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适:八十岁的回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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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一妈妈为何不如猫一妈妈?(网络截图)

共一产一党的专一制和斗争面向全方位                    

共一产一党的专制制度决定,任何人都会成为斗争对象。我和我丈夫都成了无产一阶级专一政对象,我的家庭曾被誉为 “革一命家庭”的,也都被共一产一党斗争得死的死、残得残,轻的也被审查、考验了一辈子。

我的哥哥,我那个坚定的共一产主义者的哥哥,无限忠于共一产党的哥哥,被说成是“四一人帮”,害死了。

哥哥在部队时,因为重伤住在医院四、五年,他身边的病友一个一个的死去了,比他病情轻的也死了,但是他活下来了,是他的意志战胜了疾病。他长时间住院,却能不间断地在部队的报纸上发表讲话材料,供给基层官兵学习。他的精神状态帮助他奇迹地恢复了健康,最后能够出院继续工作,只是不得不转业到地方。

他转业后到Z省文化局工作,在遇到工作中的分歧意见时,他没有处理好,只是按照在部队时的习惯,直来直去摆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对方没有在桌面上和他交流,却暗中捅了他一刀,他们说他的机要员是反一革命,给抓走关进了监狱,哥哥明知道机要员是冤枉的,却救他不出。哥哥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最后,他去了北京,想见宣传文化方面最高领导人杨一尚一昆,但是他没有见到,上交的一封信被转回了Z省。哥哥被戴上了一顶时尚的帽子——“四一人一帮”,他被专政了。很快他捡回来的那条命,就又送走了。哥哥走了事情还没完,他的子女还被株连着,不可以入一党、不可以重用。

我的姐姐,被怀疑是特务。我那个唱着青春之歌,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找共一产一党的姐姐,找到了共一产一党后,就满腔热忱的在新闻界开始了她的革命工作,也很快就入了党,但是,也很快就被怀疑是特务,开始被审查,而且被审查了一辈子。她在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工作的一辈子,也是被审查的一辈子,直到退休才给了个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给恢复了党一籍。

审查过程中,有过劳动改造,有过批斗,姐姐都能够用党的思想思维,用党的语言说话,说:“审一查是党的需要”,“是应该的”。在一共一产一党的党文化统治下的人们,都是这样的。

姐姐退休后,天一的灭一的中一共的前夕,大家都在退一党避灾的时候,她恢复了党一籍,要为罪恶滔天的共一的产一党殉葬?她会明白退的、的党、的保一平的安吗?我很惦记她!

我的弟弟居然成了社一会主一义建设绊脚石,还被打得半死,只因为他和农民有缘,他的妻子来自农村。

弟弟对共一产的党忠心耿耿,十五岁报名参一军走了,回来后读了个中专,毕业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厂做技术工作。在他应该结婚的年龄,文一化大一革 g命开始了,使他无法结婚,因为一九六八年女朋友宣布停止和他交往,因为她爸爸被打成了走资一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想让弟弟受牵连。弟弟也裹足不前,因为自己的姐姐被打成了反一革g命,不愿意带给女朋友灾难,因为在共一产一党统治下,这是天大的问题,会让人倒霉一辈子。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不久,弟弟被迫和别人结婚了。

事情是弟弟遇到了一位拚命要逃离农村的姑娘,这位偶然相遇的姑娘紧紧抓住弟弟不放。她假冒我家亲戚名义,打电报探查弟弟是不是真的出差在外;她到达上海后,假冒我们妹妹打电话请求接站;他自己找到了弟弟的工厂后,下车伊始就背着弟弟大事嚷嚷:我是来结婚的,我们已经订婚三年了。弟弟解释说不是这样,但是没人信他,反而埋怨他,太不够意思,订婚三年了一点都不透露。姑娘在弟弟面前则是:不和我结婚,我就死在你这儿。那年头,电话还没有普及,弟弟写信向我求援,我连续五天回了五封电报告诉他如何应对,却全被姑娘截取了。弟弟的好心朋友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热心的筹办婚礼,促成婚事。就这样,姑娘的梦圆了。

三年后,姑娘带着孩子再来上海的时候,弟弟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因为弟媳是农村户口,共一产一党的户籍政策,是不准农民进入城市的,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她们到上海后不能批给房子住。(国家统一计划一经济体制下,住房没有买和卖,全部由共一产一党控制)。不能发给食品票证。弟媳在疗养院找到过一份工作,她干得很好也不行,不久就被辞退了,只因为她是农村户口。

工厂招待所的洗衣房里边连着一个储物间,3.8平方米,能放一张床,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工厂领导同意弟媳和小女孩暂时住进去了,弟弟带稍大一点的儿子住在集体宿舍。

他们在上海一系列问题都不能解决,  弟弟说服了弟媳,一同离开上海,他们联系好了一个在北方的开发区新建的工厂,他们同意接受弟弟,但是,上海的工厂说弟弟的工作没有人接替,不给办手续。 开发区的工厂用人不能等,于是弟弟痛心地失去了这个逃生的机会。

弟弟失去调离机会后,上海的工厂却调进了接替弟弟工作的人。弟弟请求党一组织重新帮他找一个接收单位,他没有什么奢望,大城市小城市他不在乎,是城市或是农村他也不在乎,只要工作单位给他一个住房就够了,但是亲爱的党妈妈没有帮他,不但不帮他另找接收单位,还停止了他在厂内的工作。从此弟弟在厂里成了没有工作的闲人,相应的他的待遇也停步不前了。

停顿了二十年的提升工资和评定职称工作恢复了以后,大家的职称和级别普遍的迅速提升,弟弟却像编外人员一样,职称和级别都只是原地踏步,被远远抛在后面,职称和级别反过来又使他的调离也成了一步死棋。他曾善良地体谅党组织安排他工作有困难,自己翻译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资料,填补工厂的空白,工厂还不屑一顾。他的精神崩溃了。我去看他时,他说他很害怕,说厂里的某某某被害死了,某某某可能也快被害死了,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姐姐,他是希望我这个姐姐救他。

弟弟的预感没有错,共一产g、党统治下的人们,都用党、性代替了人性,都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人性的人们对弟弟的痛不会感觉痛,还会藉机向一党表白自己的党g性有多强,他们又给弟弟加上了一顶帽子“社会主义建设绊脚石”羞辱他,在各个方面难为他。我不明白共一产一党领导下的人们怎么竟会变成这样?

弟弟的孩子长大了,小女孩也上了中学,他们还住在3.8平方米的洗衣房的储物间,储物间阴暗、潮湿、狭窄,除了放一张床外,室内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小板凳,女孩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学习桌,已经读完了小学,孩子长大了,小板凳却还是那么一小点,加上房间潮湿造成的皮肤病的骚扰,怎么活呢?亲爱的党一妈一妈的关心和帮助是等不到了。于是弟弟自己动手,打开了隔壁常年空闲的房间,自己做主搬了进去。招待所有很多长年空闲的房间,那只是其中一套,是个带厅的一房,能让长大了的男孩和女孩都有一个自己的角落,能让一家人都住在一起而已。好心的朋友们说:“早就该这样。”可是,为此弟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那些人一性早已被党一性取代了的人来了,他们把弟弟的东西从窗子扔了下去,又举起木凳朝弟弟头上砸去,弟弟用双手去挡,手指被砸骨折,在他们忙着讨论手指骨折算不算问题的时候,弟弟倒在地上昏厥了过去,送到医院去,医生诊断脑梗塞,抢救的医生发出病危通知,告诉家属准备后事

可能是心灵感应?我在迢迢千里之外,心神不安,非要到上海去看他不可。到上海后,我看到了还在活着的弟弟,因为阎罗王帮助他,让他延长了时日。

未完待续    


2015-08-23 0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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