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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 5日，中一共开展严一打斗争，这被西一方解读为“83年中国大一陆大一的屠的一杀”，在严一打中，错一判、冤一死无数。（网络截图）

我的天也塌了

我的天也塌了。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我丈夫被抓进了监狱。他原是部队研究院试制工厂的厂长，转业来地方，在化工厂担任厂长，他是市里选出的一九八二年的五好干部，也是全省的先进工作者，才过了二个月又说他是罪一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一产一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提出党的工作从“以阶一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改革和开放，提出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五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在打击经一济犯罪运动中，却说他为工厂批条子卖产品是犯了投机倒把罪，被抓进了监狱。我到省监委去告了状，投机倒把犯罪必须谋取一千元以上暴利才能立案。我丈夫只是履行厂长职责批条子卖产品，未谋私利，一分钱都没沾，投机倒把罪名怎么能成立呢？但是，他们没有放人却编造罪行改了说法，说他利用厂长职权批条子卖玻璃，自己谋得了一个价值一千二百元的录音机还有房子，并为此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判决后，判决书保密，迟迟不下达，阻挠我在上诉期内上诉，使终审判决顺利通过。
         
他们给我丈夫强加罪名，是要给局长的儿子抓个替罪羊，因为局长的儿子倒卖了一些物资挣了些钱，被认为犯了投机倒把罪，判了四年刑。在市委召开的打击经济犯罪的会上局长对市委书记说：“我儿子还是孩子、是学生呢。”市委书记回答说：“抓个当权派吧，当权派应当负责。”于是，我丈夫就成了局长儿子犯罪团伙的头头。局长儿子三十四岁，已经是做爸爸的成年人，是工作十二年之后，又到外语学院去进修外语的学生。市委书记说抓个当权派，当权派应当负责，只是因为他和局长之间有 “互助合作”的关系，市委书记的女儿和儿子的工作都是局长安排的。
       
局长儿子倒卖的玻璃是从我丈夫工厂买进的，是我丈夫签字批准卖给的，但是说我丈夫谋取了一个价值一千二百元的录音机和房子，就是无中生有了。一九八一年九月末，局长儿子倒卖录音机的时候，曾向我女儿推荐过一个价值一千二百元的录音机，那时我女儿在大学英语系学习，他说这个录音机多么多么好，对于学英语多么多么合适，并给她留下了，说让她听一听、试一试。女儿问我：“可以买吗？”，我说：“太贵了，有个便宜的用着就行了”。仅仅过了三、四天，放假后上班第一天，十月三日，我丈夫让他的司机老刘开车帮他给送回去了。七个月之后，我在“打击经济犯罪展览会”上看到这个录音机的信息，说被局长儿子倒卖给了钢锹厂一位李姓工人。区检察院竟能又把这个录音机说成是我丈夫的赃物，这还讲理吗？

关于房子，局长儿子要求我丈夫批给玻璃时，是说过他的关系单位——农村供销社在市内有积粪人员落脚的房子，可以出让。当时，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所以流行以一种买不到的物资交换另一种买不到的物资的买卖方式。我丈夫工厂有玻璃也想换到他们工厂急需的东西。他们工厂的供销科黄科长得了肺癌，黄太太哭诉说，他全家六口人挤在八平米的房间里，困难太多。工厂能够得到这个房子，就可以给黄科长解决他的困难，所以我丈夫同意用玻璃交换他们的房子。到房子兑现的时候，黄科长的房子已经从其他渠道解决了，这个房子就给了厂里另一个职工王X绅，抓我丈夫的时候，王已经住进去一段时间了。区检察院和法院为了帮助局长儿子抓替罪羊，却硬说它是我丈夫谋取的私利。

区政法委书记也是局长的关系网，是局长原在海军部队时的老部下，政法委书记到检察院、法院，关心局长儿子的案子，问一句：“小刘的案子怎么样了？”，下面的司法干部就找到了办案方向，就可以不顾事实胡编乱造了。
                               
他们还说我丈夫未谋私利也是犯罪，因为他批条子，没经党委讨论就是犯法。可是，工厂的生产、销售不就是厂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党委讨论？再说，我丈夫厂里的玻璃不是国家计划生产物资，而是他们自己到玻璃厂带料加工生产的，原料是发大水造成积压的纯碱，是化工局摊派给厂，厂里生产又用不上的东西。这种国家计划外生产的、不是国家统一销售的物资，厂长负责销售有什么错呢？
     
我为丈夫申诉的材料，送给了律师，律师为我们做了无罪辩护，也送到了市里一切能够送到的部门：政一法一委、司一法一局、市一法一院、检一察院等等。我还请大学的同事——民一主党派的朋友在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上也帮助我，我还去区法院面对面的交谈，谈到计划内和计划外等政策问题时，他们却说：“我们不管那些。”我问：“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不要党的生命啦？”他们竟发了火。

我做这一切是盼望他们把人放回来，但是他们不讲道理，不但不放我丈夫还要把我也抓进去。有一天，一位亲戚紧张的跑来找我说，有人让他转告我：“赶快停止一切打官司的活动。”他说：“他们正在找机会要抓我。”还说：“现在有特殊情况，可以不报批就抓人。”这时，我身体已经很差，不能吃不能睡，只剩了一口打官司的气儿  。听到这消息后，神经更紧张，在家不敢开灯，出门不敢等车，有一次上错车找不到家了，孩子只好请假回家全天陪我。
     
几天后我离开家走了，我去了T城。老天帮我，在T城经过一系列磨难后，我终于找到了机会，把申一诉材料送到了中一央书记处书记胡一启一立手里，得到了胡一耀邦总一书记的关注。

十二月二十九日，过年了，我心里却没有年，大清早起来，就出去奔走。因为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中央检查团来了，赶快去联系，千万别错过。”， 没想到，就是那个早上，我听到了我丈夫已经被送回来了的消息，在我原来的住处，现在我女儿的家。我急急忙忙跑了过去，真的呀，我丈夫真的回来了。大胖子变成了小瘦子，坐在那儿吃面条呢！他告诉我说，清早，他正在洗冷水浴的时候，看守急不可待的进洗澡间去叫他赶快穿衣服回家。说把东西全带走，手续来不及办了，过完年你爱人来补办吧。而且是用吉普车给送回家来的。

九个月零十天，二百八十天的监狱坐完了，为党工作的历程也走完了。因为共一产一党永远伟一大、光荣、正确，无一产阶一级专政永远都不会错。问题都是我丈夫的，只是官一老爷们开恩才免于刑一事处分。我丈夫无法继续工作，只好提前退休了。一个忠诚于共一产党的优秀（刚刚受过省和市的奖励的）干部，就这样不清不楚地，被迫提前退休了。

未完待续                                                                               

2015-08-23 0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