候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看到那一顿饭菜时，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会毫不虚伪地去吃。（笑声）但是，他不这样，他非常文雅。当大家都在吃的时候，他把筷子放着不动，翘着腿，点一支烟。当我说某个菜好吃的时候，他就会把头扭过来，用不屑一顾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吃过什么好吃的呀。”（笑声）但是我们不理他，还是吃自己的。当他把一根烟吃到大半时，就掐掉，开始拿筷子。我们把筷子张得很开，有时一筷子下去，半盘子菜就没了。（笑声）可他的筷子张得很小，就像鸟儿的小嘴巴一样。他的眼睛瞄准一根很细的肉丝，夹住，接着张开嘴巴，把舌头长长的吐出来，迎接肉丝。（笑声）等到尝完了，放下筷子，说一句“肉不新鲜”，于是我们都觉得肉不新鲜，越吃越别扭。（笑声）他本身就是一部小说。可惜的是，他写了几十年小说，写的都是跟个人经验无关的东西，最终都没有回到自身。

集体的经验只是一种抽象，它来自于无数的个人经验；没有个人经验，集体的经验则无从说起。集体的经验寓于个人经验之中，它总要以个人经验的形式才得以存在。

具体的个人经验的最终效果仍然还是呈现集体经验——集体经验只能通过个人经验得以呈示。这是一种玄妙的但却又是实在的关系。一部书写个人经验的《红楼梦》，它所具有的历史的丰富性，大概是那个时代里记忆历史经验的文章典籍都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小说的意义。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他可以在头脑中强化“集体经验”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以为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防止这种意识的意识形态化。当有人在强调深入生活以获取所谓的集体经验时，我们就要问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集体经验？

我有一部作品叫《红瓦》，刚出来时，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那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文革”、那个戴帽子游街的“文革”、那个批斗的“文革”、那个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实，每个人的“文革”是不一样的。我的“文革”就不是如此。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最好的教育是在“文革”中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苏州城的名师被下放到我那样一个偏僻的乡村，汇聚在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学里。我的语文老师是最好的语文老师，物理老师是最好的物理老师，数学老师是最好的数学老师，甚至教我打篮球的老师都是最好的体育老师。

《红瓦》的背景是“文革”，但绝不是现在一般作品中所记忆的集体性的“文革”。那时，我才十一岁，刚上中学。营养不良，不长个头，看上去像幼儿园的小孩。（笑声）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过长江到上海去串联，路途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世界沦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了。老师很着急，用张艺谋的电影来讲，“一个也不能少”。（笑声）她经常是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又没了，非常紧张。于是，她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找谁。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全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后来，我们这个串联小分队得到了一张集体船票，准备坐东方红一号到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乱。老师知道把一个队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让大家上船以后在大烟囱下集合。队伍哗的一声散掉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开始拼命吹水鸟，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远处终于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就像一个地下党员跟组织接头、接了好久没接上、现在终于接上了。（笑声）然后，我吹一个长声，他就吹一个长声。我吹一个短声，他就吹一个短声。我吹一长一短，他也吹一长一短。我跟同学们讲过，我喜欢看《动物世界》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镜头：早晨第一束阳光射进森林，枝上枝下一只雄鸟一只雌鸟在欢快对唱，每当看到这个镜头，我就想到我当年和那一个至今也不知道是谁的小伙伴一起合鸣的情形。（笑声）

后来，我上了船，到了大烟囱下，却发现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东方红一号缓缓离开江岸，向江心开去。我到处找大家，不停吹水鸟，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后回到大烟囱下，依然没有一个人。这时，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们知道我当时最恨的什么吗？恨我的机灵呀。（笑声）大家想想，一个十一岁的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在长江之上，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当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趴在栏杆上哭，不是那种悲愤的号啕大哭，好像哭声中还带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看着眼泪随着风儿飘忽摇摆，我觉得很好玩，就再哭。（笑声）我哭累了，就在大烟囱下睡着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就拿起水鸟接着吹。这时，隐隐约约觉得一个苍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鸟呼应我。我生怕这是幻觉，摸摸我的帽子，摸摸我的行李，确信是真的，于是我拼命地一边吹一边往船尾跑，那个人也拼命向我这里跑。最后，我们会合了。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那不是一个男同学，而是一个女同学，而且，最让人尴尬也让我能回味无穷的是：那个女孩是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全班同学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笑声）下面还有很长的故事，我不再讲了。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告诉你们：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让普鲁斯特去深入生活，一是没有可能（他身体不方便），二是没有必要，因为他拥有自己的一份独特的生活。真要这么干，就会在世界上毁掉一个文学的巨人。

这里，我来讲一本书，一本小说，书名叫《炼金术士》，作者是巴西人，叫保罗?戈埃罗。这部书全球发行700万册。我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做演讲时，讲到了这部作品，但我将作者的名字忘了。但当我将作品的故事讲出来后，他们笑了，因为他们都读过这本书，而且保罗?戈埃罗本人就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作品写道：一个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在西班牙草原上的一座教堂的桑树下连续做了两个相同的梦，说他从西班牙的草原出发，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在那里埋藏着许多财宝。他决定去寻梦。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给了他几个金币：去吧。他从西班牙草原出发了，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他在金字塔下开始挖财宝——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也未见到财宝，这时，来了两个坏蛋问他在干什么，他拒绝回答，于是就遭到了这两个坏蛋一顿狠揍。这个孩子哭着将他的秘密告诉了这两个坏蛋。他们听罢哈哈大笑，丢下了这个孩子，走了。其中一个走了几十米之后，回过头来对牧羊少年大声说：“你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孩子。几年前，就在这座金字塔下，我也连续做过两个相同的梦，说，从金字塔下出发，越过大海，穿过森林、沙漠，来到了西班牙的草原上，在一座教堂的桑树下，我发现了一堆财宝，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会相信两个梦。”说完，扬长而去。孩子听完，扑通跪倒在金字塔下，仰望苍天，泪流满面：天意啊！他重返他的西班牙草原，在教堂的桑树下，他发现了财宝。（笑声）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

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却需要通过九死一生的寻找，才会有所悟。

坐井观天——普鲁斯特就那样守着自己——自己的井，自己的天，终身不悔。

（四）无所事事

最后一个成语——无所事事。

我还要继续说普鲁斯特。

方舟之上的普鲁斯特在漫长的漂泊之中，常常显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我们的文学原野上。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适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喜欢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但却又总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笑声）

“方舟”造就了一颗敏锐的心灵，也给予了他一个独特的视角。从此，万象等价，巨细无别，大如星斗，小如沙粒，皆被关注。为普鲁斯特写传记的安德列?莫洛亚写道：“像梵?高用一把草垫椅子，德加或马奈用一个丑女人做题材，画出杰作一样，普鲁斯特的题材可以是一个老厨娘，一股霉味，一间外省的寝室或者一丛山楂树。他对我们说：‘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比如说时间问题。

米兰?昆德拉讲，普鲁斯特的一生，是思考时间问题的一生。他的小说本身就是对时间这个玄学问题的解读。他对小说艺术的思考，说到底，就是对时间本性的思考。

光阴似箭，并且直朝一个方向。造物主一手抓握着镰刀，一手托着沙漏，当沙漏终于流空，寒光闪烁的镰刀就挥舞着，收割生命。“流逝”这个字眼大概是词典中一个最优雅但却最残酷的字眼。

为了躲避这个字眼，人类创造了小说。因为小说能够追回时间——虽说是在纸上追回，但这毕竟给了人类几许温馨的慰藉。

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切地领会了小说这一妙处的，大概普鲁斯特为第一人。

与一般的小说家不一样，他不怎么面对现实。他蔑视观察——观察是无用的，没有足够时间距离的观察，只是社会学家的观察，而不是文学家的观察。文学与“当下”只能限于露水姻缘，文学应与“过去”结为伉俪，白头偕老。“此刻”犹如尚未长成的鱼苗，必须放养，等到秋老花黄，方可用回忆之网将其网住。“今天”须成“昨日”。普鲁斯特的选择，也许纯粹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他无法透过卧室的窗子看到广阔的田野、人潮汹涌的广场，他只能回忆从前。

他回味着从前的每一个细节，让所有曾在他身边走过的人物重新按原来的模样、节奏走动起来，让已经沉睡的感情也得以苏醒并流上心头被再度体会。他安坐方舟之上，让内心沉没于“回忆之浪”，一梦千年，此刻却在涛声中全都醒来，使他惊喜不已。

普鲁斯特大概要感谢他的亲戚——那位有名的哲学家柏格森。是柏格森的哲学告诉他：从前、现在与未来，是互为包含的，其情形如同整整一条河流，只有流动，而没有段落与章节。柏格森用“绵延”这个字眼，迷倒了一片作家，其中自然包括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夜晚遐思”，直接来自于柏格森的言论。普鲁斯特从柏格森那里悟出了一个概念：不由自主的联想。《追忆似水年华》写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竟出自于一只杯子。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主题都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很少写那些时尚的、功利的、一时一地的、一家一国的问题。

面对普鲁斯特，我们应当反省自己——自己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行为。我们对一个作家所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以为关心房子问题、粮食问题、下岗女工问题，就是一个作家有使命感、责任感的表现。殊不知，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作家在他作为一个作家时不必要关心的问题。（土特产。以土特产参与世界贸易的竞争，是经济穷国的思路，而以文学的土特产参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则是文学穷国的思路）

中国作家现在必须要区分自己的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他既要承担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使命，又要承担作为作家所必须承担的特殊义务与使命。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无权视而不见。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李敖甚至将知识分子一生的使命定位在唱反调上。他说，刽子手不杀人，这是他的失职，而一个知识分子不唱反调也是失职。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则已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知识分子应当知道，集会、沙龙、讲坛、电台、报刊都是他体现知识分子时代良知的阵地。他应当随时出击。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知识分子应当时刻回味与揣摩自己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与社会的一种紧张关系中，他应向世人闪烁出一番知识分子形象的光彩。一个作家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时，就应当为对这一角色的守卫而不顾一切。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取向。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是一种特别的活，那个活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干的、也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干得了的活。他当然也应该关心“当下”，但此刻的“当下”，绝非是婚姻法出台的“当下”或棉蚜虫肆虐棉田的“当下”。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它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它们绝对不是一时一地，也不是一家一国的问题。当一个作家暂时将自己规定为作家这一角色时，他的眼中，那些曾在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时所出现的种种景观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番景观——这些景观恰恰是一些在一般知识分子眼中不会出现的景观。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个“应该写的”，就是这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既然是“基本状态”，那么就不会是在此时存在而在彼时不存在的东西。它是恒定的，永在的。

中国近五十余年的文学之所以在大部分时间中没有上佳表现，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作家在这段历史中始终未能将自己的双重身份确立。

文学是一种活儿。这种活儿能做什么是特定的。不能用它来做非文学做的活儿。这是一个朴素的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学是一些特殊的文体，这些文体只属于作家，而不属于知识分子。换一种说法，知识分子可使用的文体不是小说、散文、戏剧和诗，而是其他：杂文、短论、人民来信、控诉状等。米兰?昆德拉在用犀利的短论抨击俄国人的坦克碾轧他的布拉格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用艺术的心思书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将俄国人的坦克占领布拉格这一严重事件置于“人类的基本存在状态”、提出“媚俗”、“轻”之类的形而上问题时，他则是一个小说家。

那次，在歌德学院举办的文学周的一个会议上，我发表过一个庸俗的观点——这个观点成了那一天的讨论会上中德两国作家、批评家的一个话题。我说：现在北京的街头有一座厕所，它的位置非常不合适。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你就有义务发表对这个厕所位置的安排的看法，你应该打电话给北京市市长，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而当你现在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现时，你就根本不应该看到这个厕所。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网载 2015-08-23 08:4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