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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妇生活无法摆脱与人类最基本的机制——婚姻的联系，而且几乎自动地意味着有时是丈夫有时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的确，婚姻是决定谁是情妇谁不是情妇的关键因素。虽然许多人认定通奸破坏婚姻，但许多人又自相矛盾地相信，通奸也支撑婚姻。例如，法国人就会为下班后男人享受与情妇的约会做出辩解，他们引用作家大仲马精辟的观察来说明这个问题：“婚姻的链条太过沉重，通常需要两个人甚或三个人来挪动。”

婚姻和情妇生活以及东方纳妾之间的这种联系，穿越时空，几乎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主要文化之中。英国巨富吉米•戈德史密斯（Jimmy Goldsmith）去世时，就有妻子、前妻们和情妇们围在身边。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着名论断：“当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结婚，他就创造了一份自动的工作空缺。”并不使人吃惊的是，北美人对西方的模式比对东方的模式更加熟悉，东方有着不同的、更加复杂精细的形式，最显着的就是制度化的纳妾和豢养女眷。

在所有社会的所有时代中，包办婚姻的习俗一直都最有可能带来寻找情妇或纳妾的后果。父母或其他亲友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配偶时，通常都是出于经济考虑，或者为了加强家庭的关系、生意的联系或政治的联盟等等，而把浪漫的爱情作为婚姻关系中无关的、自我放纵的、有时甚至是邪恶的基础加以抛弃。人们指望丈夫和妻子同居，在一个经济单元中生活，并且生儿育女。人们并不指望夫妻间有相互触摸带来的颤栗、相互爱慕或者相互满足对方的情感需要。

有时候，既成婚姻也可能会演绎出浪漫的爱情，但更加常见的却是人人都希望看见的尊重、容忍和顺从，所以许多婚姻极其不幸福。除了道德极其严格的社会，所有社会都不愿男人压制或升华他们浪漫和好色的冲动，以满足他们婚姻之外的欲望，具体做法就是寻找情妇或纳妾。然而，几乎从来都不鼓励女人有外遇，如果她们被捉奸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还是有许多女人我行我素，甘愿冒险。

不可逾越的阶级和等级鸿沟，也使得一些本可以成为妻子的人成了情妇。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公元4世纪时希波（Hippo）的主教，就遵从了北非社会禁止与低于自己阶级的人结婚的法令，只能把自己所爱、地位低于自己的那个女人收纳为妾，并与她生活在一起。当他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身良好的姑娘。

由民族、种族或宗教所决定的等级，也会使女人降到情妇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例如，恐惧和憎恨外国人的古希腊，禁止它的公民与外国人通婚，这样，雅典领袖伯利克里（Pericles）就一直不能娶阿斯帕齐娅（Aspasia）——他心爱的米勒西亚嫔妃和他儿子的母亲——为妻。

在许多东方文化中，纳妾是婚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比婚姻次要或与婚姻平行的另一件事情。妾的职责和权利在法律及社会习俗中都得到阐明。在普通人家，一两个妾协助一个妻子料理日常家务。妾要像妻子一样接受性责任的约束，包括要忠诚，并且她们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之中。他们认为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与西方的情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的妾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她们的主人生养后嗣。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封建时期的中国和土耳其，一些皇室成员、贵族和特权人士靠妻妾成群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这些妾常常是抓来或者买来的。这些人数众多、由太监管理的女眷是一个混乱纷繁的群体，在她们中间，阴谋、竞争和冲突——生孩子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此伏彼起。那些岁数较大、不那么受宠的女眷则变成操持家务劳动的苦工。另一些年纪较轻、还有希望的同事们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成天精心打扮，而且和太监们、妻子们、亲戚们、孩子们、佣人们既相互勾结，又明争暗斗。她们的目标就是和主人睡上一觉，如果幸运临到，她们会怀上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可以使母亲从卑微的身份中摇身一变，迅速过上优越的生活，甚至还可能爬上权力的宝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的法律几乎一直以宣布情妇的后代为私生的方式来强化婚姻的首要地位，从出身最低微的奴隶到地位最高的公爵的女人都是如此。在法律和文化上，父亲不但没有义务承担对情妇所生孩子的责任，而且还可能把他们视为耻辱和私生行为带来的危险因素。的确，即便父亲有认养这些“外来”孩子的倾向，法律也使得他们的行为变得异常困难。

但也有些人公然对抗社会反对抚养私生孩子的禁忌。像英国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这样的王室成员，就把他许多情妇的儿子提升到公爵的地位，以至于今天26位公爵中有5位就是他的后代。查尔斯二世认为，这些孩子的血统高贵，足以超越他们的瑕疵而使他们成为合法的王室后代。受个人激情驱使的平民也嘲笑他们社会的价值观。例如，一些奴隶主，就冒着被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同胞严重报复的危险，承认自己是他们奴隶情妇的孩子的父亲。但在西方社会，承认自己的私生子，始终不是主流的规则。

今天的情妇无疑指望她和情人所生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就像她的先辈们一样，她是男女关系的先导，她的地位反映了这些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妇女状况的改善、关于家庭和个人关系的法律的自由化、对DNA检测越来越多的接受，都大大地增加了她的情人认养或者部分地抚养她孩子的可能性。（约翰•爱德华兹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坏的例子。在要求他的助手夹一块弗朗西斯•奎因的尿布秘密地去做DNA检测以确定他是不是她的父亲之后，他全力否认他可能是或者就是奎因的父亲，直到公众一再追问他的谎言以至于不可挽回地败坏了他的名声时，他才承认他就是奎因的父亲，并且请求饶恕，尤其是请求他暴怒的妻子伊丽莎白的饶恕。）同时，可采用的有效的避孕措施以及合法的人工流产的出现，也大大地减少了情妇可能生下孩子的数量。

……

女权主义扩大了妇女的权利，有效的、可采用的避孕措施改变了情妇生活的变量和可能性。围绕婚前性行为的道德观念越来越放宽，建立在习惯法基础之上的生活安排越来越成为准则，随着这种趋势，情妇和女朋友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今天，许多情况下，到底是何种身份必须要看性伙伴们对于他们自己状态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看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现代的情妇和她们的先辈相比，不那么可能嫁给她们的情人，在经济上也不那么依赖于她们的情人了。今天的情妇，通常爱上的是不愿意离婚的已婚男人，并和他们保持固定的关系。除分手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使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一段不正当的关系。但是这些情妇经常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她们希望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她们的私通关系能够通过婚姻得以合法化，就像卡米拉•帕克•鲍尔斯那样。

风流韵事本身——浪漫和激情，欲望被唤起以及得到疯狂的满足——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即使负罪感与性冒险的刺激以及蔑视社会准则的挑战同时存在，也不能消除二人共享的黏合力以及隐藏在这种黏合力之中的相互信任。这种关系遭到禁限的规模影响着其中权力的平衡，这部分是由未婚情妇的克制和慎重所制约的。虽然这种关系强加给她大量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在传统节假日期间，但是也把她从做妻子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使她进入一种只显现她最好面容和最好行为的神秘生活方式之中。而且这种关系感觉起来是或者实际上就是平等主义的，双方都可以带来他们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可以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

《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加]伊丽莎白•阿伯特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07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