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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七期：柴春芽专号）

柴春芽访谈录

受访者：柴春芽

访问人：唐玲，严彬

访问时间：2014年7月30日

关于身份：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Q：你生于甘肃陇西，可否谈谈故乡，以及这片土地对你人生与创作的影响。你说过，你是一个喜欢到处行走的人。

A：甘肃陇西这个以贫穷着称于世的地方，最先赐予我的礼物就是反抗与叛逃的精神，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故乡的田园温情以及民粹主义很早就被我发现是一种谎言和欺骗。假如说我小学时代的优秀来自天赋的话，我高中时代的优秀则全然出自对贫穷和平庸的反抗，因为我开始学习着反省自己的人生，并因超越民族和国界的阅读而尝试着比较不同生活方式所折射的品质，并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贫穷、知识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为我少年时代的家庭制造了愚昧、仇恨与暴力。如果延及我早年生活的更广范围，我曾身处的那个以汉文明为精神背景的村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同样充斥着愚昧、仇恨与暴力。村民的械斗、父子的紧张对峙和邻居婆媳之间的谩骂以及对异端思想的排斥，组成了喧嚣的田园曲。我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厌弃那个如今被我称为基督不到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反抗与叛逃也是一种致我勤奋学习的动力。如今想来，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叛徒比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孝子，更能使人生丰盈。直到我的履历因迁徙和旅行而超越了村庄与国际，我才返身回归，重新审视那片养育了我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土地，以便发现那些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譬如佛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格鲁巴，譬如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教派——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苏菲门宦。

长期的漫游、旅行和阅读，早已使我放弃了地理概念的故乡。如今，我更愿意在文化或文明的意义上界定自己的故乡。这个精神的故乡可能辐射到印度、中东和地中海。所以，自《寂静玛尼歌》中的戈麦高地之后，我的写作中就不再出现一个具体的地理上的故乡。即使是我导演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以及随后出版的同名电影小说，也不是特指地理学意义上那个名叫甘肃或陇西的地方，而是指向中国急遽消亡的农耕文明和当下国人灵魂无根的生存境遇。

Q：30岁之前，你是南周、南都的摄影记者，很多人也是通过此了解你，记者生涯给你带来了什么？

A：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在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虽然我的专业——思想政治——是一种最能教会你撒谎的专业。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系统性的谎言、集体无意识的谎言和日常碎片式的谎言彻底覆盖了的生活场域里，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其实非常艰难。好在是我适逢其时，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在一种奇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萌芽并茁壮了。我在一所背靠黄河的中学试讲了一节思想政治课之后，决心放弃中学思想政治课老师这个职业，放弃公职，去媒体打工。

在兰州和西安做了两年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之后，我去了广州。我渴望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院，因为那个被誉为“中国新闻之黄埔军校”的大院里荟萃了中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我愿意与最优秀的人共事，这会激励我不断前进。在此之前，我在广州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时因为推荐一本禁书而被撤职，从而被迫以摄影记者谋生，其实新闻摄影我是现学的，相机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第一次接受编辑任务去拍照，连胶卷都没有装好，结果暗房师傅洗出来的底片漆黑一团。在《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两个鲜有“单位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新闻媒体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职业精神，并使我担负起用新闻推动民主、法治与人权之进步的使命。这不就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的志业吗？但是，我们终究是戴着镣铐在火焰上舞蹈。镣铐愈紧，而火焰炽烈。终于，或许是新闻理想的幻灭，或许是新闻本身缺乏对智性的追求，我才在30岁那年决意离开新闻，像海明威或是马尔克斯离开新闻职业那样，以文学写作展开我余下的生命历程。

长期职业记者的历练，养成了我对社会的洞察力，而职业摄影记者的训练，则让我的文字一经铺陈，就会呈现出一种视觉性的美学。作家之外的职业或许更能滋养文学。虽然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我凭靠直觉相信，新闻记者的职业必定滋养过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文学，而家庭教师的职业也必定滋养过乔伊斯的文学，小偷和犯罪的职业滋养过热内的文学，当然，毫无疑问，图书馆馆长的职业滋养过博尔赫斯的文学，语言学教授的职业滋养过翁贝托·艾科的文学……

Q：2005年，你30岁时辞职去藏区义务执教，算是你抛开以往的一个决裂，现在你怎么看自己当时的决定？

A：人的智性周期和生理周期一样，都是有着较为普遍的年龄阶段的。一般而言，30岁是智性初次觉醒的一年，自此之后，智性逐渐成熟，乃至圆融。孔子讲“三十而立”，乔达摩·悉达多王子30多岁悟道，遂成佛陀（觉悟者），始转佛法法论，而拿撒勒人耶稣30岁开始召唤门徒，传播福音。

对我而言，30岁那年，我开始思考：人究竟为何而活？带着这个疑问，我与世俗生活发生了一次决裂。我抛弃了事业、财富和爱情，以一种近乎赤贫的状态，在一个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的高山牧场生活了一年。我坚信：过于喧嚣和纷扰的都市生活虽然有利于提升人的聪明，却会使智性蒙尘。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总是满怀感恩，因为我印证了很多出自经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关生死、有关精神修炼的真理。我也确实感觉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自从那次与现代文明发生决裂以后，我才发现，不是我的勤奋和天赋促使我持续不断的写作，而是那种超自然的力量赐予我写作的灵感和力量。汉娜·阿伦特在论述诗人布莱希特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对于背弃了普世正义的诗人，譬如曾经歌颂过希特勒的布莱希特，或是为墨索里尼的反犹事件发表广播讲话以表支持的埃兹拉·庞德，他“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除了死亡，当然就是他天赋的丧失。而这种天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被视为由神灵所赐。”我敬畏神灵，并且担心祂会有朝一日褫夺我的天赋。

关于青春：受制于写作者的知识、阅历和思想的肤浅，青春期写作更多的是一种疑问式写作，而不是一种尝试给出解答的写作。

   Q：很多作家都有青春期写作，《寂静玛尼歌》（《西藏流浪记》），你曾说这是对你青春的总结，如今有很多小说和电影都打“青春”牌，或遗憾或放肆，而你文本中多次出现“恐惧”， 你觉得“青春”和“恐惧”有何关联？

A：我都忘了在《寂静玛尼歌》中是否出现过“恐惧”。我也不觉得“青春”与“恐惧”有何关系。我所谓的青春期写作，其实是指经验性写作。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冒险，叛逆，对未知之事抱有探索的热情，但是，受限于写作者的知识、阅历和思想的肤浅，青春期写作更多是一种疑问式写作，而不是一种尝试给出解答的写作。太多的中国作家人届暮年，其实仍然处于青春期写作。当然，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认为，真正严肃的写作是为世界提出一个疑问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在我看来，超越青春期的写作，就是试图为写作者自己的疑问寻求答案，并在此过程中，为世界抛出一个崭新的疑问。

很抱歉，我好像没读过如今的中国青春文学，也没看过中国的青春电影，所以我不知道这些青春文学和青春电影的创作者是在表达“遗憾”还是“放肆”。

Q：有人说“如果中国青年，可以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那一定是我们创造力最奔放的时候”，你认同吗？ 你觉得怎样的青春才够本儿？

A：我的判断是，如果中国青年可以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那极有可能会产生一大堆懒汉、酒鬼、吸毒者、偏执狂和法西斯暴徒。只有在最严格的规范中，在彼此的制约与平衡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也才能诞生天才，而且是心怀慈悲的天才。“文革”年代的中国青年足够随心所欲地晃荡青春了，事实证明，那个年代除了创造平庸之恶，再就一无所有。

关于智性写作和思维深度：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感觉晦涩难以进入，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伟大，而是你太过平庸。

   Q：为何在“智力和思维的深度”问题上如此用力？仅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提及不下20处。你是否认为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源于智力不高、思维太浅？

A：智力与思维决定着个人和民族的思想能力。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写完《极权主义的起源》并思考了唯有无思才能制造平庸之恶以后，致力于对思维的研究，而思维又关涉语言。我在汉娜·阿伦特和其师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开始追溯象形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在3 000年前分野时，沿袭了象形表意文字的民族与抛弃了象形表意文字转而创造了拼音文字的民族，其智力是否存在差异。而裹挟在语言文字中的民族智力，或曰文化基因（美学家李泽厚曾在1980年代的着作中将其表述为文化-心理结构）是否会随着代际遗传而影响一个民族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思想历程。

而佛学一再强调智悲双修。光有慈悲而无智慧，经常会造恶。佛拥有5种智慧1种慈悲。显然，智慧，或曰智力（智力这个词因为德国纳粹的屠犹事件而沾染了种族主义的政治不正确，所以要谨慎使用），对于个人乃至人类都是最重要的。无智力，便难以看透某种行为将要导致的后果，于是，邪恶经常会以高尚和慈悲的名义轻易做出，比如法国大革命，朱学勤先生称其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Q：同时，你在作品中经常提及的作家如艾略特、乔伊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福克纳等，也常会提到《尤利西斯》、《百年孤独》等相对晦涩的作品。这些作品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但却为何会如此吸引你？

A：有些作家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们并不为大众写作。他们为那些受过美学和文学专业训练并且渴望精神生活的人写作，比如你上面提及而我经常阅读的那些大师。很多人读书不是为了提升智力和审美力，而是为了娱乐，于是，就有类型小说——骑士小说、侦探小说、哥特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等——应运而生。

晦涩与否也是相对而言。那些伟大的作品让你感觉晦涩难以进入，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伟大作品的作者一样伟大，而是因为你太过平庸。一流作家为探求真理而写作，三流作家为取悦读者而写作。

Q：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读者，以及你作品的读者？考虑过读者的“智力问题”吗？

A：在大陆，经过将近一代人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污染，如今新一代的读者重又焕发了对精神生活、智力生活和灵性生活的热切向往。每年大量西方经典着作的移译出版，足资证明。当然，我还有最重要的一部分读者在台湾。我在台湾出版的小说比在大陆出版的多。我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也比大陆多。大陆官方的文学杂志我是拒绝投稿的，而那些民间文学杂志则命运多舛，譬如曾经发表我作品的《天南》。至于我的读者，我将其视为同道者。

我在写完处女作《寂静玛尼歌》之后，由于出版无望，就开始只为自己写作。纯粹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迷恋和对真理的求索，我接连写了6本小说。幸得香港友人廖伟棠的推荐，我的作品才在台湾陆续出版，然后，才有了大陆简体字版。当然，电影小说《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最先是由颇具勇气和才情的出版人范新先生筹划出版的，之后台湾行人出版社又出繁体未删节版。目前得以出版的作品，能有读者喜欢，只能说我的读者和我一样热爱思考。我一直拒绝思想的懒汉成为我的读者。我才不屑于像娱乐明星那样取悦脑残粉。

关于文学语言和文化偏见：我还是躲在鲁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较评判的文化民主主义者泼大粪。

   Q：“作为一名汉语写作者，我却陷入语言学的困境，从而越来越悲哀地感觉到这种智力的先天不足。”这个语言学的困境有哪些？为此你做了怎样的克制？

A：现代汉语，由于其语法结构的粗糙，很难进行致密的思想。而象形表意文字，很难把抽象的概念完整又细致地表达出来。以梵文为载体的纯抽象的佛教思想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经由象形文字的扭曲，几乎全都变成了具象化的东西。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因此才不得不感叹：佛教最终被改造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货。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的一场对西方文明的嫁接，最后又因语言文字的不同，而把西方文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货。

Q：你理想中的口语语言体系和文学语言体系是怎样的？

A：以鲁迅为代表，有一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汉字，创造拼音文字。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我不是一个极端的外科手术医生，我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更有历史远见和现实感的文明嫁接师。或许日文（象形字与假名）对汉语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也就是说，我们的汉语文应该在保持象形表意文字（具象符号）的同时，另外创造一套表音符号（抽象）系统，用来表达非具象的概念。每一种语言都留有文明嫁接的痕迹。汉语中满是来自梵文、日文和英文的外来字。如果不经象形的扭曲，或许我们更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外来字真正的涵义，譬如佛陀、自由、民主与共和等等。

Q：有人在网上说你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有偏见，对此你怎么看？

A：以此观之，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更有偏见。我还是躲在鲁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较批判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泼大粪。实际上，他们是一群仰赖老祖宗菲薄的遗产穷过日子的思想懒汉。只要他们稍微翻翻书，就知道朱熹王阳明他们是从佛教里偷取思想的。只要他们稍微了解一下苏格拉底、乔达摩·悉达多和耶稣，就知道孔丘同志是个跑官专家。只要他们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自己整日吃的恶果必定不是产自一粒善的种子。

关于写作题材：知我是个少年∏，努力按照各个伟大宗教的教义生活。我为自己写作。

   Q：你的作品中涉及大量宗教和藏区题材，为何要作这种选择？与你的个人信仰或精神世界有何关联？

A：越是被禁止的，就越是藏着诱人的秘密。文学难道不是去探究秘密吗？探究秘密难道就不能检验一个作家的勇气吗？而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从来不曾消亡。当然，人类的贪婪、傲慢和愚蠢也一再玷污宗教的纯洁，致使宗教一度被体制化，譬如罗马天主教、伊斯兰哈里发和西藏的喇嘛王国等政教合一体制。我把这种被体制化的宗教叫做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一样丑恶。幸运的是，总有宗教天才一再反叛这种宗教政治，譬如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譬如苏菲教徒对伊斯兰奢靡的教士阶层的反叛。

我个人的信仰与宗教政治无关，所以我不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我阅读佛经，也读《圣经》，还读《古兰经》和《圣训》。我是个少年∏，努力按照各个伟大宗教的教义生活。当然，如有学识和修为皆具圆满的大师，不管他是一位喇嘛，还是一位苏菲，或是一位神父，我都愿意终生追随。

Q：是否考虑过这种选择对外容易讨巧，而对内则易为当局不喜？

A：我说过，自《寂静玛尼歌》之后，我只为自己写作，从不考虑出版。当然，客观的结果是，涉及宗教和西藏的小说在台湾较易出版而且颇有市场。联合文学在2010年之前引进过三位大陆作家，最年轻的是我，另两位是我的前辈：莫言和余华。时任联合文学主编的王聪威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透露，我是唯一给他们出版社赚钱的大陆作家，言下之意是另两位文学前辈让它们赔钱了。当然，莫言先生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联合文学应该是又赚钱了。无疑，当我开始只为自己写作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写作必然不能见容于大陆，因为我解除了曾经作为记者而加诸我身的镣铐。写作不能有丝毫的精神阉割。

Q：你的作品中也涉及到一些族群冲突，甚至有仇杀情节，对此你作何考虑？

A：我们的历史一直充斥着族群冲突乃至仇杀，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之手巨大的阴影一直将其遮蔽着。自9·11之后，族群冲突成了世界关注的新闻乃至文化话题。当然，在此之前，世界性的族群冲突又夹杂着殖民主义的罪恶。非洲黑人作家索因卡，或是白人作家多丽丝·莱辛、南戈尔丁和库切都曾关注过这种殖民主义下的族群冲突。族群冲突不仅是个历史性的主题，而且是个世界性的主题。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写出了西方蓝色文明遭受中国黄色文明和伊斯兰绿色文明之威胁的《文明的冲突》。但是，族群冲突这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尚属空白。我想去填补这个空白。在结束了十年西藏研究并写出3本西藏小说和一本非虚构作品《西藏的忧伤》（待出）之后，我开始将目光投向新疆。

Q：“故乡死亡”的主题，里子应该不算是个新命题，比如鲁迅也写过，你即将完成的故乡三部曲和他的有何异同？

A：关于鲁迅的“故乡死亡”主题，我没有研究。我的“故乡三部曲”分别涉及三个主题：死亡、生命和救赎。第一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探讨的是肉体的死亡和农耕文明的死亡；第二部《蜂王的夏天》（待出）讲述的是人们对超越政治的个体生命的救助以及对超越种属关系的大生物圈的关爱。第三部《九月曼札》（待写）讲述一个陷入道德困境的人对自己的灵魂完成的最后救赎。

Q：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里，尕桂最后在“水”里寻找到了形而上的“故乡”，你如今寻找到了“故乡”么？

A：如今，我感觉到了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故乡”的存在，但我尚在寻找中。我渴望着早日觅得途径，以便终生寓居其中。

关于孤独与克制：我害怕恶业的报应，所以尽量说善知识和真思考。

   Q：你曾提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是“看人可不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你现在找到了答案么？

A：找到了。我觉得自己正在幸福地生活下去。

Q：台湾联文文学出版社评价你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你怎样评价自己的小说？

A：这句话本来是编辑写的，我做了提炼，因此，这句话也是我对自己小说的评价，当然，仅限于已经出版的西藏小说。在此之后，我的小说写作将转向智力型和知识型的写作，像《哈扎尔辞典》或是《玫瑰的名字》那种。

Q：类似的作家张承志，同样有宗教背景（伊斯兰），创作中注重心灵力量，在90年代还是“抵抗投降运动”的重要人物。你如何看待？你是否可与其相比或受过影响？

A：张承志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之一。他在1980年代之后脱离体制，成为一个自由作家，他精通蒙古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且是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他那种左派红卫兵的好斗气质和偏狭的文明冲突观，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更愿意将各民族创造的文明在我的知识和思想系谱树上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嫁接。我也不愿意将自己归为某一类人的代言人。

Q：你说自己绝对不会在文中出现色情和暴力，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艺术家重要。为何要作这种克制？你有没有在写作中遇到非得要这两种因素，才可表达的情况，怎样克制自己（比如《寂静玛尼歌》的开头，也算是边缘性描写）？

A：关于对色情和暴力的克制，我是在创作了3部小说之后才逐渐确定的。写作是一种文字的言说。根据佛教的教义，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意（识）必将产生业（因果）。我不愿因言说而制造恶业。没有人能够逃离自己身语意所生的业。我害怕恶业的报应，所以尽量言说善知识和真思考。所有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字，都是写作者意识的投射。在我的意识里，有比色情和暴力更为宝贵的东西。

Q：在追求“时髦”和“经验有效性”的当代文坛，这样的写法是否会为你带来某种寂寞？

A：我已一再陈述：我不为读者写作，当然更不会为文坛写作。我为超越人之上的某种存在而写作。人到四十，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最高存在对你的呵护，你就不会再有人世的孤独和寂寞了。

Q：你现在是创意写作的老师，问一个很通俗的问题——“怎样作小说”？写作可以教和学习吗？

A：我一直仰慕的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曾有机会去大学教摄影，但他拒绝了。他认为摄影是不可教的。同样，我认为小说也是不可教的。我只是尝试着去培养大学生的文学鉴赏力。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你应该有能力欣赏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为了你生命的品质，你可以分辨那些是有毒食品，哪些是绿色食品。在我们的文学体制中，一直是绿色食品的管道被堵塞，而垃圾食品的管道则畅通无阻。我们太多的人长期被垃圾文学所污染，从而对健康文学过敏。

关于电影：该是文学借鉴电影的时候了。

   Q：你的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都在寻求对线性叙述的突破，如何平衡这种突破中产生的障碍？

A：从技术层面上讲，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突破线性叙述，于我而言，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以数学的和谐，为小说和电影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结构，就像卡尔维诺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那样。

Q：严歌苓说她的作品要有“抗拍性”，作为作家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抗拍性”你怎么看？

A：恰恰相反，我的“故乡三部曲”的第二、第三部曲，就是一种专为电影拍摄而写作的小说。我将这种小说命名为电影小说。电影小说这一提法最早来自法国作家兼导演阿兰·罗伯-格里耶。我尝试着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借用电影的诸多表达技巧。有一段时间，电影借鉴文学，甚至有诸多小说改编成了电影。随着电影这一第七艺术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些伟大的导演创造了新的叙述方式。该是文学借鉴电影的时候了。

Q：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蜂王的夏天》会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想由谁来演？

A：《蜂王的夏天》是一部线性叙述的电影，极为克制和冷静。养蜂人是我第一部电影里的一位演员，就是那位扛着皮影树漫游大地的皮影艺人，被养蜂人救助的大学生和养蜂人的女儿需要职业演员，因为二人有爱情戏。

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我希望是台湾演员张震来饰演大学生，大陆演员余男来饰演养蜂人的女儿八月。我特别喜欢余男在王小帅电影《图雅的婚事》里精彩的演出。

关于信仰和自我：我逐渐游离于宗教团体之外。到处都是宗教和知识的偏见。

   Q：你对佛教、基督教等均表现出较大兴趣，而又说过自己没有明确信哪种宗教。为什么？是不愿将自己交出去，还是“信”得不够？或者过于理性？

A：从仪式上讲，我皈依的是藏传佛教宁玛巴，但我看不惯弥漫在信徒和上师之间的那种迷信和偶像崇拜，也看不惯那些来自西藏的僧人追逐金钱的丑陋和对现代科学的无知。于是，我逐渐游离于宗教团体之外。到处都是宗教和知识的偏见。其实，对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伟大的宗教，它们都是有着科学理性精神的。听惯了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信徒彼此的诋毁和攻讦，我才以宗教比较学的心态，对各个伟大的宗教兼容并蓄。

Q：你觉得信仰的力量在你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宗教的缺位，会带来什么？

A：信仰首先以禁忌和戒律的力量，来限制我的自私、贪婪、懒惰、傲慢……然后，信仰以实证的力量，让我对生死充满自信。不能说宗教的缺位会带来什么，因为宗教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变成宗教政治。应该问信仰的缺位会带来什么？我想，信仰的缺失会带来极端的自私自利和毫无节制的贪婪，会带来对死亡彻骨的恐惧，尤为明显的，会带来传销组织、邪教徒和广场舞。

Q：你曾说你自己是孤独的人，但也有强烈的和人分享的欲望，可以再说说你身上还有哪些对立面？它们彼此的拉锯，对你的创作和生命有何影响？

A：我一直对我稍具教养的外表下深埋的暴力感到担忧和厌恶。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对敌人的刀剑时，不是以微笑接受死亡，而是以暴力抗击暴力。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对不公的审判时，不会坦然说出：“我没有敌人。”

Q：我个人也喜欢你在05年辞职时的自我评价——天生偏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具有狮子座人铺张炫耀的劣迹，同时兼具感恩和侠义的美德。过了快10年，这个自我评价还适用吗？有何改变。

A：十年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不愿废话只想与人交流思想的人，在无人交流时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至于感恩的美德，依然存在，但对中国江湖式的侠义，多有怀疑，因为普世的美德和超世俗的正义更加令我倾心。

Q：十年来，你的身份也增加了更多的标签，从作家、导演到佛教徒、教师，还有父亲等等，谈谈这些身份所赋予你和改变你的东西？明年四十，将近 “不惑”，有何感想或新的打算？

A：渴望有伟大的小说和电影作品被我创造出来，而这往往造成一种焦虑，且又承担着对父母养老送终对儿女抚育成人的双重使命，从而不得不在世俗中挣钱度日，因此也就难有充裕的时间阅读和写作。人到四十，世俗疑惑确实不多，但形而上的困惑则更多，于是，我急切地渴望着一位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精神导师出现在我面前。

Q：谢谢接受访问，愿生活与创作顺意。

关于柴春芽柴春芽，1975年出生于甘肃陇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平面媒体任深度报导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任副刊编辑和图片编辑；2002年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执教，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多次游历安多、卫和康巴三大藏区，并去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旅行考察；着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均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西藏流浪记》更名为《寂静玛尼歌》后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2010年受邀成为大陆首批赴台湾常驻作家之一；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行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影小说；另有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水的女儿》及图文集《风马旗下的忧伤》等待出版；目前在一所私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