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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七期：柴春芽专号）

原题：

柴春芽随想录：沿途的秘密

1．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正如美国BEAT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所言。我知道自己悸动的心灵总是倾听着来自远方的召唤，因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人热切地奔赴遥远的地平线。

3月2日，我背起沉沉的行囊，搭乘长途大巴，从广州出发。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我就整日游走在湖南和广西的大地上，常常在国道边、铁路沿线甚至乡村深处曲径通幽的泥土路上缓行或疾走。

仿如哑孩子在风中寻找失去的声音。

那些陌生的面孔，在我长途孤旅的跋涉中一一显现，像极了诗人庞德《在地铁车站》一诗中曲折的隐喻——“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 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只是在我的影像中留下了如许真切的容颜。我记取的每一份感动，全部来自那沿途中一掠而过的面孔。那是秘密的风景。尤其是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沿途的一切，总是无法预见的隐秘场景。每天早晨，当我挎着相机，继续漫长的徒步旅行，我心中明白总有未知的事物在前方等待着我的拍摄。

那些场景是永恒的幻象。譬如广西阳朔的油菜花地里，被锦簇如河的花团拥抱的小女孩空旷的哭喊；譬如广西北海港巨大的货堆上艰难攀爬几欲摇坠的劳动者踉跄的身影，再譬如在湖南郴州，那在市政府广场一株突兀的树枝上凌空高蹈的男孩阴暗天空下优美的剪影……

当然要路经一座座城市。而城市是喧嚣的海洋，在我眼里，人是这喧嚣的海洋中孤单的游鱼。所以我的城市影像中更多的是如白日梦般幻游的个体，他们既相互间离又彼此隔膜。而城市过去，孤旅者蹇然而行的路途上，城市过去就像一篇章节散乱的小说翻过难以卒读一页。难以卒读的原因，仅仅在于我把大多数的光阴抛掷其中，然后心烦意乱地生活，漫无目的的奔波。所以，在路上，一座座城市过去，就像我们漏洞百出的生活掀去不堪回首的往事。紧接着，是蜿蜒曲折的道路，是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田畴和活命的庄稼地里劳动者上下起伏的腰身。当高速快巴的车厢里滥俗的流行歌曲撞击着耳鼓的时候，我想起了乡村之夜的寂静以及乡村之夜里，不胫而走的歌唱爱情的民谣。享受寂静的人是有福的；歌唱爱情的嗓子是高贵的。那是神灵眷顾的时刻和地域。而在乡村，很多时候，我都会静下心来，聆听风从河边吹来，带来野花盛开和生儿育女的消息，带来风调雨顺和稼穑丰饶的消息。

我的目光，更多时候都投诸劳动者的身上。他们是街头的理发师，是城市边缘挥汗如雨的三轮车夫，是107国道上徒步乡镇的来自安徽蚌埠的歌唱艺人，是钦州街头衣衫褴褛的耍猴人，是港口码头上面孔黎黑的搬运工……他们目光隐忍，表情沉默，在生活粗糙的褶皱里含幸茹苦，结实一如板结的地层。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的影像有了泥土的气息，有了粗犷夯实的质地。

最后是在广西中越边境逗留的日子值得记忆。在蒲寨和东兴，边境线一带充满躁动的城镇，到处感觉都有着如博尔赫斯小说中“玫瑰街角的汉子”那样的异乡客在出没。他们面容阴骘，酒气冲天，他们粗声大气的交谈，感觉随时都有可能拔出刀柄上嵌有宝石的匕首一般。

4月2日，我回到广州。在第二天的晚上，观看了一名摇滚歌手在酒吧里举行的一场电子乐演出。中产阶级和小资分子携莫名的冲动麇集在那里，恍惚的灯影中，我不知道那在旅途上的时光是真实还是虚幻，同样，我也不知道，我置身其间的这酒吧里摇曳的音乐和扭动的身体是真实还是虚幻。

巨大的反差使我感到一阵晕眩。

2．

一生中，会有多少次遥远的出行足以铭记。

2000年8月，我去过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那是一次荡涤心魂的游历。从西安出发，经过兰州。在兰州，那座我曾经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依旧被污染的大气所裹覆，被粗砺的方言和强悍的民风所浸淫。强行撑持了两夜故友相聚时青稞酒的浇灌，我便匆匆赶往西宁。对我无比崇敬的伟大诗人昌耀做了简单的祭拜，然后是马不停蹄地赶赴梦中的大草原，已故诗人昌耀和海子笔下的大草原。

现在存留脑海的，还是那大草原上透彻的月光。“草原新月，萌生在牧人的/拴马桩。在鞍具。在鞍具上的铜剑鞘。”（昌耀）月光照临的大草原在酣睡，而我们乘坐的长途班车，则像一只大甲虫，正在努力爬进草原更深的梦境里。“我的双手触到草原，黑色孤独的夜的女儿。”（海子）翌日清晨，朝阳升起。朝阳升起，使一滴草叶上的露珠惊醒。马蹄上的小黄花，抻展了昨夜的清梦中被揉皱的裙裾。

于是，就有了苍凉的牧歌，撕碎了遥远的地平。

近在身边的青海湖，就此绕过。还有更多的海子，在沿途等待我们的汲饮和濯洗。

一条笔直的道路，空旷无人。偶尔有前往圣城拉萨的朝圣者，携了家眷在路边的草原上歇息，嘴唇皲裂地啃啮着馍馍，脸上洋溢着纯净的幸福和快乐。

当夜，我停歇在玛多县城。大而明亮的星子一夜悬挂在自治县招待所低矮的屋檐上。我仿佛在梦境里听见了星星和星星交谈的声音，那么轻，那么近。

醒来的时候，太阳还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偷懒。我循着一股浓烈的硫磺的味道，来到了离公路不远的一眼温泉旁边。我看见一具健美的男性藏人的裸体在雾气蒸腾的温泉里忘情地沐浴。沐毕，披上黑色的藏袍，逶迤着远去，混入庞大的牦牛群之间。

玉树半月，天性怀疑的一介书生迅速成为一个虔信宗教的神秘主义者。

可惜，那时侯我还没有学会摄影，甚至，没有一架相机，记录下我曾目睹的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后来选择摄影为终生的职业，可能与在青海的玉树之行有关，与那次没有存留下那些动人的影像记忆从而造成的持久遗憾有关。

柴春芽

3

2001年5月，我只身行走腾格里沙漠。

乘坐长途硬座列车，从广州直奔兰州。然后从兰州转乘长途班车，沿祁连山脉，一路向西。在黄昏的犬吠声里跌进河西走廊的万里青禾地。

我去的时候，腾格里的春天来了。五月的中国西部的春天，矢车菊和土拨鼠在大地上出现，牧歌和乌鸦在天空中出现；一队蜜蜂在党参花盛开的田野与冰河消融的河床之间的云雾里，搬运着一箱箱的蜂蜜。河西走廊一带的民歌也分明有了艳情的成分，从一个牧羊少年的嘴里飘出来的时候，感觉到歌声中竟分泌着浓郁多汁的肉欲——

土黄（嘛就）骡子着嘛——

　　 走金桥吆——

　　 （哎吆嗥）阿哥的肉（呀哈）——

　　 没走（着个）金桥的路上——

　　 十六（哈）十七（着嘛）缠姑娘哎

　　 （哎吆嗥）阿哥的肉（呀哈）

　　 没缠着个姑娘的炕上——

沙尘暴还远在牧草稀疏的蒙古大草原。沙尘暴没有抵达腾格里之前，这里是难得的好阳光和罕见的好天气。

在民勤县城，寻访故人。民勤二中的老师告诉我说：“去年师大分球来的那个大学生嘛，下乡支教去了。具体嘛，下球到哪个乡上嘛，我就不球知道了。”

同学S，大学毕业后执意要回到腾格里边上的人，听说带着家里唯一的亲人——弟弟，在紧靠腾格里沙漠的一所乡下小学，当着语文老师。

而我夜晚就借宿在紧靠腾格里的无名小村。我一度宿命地以为，这村子可能就是同学S曾经居住过的村庄。　

从民勤县城载我到这里来的中巴汽车司机，留宿了我。司机是农民，刚刚借钱买了辆破旧的小中巴，利用农闲的时节，和20岁的儿子跑运输。闲谈中，他知道我是来看腾格里沙漠，就揶揄似的说：“球，沙漠嘛，有啥球好看的！”而他的妻子在给我盛了一碗玉米散饭后，乘机问我：“呀，你们唔——广州，好找工作么？你看我娃，家里收成差，又没啥事做，你给我娃找个工作，让我娃打工去撒。”

夜凉如水。睡在土炕上，我却失眠了。

翌日，晨曦中，我独自走进藤格里，那一望无际的沙海。大地上长河通天，藤格里沙海无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想着心事。远离尘嚣，在大孤独的景况里体味苍茫的情怀。不经意间，走过一个又一个沙丘，竟远远地望见，远而又远的天边，一个游弋的黑点。于是，疾疾赶路，待至近前，才看见是个旱海中的牧羊人。羊们在一根细瘦的鞭子下，扑向干涸了的海子上兀立的几茎萧瑟的芦苇。

问他：大爷啊，这沙海里走一天，辛苦啊？

老汉说：没啥苦，一辈子都这么过球过来了。命嘛！花儿里不是唱嘛——我生来是拖了一个梦，我死去是捎走一匹布。

问他：这么大个腾格里，你一个人闷啊？

老汉说：闷球啥，吼球个秦腔，唱球个花儿，时间就过去了。一辈子不就是一曲花儿嘛。

说着，老汉扯开了宽阔的嗓子——

一个嘛就尕老汉吆吆——

七十一来嘛吆吆——

我再加上四呀岁的叶子儿青来嘛，

八呀十一来嘛吆吆——

和老汉躺在暖暖的细沙上，听老汉讲故事。讲着讲着，两个人都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云还在头顶上，像一只懒惰的羊，纹丝不动；羊还在干涸的海子上，像一群流氓，斜着个膀子到处晃荡。

此后好几年，我没有再去西部走一走。没有沿着祁连山一带走，也没有在腾格里边缘走。我在南方一座临海的城市，坐下来，心怀乡愁，怅望西部。

4．

终于随着一次采访的机会，有了这次为期一月的南方之行。

与我曾经无数次攀爬过的黄土高原不同，与长满骆驼刺的沙漠不同，也与旷远辽阔的大草原不同。南方的南，内敛了深沉的蕴涵。沿途尽是婉转的南方口音和清丽的容颜。南方的南，使我这来自西部的汉子无形中敛聚了暴躁和粗野，变得温和、柔弱。

如今，当我结束这散漫的旅行，我的回忆却总是在那些美好的地方停驻。那地方应该是广西的阳朔——阳朔三日，徒步穿行山野乡间，目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富裕和当地居民的贫穷。那些生活并耕耘在青山绿水间的居民，淳朴善良，他们古道热肠的好习惯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在南宁邕江边，我与那些流浪者交谈。我看见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江边午睡时，一只彩色的蝴蝶在他身周翩跹，宛如庄周梦蝶，而那疲倦在梦乡中的人浑然无知。

我还应该提到越南两天短暂的逗留。第一天，从广西凭祥进入越南谅山。法国殖民者给这苦难深重的国度留下了拼音文字和巴洛克式建筑。最大的百货市场，堆积着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江浙一带小商品作坊里生产的货物。人民币坚挺地支撑着来自中国内陆的大批旅游客肆意购买着越南香水和红木雕塑。越南第二天，从广西东兴市步行10分钟进入越南芒街。手机信号好得出奇，感觉不像是出国。只有张嘴说话，才发现路人的脸上露出了迷茫。不同的语言有时候把人和人隔离得比国界线还要远。

一个月的时光弹指之间，就过去了。走在路上的人终于想家了。

亢奋结束了。孤旅独行的人开始感到孤单了。于是，我在一首旅途中完成的诗中写道：“没有你在身边 / 连我日日面对的大海也感到了孤单”。

5

又一次翻了一遍弗兰克的《美国人》，跟寇德卡的作品相比较，发现弗兰克是更高明的，他的高明就是把摄影的一切技巧一切有关摄影的知识化解于无形——弗兰克是不可模仿的，他的镜头穿过了人的思想和灵魂，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气质。寇德卡还是可学可模仿的，如果说弗兰克超越了摄影的话，寇德卡还没有。或者说，寇德卡使摄影成为了摄影本身，但弗兰克使摄影成为了另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文学？哲学？宗教？反正不是摄影。如果说寇德卡像列夫·托尔斯泰的话，那弗兰克就是卡夫卡。

从艺术本质上来讲，弗兰克与卡夫卡是相通的——关注自我灵魂的梳理和拯救，思索着世界存在的荒诞和人自身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6

越来越体会到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孤独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茫然四顾，左右奔突，却没有人可以成为亲人和朋友。我像K一样，经常去到陌生的地方。走出机场，拉客的的士司机纷纷围拢过来，凑过一张因辛苦的工作而变得愁苦的脸。我会搭乘机场航班去到市里。然后投入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大同小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冷冰冰的欧化建筑，同样冷冰冰的都市人。在城市，我永远无法摆脱一个异乡人的心理。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城市的亲戚和朋友，直到我20岁进入大学读书，我才陆续结交了有着城市成长背景的朋友。那些城市里长大的女孩，永远勾我暗恋却怯懦于接近。我一直觉得自己童年时代曾受过城市女孩的嘲笑和奚落，但具体的事件却忘记了。我总是觉得自己受过她们的伤害，或者就是自幼贫寒的家庭出身，造成了面对衣着光鲜的城市女孩时，有一种深深的自卑。这种自卑又被我深藏不露，所以无人察觉。只有我知道，我自卑。

7

我还记得第一次登台，在大庭广众之下，宣读一份文件时的情景。那一年我大概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夏天的阳光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还是那样热烈地照耀着。我被选为少先队队员代表，在少先队队员宣誓仪式上朗读誓言。本来不应该由我来朗读。本来是五年级的刘雁冰。啊，他那时侯多么英俊，一双大大的眼睛有着双眼皮。他的身材修长，永远是雪白的的确良衬衣，里面一件贴身的红色跨栏背心；永远是公安蓝的长裤子，白衬衣就别进那熨得线条笔挺的长裤子里。还有一顶绿色的军帽。总记得那绿色的军帽被里面垫着的草稿纸顶得有棱有角。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多么邋遢啊——衣服和裤子总是过大，因为母亲在她那台老式缝纫机上给我缝衣的时候就说：孩子长身子，大一点，耐穿。我总是被巨大的一团布包裹着瘦小的身体。每当有风吹过的时候，我的衣裤就鼓荡如一只受伤的老鹰滑稽的飞翔。更要命的时候，我没有养成洗脸和洗手的习惯。我跟村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每天挺着一张黝黑的布满油垢的脸，每天举着一双垢痂染黑的手。正是我的脸和手，暴露了我最初的羞赧。我在那个夏日热烈的阳光下，在全校师生面前，把一张肮脏的脸搬放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迟疑着，不敢抽出藏在裤兜里的那双脏手。刘雁冰呢，他到哪里去了？好象就坐在我旁边，台下是全校师生。他那样洁白那样干净地沐浴在阳光里。而我呢......

8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抚养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一封长信里这样写到。他两次订婚两次取消婚约。

2005年4月12日，在沈阳机场的候机厅，我等待着飞回北京的航班，随手在自己的牛皮本上写下这样的话——

我对婚姻愈来愈觉得恐惧。而婚期日渐临近。据我的未来的岳母说，她准备在明年为我们举办一场颇具规模的婚礼。我一想到婚礼上那种乱哄哄的场面，就不寒而栗——从未谋面的亲戚蜂拥而至，你得点头哈腰，动用脑库最大的记忆力，努力记住各种辈分和称谓；一群群猴子一样难以管教的孩子，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追逐嬉戏，大声喧闹；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你无法琢磨浮现其上的笑容是善意还是恶意。那一天，你得收敛你的骄傲和对世俗的厌恶，你得昧着良心装作欢天喜地。

曾经，我是那样强烈地渴望建立一个家庭：有一个温良贤惠的妻子，他洗衣做饭，相夫教子；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她天资聪颖，四体健康，对文学和艺术拥有天然的禀赋。而我，则任劳任怨，在外拼搏奋斗，给这个家带来温饱和安全。我们相亲相爱，度过这平静的一生。

可我终于感到这一切正在离我远去。

一份维持了八年的爱情危机四伏。

这两天，我在采访一个残疾人杂技艺术团。那么多聋哑孩子，那么多肢残人......有一个母亲带着自己16岁的儿子来找团长王枫溱，希望艺术团能收留他的儿子。那是一个身高不到一米的男孩。当同龄人身高不断增长的时候，他的身体像个倔强的老头，努力不向高度看齐。在从小学到初一的许多年时间里，他被自己矮小的身材击溃了。他变得越来越自闭，对生活越来越失去了信心。

如果我要做一个父亲，我能保证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吗？

上帝啊，我祈求你赐我一颗未卜先知的心灵好吗？

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参透了人生的虚无，开始了潜意识地对世俗伦理的规避，要不然为何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总有一种把人生度完的满足和对重新生活的懈怠，而且急迫地感到该是为自己的来世积累因缘的时候了。

9

昨天和博文吃晚饭的时候谈起了宗教。他是回族，全家信仰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都是人对宇宙本质存在的人格化称谓。中国的道教称作"道"，西方哲学家称作"存在"，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称为"逻格斯"。佛教里是怎么说的？忘了。但都是世界的终极之理，是物理学家牛顿晚年寻找的"第一推动力"。佛陀释伽牟尼是个先知，他体悟到了世界的终极之理。他应该和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一样，是人类最早的先知。

10

有些人是带着上帝的使命降临人世的，虽然他本人往往终其一生都懵然无觉。上帝在他的灵魂里埋藏了秘密的种子。他的降生，就像一个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者来到纷攘的人世。他无意识地、本能地对功名利禄采取了规避的姿态。他的灵魂宛若处子，那么纯净圣洁。上帝在他的灵魂里早就播下了秘密的火种，在成长的岁月里，遭逢春天的野火，开始熊熊燃烧。这火势辉煌，在照亮人世黑暗的同时，把那带着火种的肉体一并焚烧成虹。

这样的人包括画家凡·高、高更，包括音乐家贝多芬，包括作家卡夫卡、普鲁斯特，包括诗人荷尔德林。

11

一切都是前定。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人和事，就像一部已经拍摄完毕但只放一次永不重放的电影。就在你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上帝开始了他精密的亲手设计。他是伟大的做工考究的电脑程序设计师。他完成了一个人一生的设计。当你开始生长，你的程序就已经启动，而且不可更改。不，或许还设置了自我修复和更新的功能，只是决大多数的人会因惰性使然，放弃了自我修复和更新的功能。

我在看一部香港电影《蝴蝶》的时候，再一次想到了这一点。

那是一部讲述女同性恋的爱情片——一对热恋的女中学生，在春意盎然的山坡上相拥而坐。在她们面前，是被风景推远了的城市和世俗生活重重叠叠的地方。那里，成见和陋习堆积成埃。这对女中学生逃离城市，在山坡上享受情爱之迷离。只听一个女孩悠悠地说：我们不同寻常的命运感觉早就被写好了。另一个女孩说：感觉像是一场预谋。

生命就是一次预谋，被上帝之手书写成谶的预谋。

关于柴春芽

柴春芽，1975年出生于甘肃陇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平面媒体任深度报导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任副刊编辑和图片编辑；2002年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高山牧场义务执教，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多次游历安多、卫和康巴三大藏区，并去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旅行考察；着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均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西藏流浪记》更名为《寂静玛尼歌》后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2010年受邀成为大陆首批赴台湾常驻作家之一；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行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影小说；另有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水的女儿》及图文集《风马旗下的忧伤》等待出版；目前在一所私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