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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裂开的房子

南北战争前，美国存在两种政治经济制度，一种是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种是南方的奴隶制度。南方的奴隶制和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美国分为自由州和蓄奴州。1787年制宪大会，虽然制定了美国宪法，却没有妥善解决奴隶制的问题。新增加的州不能实行奴隶制，奴隶州的奴隶没有选举权。在众议员的代表选举时，奴隶的人数按3/5计算，使得奴隶主通过奴隶的人头计算，增加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两种经济制度并存，在国家内部形成制度冲突，发展到后来，南方和和北方势不两立。

美国早期的社会制度，是先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混搭”的制度。这是美国式的“一国两制”。这种混搭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回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自13世纪在威尼斯萌芽，后来进入荷兰、西班牙、英国，也落户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进入美州大陆，伴随着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世界扩张的历史潮流，同时伴随着利用落后的奴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为英国和其它国家提供具有竞争的廉价产品。奴隶贩卖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洗不掉的污点，它的罪恶，最终在美州大陆开出“恶之花”，为《87宪法》后的美国留下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政治制度。如何解决两制的矛盾，是美国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858年6月，林肯在一次演讲时，说出了一句至今人们铭记的话：“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希望它停止分裂。”“我不希望这个国家没落，我希望它不再被分裂，它将成为某一整体。”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它与奴隶制的不可避免的剧矛盾。两种制度共存的国家，解决不好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不断。制度分裂的国家不能长久站立。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两种经济制度冲突的必然结果。冲突的解决，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奴隶全部解放。从此，美国走上完全的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共存；但是，两种经济制度并存，代表先进的和历史潮流的制度，是否在国家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先进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则国家走向壮大；落后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则社会为旧的生产关系“绑架”，处于停滞发展状态。落后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国家才能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以不可抗拒的趋势，向全球扩张，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甚至进入中国大陆这个传统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扩张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凯恩斯时代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福利资本主义；今天的资本主义主流，是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土地占有、集权政府利用金融资本，直接参与经济运作的新的组合。显然，它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是集权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结合产生的两种制度“混搭”的半资本主义。中国目前是半集权半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说明“半资本主义”的概念，我们要先弄请什么是资本主义。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根据这个定义，一国的经济比重，如果私人资本占据重要成分，同时，私人资本在政治上有代表资本法律权力的形式，才可以称为资本主义。

除了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核心要素：第一，宗教信仰；“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第二，唯利是图。“韦伯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它目的的一种手段。”第三，法制管理。“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够计算的法制系统’。”“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制的维持。”（《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是情势不可逆转。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通过引进外资，三来一补，扩大出口，大进大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堂而皇之大举进军中国，并与中国经济制度相结合，发展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金融资本与国有土地结合，国有和私有经济混合的经济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过某种突破”进入中国的路径。然而，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的其它核心要素，只有唯利是图这一条在中国大行其道，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宗教信仰，法制管理，不仅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推进，甚至受到抑制。

资本主义进入中国，跟采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领导集团维持国家稳定的利益吻合，因而取得长足发展的空间。第二代及其以后的领导集团，显然乐意在中国推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新的技术元素（比如金融资本）和国家核心产业（比如能源和通讯），掌握在自己人，尤其是红二代和官二代手上。同时，不必涉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们就更加乐意这么做。

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的半资本主义，由政府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用国有土地的优势，具有新的“制度组合”的爆发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中国的半资本主义，是一种残缺的资本主义。政府直接主导经济，作为经济经营者与监督者必然发生角色冲突，政府从“人民守护者”的角色变为“与民争利者”。有人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比喻中国当下的状态，非常形象。由游戏者制定游戏规则，由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等于没有规则和约束。作为“经营者”与作为“监督者”的政府角色冲突，必然造成政府功能失调。功能失调导致政府无效，不能集中力量做好现代政府应该做的环境保护、经济监管、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必然带来一些列社会问题。

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混合体制的半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严重污染，社会道德颓丧的矛盾的结果。伴随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类经济和社会病，诸如，“海陆空”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农村人口流失、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起伏，无不与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关。

如何走出半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拒绝与其匹配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同回到马克思批判的早期血腥的传统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可调和，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相对和绝对贫困化造成急剧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突破，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出自由民主制的资本主义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改革中获得新生。

中国的半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魔咒？是否能找到摆脱国有与私有两种制度内在矛盾的钥匙？是否能创造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跟集权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会不会造出一栋裂开的房子，导致社会冲突？抑或中国经过深度变革，转型为自由民主制国家，摆脱朝代国家历史循环的宿命，成为文明历史“最后的终结者”？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不能回避的问题。

历史的最后终结者？

中国的半资本主义，是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结合的产物，必然带有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在原有的政治制度主干上嫁接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两种制度的不兼容性，都会逐渐表现出来。中国目前的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有些像美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并存的状况。经济学家们看到两种经济制度结合的经济发展的爆发力现象，但是，并没有认识到产生爆发力背后的制度性的原因；他们也看到了两种制度结合的矛盾，但是，却有意回避两种经济制度“混搭”必然产生剧烈冲突的问题。

德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增长模式能够持久有效。特别是成绩显赫的模式必定带来社会和经济变化，政治决策人必须做出反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对策。中国政府30多年来都没有整体方案可谈。这正是中国政治成功的秘密。它发现问题，并试图找到尽可能高效的解决方案，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很高。”桑德施耐德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没有整体方案的功利实用主义的成功。功利实用主义确实表面上解决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但因为没有宏观的制度设计，国家发展缺少大的发展方向，而产生更大的经济甚至社会问题。所以，“过去30年，中国历届政府的管理成绩令人赞叹，同样令人惊叹的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经济改革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理论，而主流理论界不光不愿放弃计划经济理论，反而用两种经济制度结合的经济发展的爆发力证明计划经济的生命力。桑德施耐德认为，“以所谓全局策略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为14亿人口制定政策与在一个两千万、三千万或八千万人口的欧洲国家执政相比，是完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挑战。因此中国政府除了拥有一步一步改革的意愿外，并没有什么远景规划，比如2050年中国应当是什么样。”所谓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之处就在于“有计划”。这等于说，中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所谓“计划性”，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计划经济不符合缺少数字化管理的农业经济，更不适合中国这种大国的国情。在一个有14亿人的人口大国，实行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从技术操作上说，根本难以做好。“计划经济”加全民和集体所有制，错误决策的危害性，却是自由经济的错误不能比拟的。从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农民放下农业生产，丰产不丰收，数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到人民公社的全国统一生产计划，农村种植什么或不种什么作物的决策，一概由上面决定，造成决策与实际脱节，严重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大减。到了1978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中国建国后头30年的经济证明，计划经济、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制度试验。这个社会实验源于斯大林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改变。斯大林强迫将民间田地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场的改组到1934年完成。这段历史，跟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非常相似，但中国农民的反抗没有苏联农民激烈。苏联“村民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物，宰杀牲口，捣毁农具。1928年苏联原有马三千两百万匹，到1934年只剩一千一百五十万匹。”（《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再到集体农场，苏联坚持计划经济，直到国家解体。苏联的灭国，与其说是官员腐败，军备竞赛，不如说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失败。

跟前苏联类似，中国实行供给制不到几年，进行土改，迅速转向人民公社化，两个国家走在同一条国有经济的道路。三十年以后，中国经济也走向崩溃边缘。跟苏联不同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领导人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半土改”的经济改革政策，进而建立经济特区，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进城市。两个国家最后的道路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

改革开放虽然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保留了国有土地、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三国经济体制”。让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和“三国经济体制”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三国经济体制”加上民营企业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政府掌握土地、金融和国有企业这三大经济命脉，将其作为财富的直接来源，与民争利。这是缺乏长远眼光的功利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功利实用主义的国家经济策略，没有既定目标；因为没有既定目标，走得是中间路线。“纯中间立场”既不信奉市场机制，也不信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两种体制的中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功利实用主义的应用。

功利实用主义的经典口号“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指南针。如果说3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还不大时，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功利实用主义的中间路线，对社会的危害性还不明显。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进入“深水区”甚至“蓝海”，依然采用功利实用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摸着石头过海”，其危害性将是全局性、国际性的。功利实用主义只顾经济发展，忽视道德准则和法制约束，尤其对政府的制度约束，忽略与自由经济相配合的信仰系统和法制系统的建设，将导致经济和政治的严重不协调的后果。

功利实用主义的唯利是图贻害无穷。功利实用主义者以目的为导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既不遵守道德准则，也不遵守游戏规则，甚至突破道德伦理底线。中国目前的“经济病”和“社会病”，莫不是“目的至上”的功利实用主义造成的。功利实用主义的路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因袭了中国文化中的利益至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利性两种“基因”，患了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移植到计划经济体制不可避免的“器官移植排斥综合症”。不积极防范器官移植后的肌体排斥现象，不预先进行制度“器官”移植的“抗排斥药物”的准备，将种下中国未来社会制度内在冲突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大患。

美国历史上也经过多次资本唯利是图造成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近的一次大危机，发生在6年前。美国经济至今没有从次贷危机中完全走出来。一些人据此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衰落了，并用中国目前的经济荣景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目前运转不灵，但在美国社会中，私人领域总是大于公共领域。”从近期看，美国经济依然健康，是主要民主经济制国家中最健康的一个，同时，美国有着众多的增长和创新的源泉。从长期看，“任何一个愿意现代化的社会依然都需要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民主政治机构的结合。”福山认为，他25年前关于自由民主制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最高点的论断依然正确。

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朝向共产主义还是朝向自由民主制？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二者竞争、共同发展？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历史的终结？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没有对福山“历史终结论”提出挑战？历史会不会在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终结？会不会在中国产生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新的制高点？在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能否产生新的政治文明？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能不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些问题有待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才能被最后证明。

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朝代国家，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终结了。要避免这个结局，就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文明进程。当代中国人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历史的最后的终结者”的角色，摆在这一代人面前。究竟是成为历史的终结者，还是被历史终结，全看这代人做出怎样的选择。而由这一代人担当的“历史的最后终结的最后一个人”的角色，绝不会盲目发生、更不会自动完成。认识中国目前问题的根源，透视半资本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内在冲突的现象，瞄准自由民主制的文明发展的方向，适应人民的需要，通过人民、为了人民，制定出适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与新的经济制度匹配的政治制度，才能跳出朝代循环的宿命，迈向自由民主制国家，成为历史的最后的终结者。

从一国两制到一国多制

资本主义进入不同国家的方式和时间不同，总是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造成与传统生产方式的冲突。形势不可逆转，结果不尽相同，冲突也可能激化。半资本主义如同不完善的早期传统资本主义，虽然半资本主义制度为国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两种制度混搭，埋下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只有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创新找到新的突破口，才能避免新旧制度内在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

中国两种制度的最尖锐的矛盾，目前体现在对香港和澳门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中央集权的管制的矛盾。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然而，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功利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因此说50年不变。功利实用主义的国家治理方略，必然是短视的策略。这种短视，也体现在解决国家分裂问题没有长远的计划。因为不是一种永久的制度设计，制度决策者和执行者，一直都把重点放在如何回归“一国”，而不是发展“两制”上。

一国两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政治设计。顺应历史和文明潮流的制度创造。通过“一国两制”完成香港、澳门回归，是两制，当时指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或者允许创造性的制定不危害国家统一的新的制度。一国之内，两制并存，是一项伟大的创造；“两制”是一国两制设计的应有之意。具体说，就是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依法保障言论、集会自由不变。这种设计，既保留了香港的繁荣，也为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播下种子，从香港的来料加工开始，把中国经济带上全球化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看，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经济开放加上香港的铺路塔桥，使中国逐渐纳入全球化经济系统。

一国两制对于推动中国内地经济改革，作用巨大。一国两制的实验，影响了大陆的经济走向，推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进程。一国两制不仅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制的样板。如果说，在英国人统治时期，香港是一颗镶在大陆衣带上的明珠；实行一国两制后，香港就是一盏耀眼的明灯，照亮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的道路。一国两制，让大陆人看到了“一国一制”所看不到的气象；香港的自由景象，折射到大陆，让大陆人民看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15年的实践，让人们看到：彻底实行“两制”，顺着一国两制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才能在目前两种制度并存的探索中，为中国的未来找到方向。

香港与大陆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共国务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一国两制”中，两制仅能“从属”于一国。根据这个逻辑，一国两制变成了两制一国。顺序不同、性质也不同。一国两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要用中国的一制取代香港制度，回到一国一制。

按照《白皮书》“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一国两制的构想可以回溯到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1983年，就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政府确定了12条基本方针和政策；1984年，这个方针政策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得到体现，并“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199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基本法》。从此，《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和一国两制，三者成了一个同义概念。近期的香港“占中投票”，源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的分歧。

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庭认为，“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行政长官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是个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单一制国家的特点是中央拥有对地方的全面管制权；联邦制国家则通过宪法规定，中央与地方分权。从香港回归祖国之日起，中央就拥有全面管制权。”从静态的角度认识香港的现状，这些观点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从变化的角度看，香港市民要求和争取的，显然超过目前的“全面管制权”所允许的权利；他们争取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上更多的话语权，是在行使他们的公民的权利，包括推动修宪的权利。

评论家长平则认为，“一国两制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这对深刻的矛盾几乎是无法调和的，当初对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描述，其实是掩盖了民主与专制矛盾的实质，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而且不会井水不犯河水，会一直发酵。”无论是哪种矛盾，相信都不会无解。关键在于决策集团要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两制”中，代表历史进步的先进的制度，最终应该也必然改造落后的社会制度，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一国两制，目前经受严重的考验。把一国两制当作短期的权宜之计，没有长期的解决两制并存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的险境的预案，无疑会把国家拖入“一幢裂开的房子”的境地。如果一国两制、两制并存的结果是把国家带入分裂的结局，或者回到背离文明方向的一国一制，那么，一国两制就是失败的制度设计；如果两制存在，国家政治权力吸收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精华，通过政改去除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的内容，让两种制度的合理内核融合互补，从而创造出顺应文明潮流的自由民主制的新的范式，那么，一国两制就是成功的制度设计。

关于政治权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恩格斯说，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政治权力，是顺应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要求，进行变革，还是抱残守旧，从今天的两制回到过去的一制，决定一国两制是成功还是失败。两制成功，将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立下成功的典范。两制成功，将做出示范，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三制”，甚至一国多制。两制失败，中国国家和平发展和统一的路子将被堵死。

两种制度或多种制度并存，不同制度的摩擦引发制度间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会不会遇到美国南北战争的两种经济制度剧烈矛盾、冲撞乃至必须用武力手段解决冲突，这种结局是制度设计者必须思考和预防的。一国两制，必须以保证国家完整为前提，以推进国家统一为目标、以促进国家进步为方向；既要避免中国变成“一幢裂开的房子”，也要避免保存着一栋“完整而老朽的房子”。

通过主动和平转型的方法，而不是用暴力冲突的方法，解决两制并存的矛盾和摩擦。这将是实行一国两制最大的挑战，也是国家是否能够进而实行一国三制最大的挑战。通过两制、三制有序的竞争，吸收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精华，和平、理性、智慧地创造出一部新的宪法，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通过和平手段完成国家统一，香港的一国两制是起点。切切实实实行“两制”，尤其兑现“两制”的政治承诺，是一国三制的基础。以香港作为未来政治改革的“试验田”，在中国两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和结构的矛盾中，探索和开辟出一条国家进步和统一的道路。

一国两制的意义，还在于它或许开启从中央集权国家转型为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机会窗口和历史进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制度文明发展的潮流，认清国家未来的方向，通过代表进步和普世价值的国家意志，主动引领经济、社会、政治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通过两制甚至多制的探索，结合权力三层分立，探讨大国治理的新的路径。完成中国从中央集权的朝代国家向自由民主制现代国家转型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将成为终结华夏民族朝代循环历史的第一人。

权力三层分立

权力三层分立是美国的一项政治制度发明。在1787年立宪大会召开时，13个从英国人那里独立的小邦，遇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大问题。独立的13个邦，如何往前走？要不要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央政府？这个任务，因为13个独立的小邦遇到的经济、政治危机，摆在这13个邦面前，也摆在将要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制度设计者面前。这种情况，和今天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刚好相反；一个需要集权，一个需要分权。虽然实现集权和分权的过程和道路不同，但建立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和权力分层结构的国家的大目标，却是相同的。

1787年6月25日，平克尼在联邦立宪大会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其中的精粹集中在下面的几句话。“总的来说，这个国家就是由一种公民群体组成，只有一种，但是，是一个巨大而平等的公民群体。”“根据这个政府将要治理的人民的需要，量体裁衣，加以设计。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建立起一个积极行动、明智能干、能被世人接受的好政府。”平克尼为邦联社会的疾病开出两个“药方”：

第一，把权力分开。他说，“如果不让各邦政府拥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总体政府就无法有效存在。”这是美国今天联邦、州和郡县“权力三层分立”的思想来源。宪法规定美国中央和地方分权。在国家宪法的大的架构下，不同的州根据本地的情况制定诸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的“小宪法”。联邦政府给每个州留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实行联邦、州、市的“权力三层分立”的行政制度。美国建国者制定的“权力三层分立”制度，是大国治理的不二法门。治理大国，大事小事，都靠中央政府决策，必然出现问题。“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

第二，把权利留下。“把选举的权利，保留给人民。不要也不应该使人民经常与他们的选举权利分离。”把地方政府自治权力归给州和郡县人民和地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实现。今天，这些政治原理，已经是国家治理的常识，家喻户晓。平克尼提到的权力观和权利观，通过美国宪法早就得到体现，成为美国国家治理的准则，也被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采用。

自秦以来，历朝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模式。国家治理通过少数皇族的强权实现。皇权政治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武力。历代的建国者，必是乱世中的枭雄。马上得天下，武力治天下。这种依赖强权而不是平等的权力结构，无法回避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来自内部的挑战，其合法性必遭到非嫡系但是更强势的皇亲国戚和地方割据的质疑，难免被强者取而代之；其次，来自外部的挑战。因为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源于人民授权，人民之于国家，如同油水，国家没有凝聚力、向心力，遇到强大的外敌入侵，难免土崩瓦解。

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朝代国家，国祚或长或短，没有一个逃脱亡国的命运，结果总是被一个新的朝代国家取代。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你方唱罢他登场。下一次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的大剧重新开场，复又等待下一次的改朝换代。历史学家黄仁宇把中国的朝代更替笼统地归因于缺乏“数字管理”的缺失；显然忽略了“数字管理”后面的没有来自自下而上的人民授权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同油水分离，国家没有向心力，人心溃败涣散，无法抵御外敌等更重要的因素。只有建立在公民选举基础上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分层的权力三层分立，才能保证国家权力永远的合法性。

中央集权制度的皇权政治，从上到下，垂直管理，权力授受自上而下，官员不必选举产生，而是科举考试，皇帝任命。虽然下层精英有个别上升的通道，甚至可以进入中央决策层，但是，由于终极的权力来自皇帝，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忽略下层的主动性、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和国家处在相互漠不关心的隔离和游离状态。

中国历朝历代的朝代更替证明，“中央集权、垂直管理”的政治制度，带有亡国的政治基因，不符合历史潮流；而自由民主制则是通过人民（bythepeople），为了人民(forthepeople)和属于人民(ofthepeople)，超越朝代循环，终结历史发展，不光持续而且永续的政治制度。作为地理、人口和经济大国，今天中国依然采用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模式。这种朝代国家的政治模式、国家管理方式，显然不适合网络时代的人民可以即时获取全球资讯，底层有着巨大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要求的现状。

现代中央集权官僚结构，与朝代社会又有很大不同。从基层官员到中央大员，不是由中央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而是由上一级通过亲疏关系推举和任命；这就把朝代国家属于皇家的专属的行政权力，下放给基层；行政制度的权力授受，采取一层一层的自上而下任命的方式。在吏治清明时，这种制度确实可以选出勤勉的官员；但是，在官员直接主导经济活动的经济结构中，勤勉未必是社会之福。这种官员选拔制度，下一级官员的政绩，必须突出，才有机会获得升迁。为了获得上级官员的赏识提拔，地方官员必须加倍勤勉，提高GDP。地方官员，为了升迁，常常不顾社会效益，通过环境污染的代价获得政绩。中国目前的泡沫经济、环境污染，显然可以从这种官员选拔制度中，官员升迁的动力中找到原因。

中央集权行政制度加上半资本主义的经济，这种前提下的地方财政自理，对国家和社会，有更大的损害。在吏治松懈的时，这种行政制度危害更巨。推选官员，唯选亲信，拉帮结派、近亲繁殖；政治上结党营私，经济上中饱私囊，乃至权色交易、卖官鬻爵····。通过官员主导经济的半资本主义和至上而下的官员选拔以及缺少监督检查制度，是官员群体腐败的最佳的温床。中国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遇到失去这种温床的官员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抵制。目前官场出现的“懒政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腐败是当下最严重的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官出于吏，官吏不分，是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官吏相护，共同腐败，源于官吏共同体必须沆瀣一气，才能互相照应。除了最高领导人有任期的时间限制的规定，地方官员都是一层一层选拔出来的、没有任期的、以退休年龄为限的终身官僚。如果说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腐败，那么，国家官员群体的终身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整体性绝对的腐败。

作为地理上的大国，中国各地经济、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的情况很不同，管理这样一个大国，中央集权不是最有效的模式。中央集权的国家平面化管理，必然造成上下不通气：上令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在这种制度结构中，行政断裂失效、政治左右分离；官员离心离德、人心麻木不仁，道德沉沦腐化，社会溃败瓦解。认为腐败现象源于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采取杀一儆百的震慑的方法，不能解决官员腐败问题；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功能失调，要通过制度改良的方法解决。

美国的分层治理的大国治理的思路，值得借鉴。除了把军事和外交权捏在国家手里，把其它权力都下放到省、市、镇，适应地理、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国情，给地方政府留下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选民的需要进行自我管理。各级政府官员，通过选举产生；通过不同层次的选举，定期更换核心权力的拥有者，避免官员层层任命造成制度性群体腐败。通过选举扩大地方民众多层次政治参与和监督，使人民通过选举权利的经常应用和操作，与国家结为一体。这样的制度改革，是目前政治制度改革的正路。

全面系统的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改革的机会窗口，稍纵即逝。顶层制度的创新设计和执行，落在这一代人肩上。国土、国资、国企的“三国经济体制”，通过经济改革，转变为民土、民资、民企的“三民经济体制”；在国家统一的大前提下，在“一国多制，三层分立”的制度框架中，中央权限和地方权限，通过行政改革，逐渐找到平衡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架构中，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制度，通过政治改革，弃旧维新，找到新的政治制度的生长点；使原来互相排斥的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制度，与半资本主义不兼容的集权政治制度，通过系统的、全面的、创造性、持续的改革，转型为符合现代文明价值与原则、人类历史发展最高点的自由民主制度。

网载 2015-08-23 08:3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