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五十年来家国——我看台湾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簡體傳統

　　──龙应台，请你放过台湾，你那种“传统”只是你个人（写作）“生存”的必要，请让我们台湾继续“闭塞”，维持“内向性”不变，这样才不会跟“中国”一样！如果没有亲中国媒体的捣蛋，我们就能用我们台湾的特色吸引国际的注意，得到国际间政治文化的认同，这才叫做台湾已国际化。

　　──台湾有根吗？

　　汉人来了驱赶原住民

　　日本人来了压榨大家

　　外省人来了又压制本省人

　　民进党来了反压制外省人

　　无止无息地破坏得来不易的传统

　　──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高中生夏令营，有一晚要表演各国传统婚礼服饰。我就在想，台湾跟大陆会撞衫吗？结果是大陆学生穿了传统中国新娘服，而台湾学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饰，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头舞；那个当下，我愣住了。。。我对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身份给搞胡涂了。

　　──国际化难道只是政府的事

　　还是政府反而是国际化最大的障碍

　　在十分明显的民粹主义下

　　政府掌握了媒体的“议程”

　　将许多垃圾文化讯息强行置入行销到我们的眼睛？

　　──我在学校教书

　　惊觉老师们的本土化速度比国际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来自于对台湾化的高度支持甚至于对中国化的反感

　　我想

　　这更是我们国际化的危机来源之一

　　──我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八以来自认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为大陆开放，外商建厂大陆而前往他们认定杀猪拔毛假想敌的对岸上海；奇妙的是，敌意不再，国际视野大鸣大放，嚷着台湾太狭隘、太短浅，台湾的未来会被民进党的教义给吞噬。

　　──您这篇文章道尽了身为台湾中坚份子心中长长的无奈。我们家不看新闻，孩子不补习，不管九年一贯，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如何自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么也没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对移民，现在我努力赚钱找机会离开。台湾之大，却没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觉。很无奈，很难过……

　　──朋友转来您的文章，读后鼻子发酸，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几声。

　　──我在美国长大，为了文化认同而选择回到台湾；没有想到，我回到了一个文化模糊的地带。。。在美国时我有很多韩国朋友，他们很团结，以自己的文化为荣，笃定地认为自己代表韩国的未来。这种自我意识在台湾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没有。台湾，台湾是什么呢？我不是美国人，不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么，我是什么呢？

　　──拜读您的文章，我有阵阵心酸涌上心头，心酸于：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在朝者总是无力，眼明者总是在野。

　　──我三十岁不到。当我开始发现这个岛屿的人们逐渐在走向一种疯狂的同时，我暗自躲在书斋里，啃食一本一本的书籍，最后了解到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和价值观也要被杀伐扭曲。。。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太鸟政治也不太鸟新闻更无意关心远方的他乡正在发生什么。谁关心什么文化传承，谁关心什么社会是否更好？您的文章写得好没话说，我们看了也深表同意却也深表遗憾──我们几乎都未尝试就直接选择放弃了。不知这是否也算我们这一代的悲哀？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2003年6月13日“人间副刊”）一文发表十天之内，我收到近两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台湾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说，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读者来信是愤怒的，愤怒到想拔剑而起，那么在“紫藤”的读者来信中，几乎完全看不见愤怒，多的是沈痛和无奈，无奈到近乎自暴自弃。最让我心酸的是这一封，来自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台湾人有没有根？

　　我觉得没有根

　　我觉得很想哭

　　我的梦想起飞……可是一直以来

　　我活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更加辛苦更加倍辛苦

　　一种黯淡的沉重、一种无助的茫然，几乎渗透在每一封信里，每一封信里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台湾，我们的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二十一世纪初始的三年，我们看见了许多五十年来不曾见过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师走上街头游行，最憨直的农民渔民上台北抗议，最苦干的工人绑起白布条；这是士农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头，他们用脚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栋一栋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愤懑激进的人满载汽油去撞政府大楼求同归于尽，那胆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楼，带着自己稚幼的儿女，一跃而下求一了百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甘于贫又无力于富的人则铤而走险，持枪行抢。

　　五十年不曾见过的更是执政者的清晰面目。戒严时代，统治者给我们看的是正气凛然、威严庄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权力的横行，都在国家神话的幕后进行，我们看不见。解严之后的国民党──我们毕竟聪明了一点──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副伪善牧师的嘴脸，嘴里喊着民主与革新，手上做的却是金钱与权位的交媾，复仇与夺权的斗争。跨进二十一世纪，我们心中又有憧憬；或许前面的人不善待这片土地是因为他们不把这里当家，于是我们让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当家”，让一个曾经看起来有道德勇气反抗强权的政党来执政。然而三年了，我们看见的，竟然仍是金钱与权位的交媾、复仇与夺权的斗争，唯一的不同是，从前或庄严或伪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权力的野蛮赤裸裸地摊开在阳光下，在我们的眼睛前，进行。政治人物面孔的丑陋，我们五十年来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

　　这三年中，政治淹没了台湾。经济议题变成政治议题──台商变成台奸；疾病议题变成政治议题──WHO联合全世界来“打压”台湾；生态议题变成政治议题──核四要用还没有法源依据的公投来决定。这三年中，没有政策，只有政治；当重大的“南进政策”提出之后，我们赫然发现，那仅只是为了造成元首出国的一时风光而制造出来的假政策。这三年中，引领国家前进的技术专业领域──不管是金融、经济、工业、研究发展、文化，甚至学术，全面由意识型态“正确”者接管。这三年中，比从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电话被国家窃听。这三年中，只要是权力所需，执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释，或者根本公然违宪。这三年中，只有选举技巧的无休无止的卖弄，没有静水流深、稳扎稳打的执政；只有巩固政权的措施，没有巩固国家的政策；只有权力的操纵，没有责任的担当；只有民意的短线盘算，没有愿景的长程擘画。这三年的台湾，我们惊慌万分地发现：只有眼前，没有未来。

　　这三年中，我在公开场合上见到现任总统三次，都是上百、上千个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场合。每一次他走进来，绝大多数的人都照样坐着，没有几个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尴尬地走到第一排，尴尬地坐下。

　　是的，台湾是怎么了？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举国寄望之所在，没有哪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严就是我们的尊严；他的受辱就是我们的受辱。为什么，为什么最讲究“礼”和“理”的文化人对我们的元首淡漠以待？

　　应该崇高的不再崇高，应该尊敬的无法尊敬──我悲伤地想着：那受到伤害的是他，还是我们心中曾有的梦？

　　我们这一代

　　十五岁的我住在高雄茄萣乡，一间简陋的，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的公家宿舍。墙壁长满了壁癌，没钱粉刷。晚上睡觉时，壁癌像面粉一样扑扑剥落，盖得我一头一脸。母亲坐在地上结渔网，日日夜夜地结网，手上生了厚茧，有时候会流血。流血结网得来的钱，就拿去为我缴学费。每天清晨搭客运车，到台南女中上学。从茄萣经过湾里、喜树、盐程到台南，那条路千疮百孔，雨后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辆脚踏车进去。

　　今天成为总统的人，当年和我一样，每天清晨从乡下，颠簸在坑坑洞洞的乡路上，到台南城里去求学。

　　我们是在贫穷中长大的一代。他的长辈是困苦的佃农，我的长辈是流离的难民。我们这一代，站在台湾湿润的土地上，承受着上一代人流离困苦的汗水泪水，在默不作声但是无比深沈的爱中成长。越是贫穷，越是奋发。

　　一九六零年代，很多人离开这个岛屿，一去不回头，政治的压迫和文化的贫血使他们感觉窒息，选择弃国。

　　而我们从懵懂少年转为心中充满正义、眼睛见不得黑暗的怀疑者。身边失踪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学，遭没收的书籍，国际上的节节挫败，都促使我们开始思索台湾的前途，自己的未来。经过胜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场，剃着光头、穿着土黄色制服像士兵一样的学生在军训教官的哨声中踢着正步，太阳毒烈，尘土扑面。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吗？踢正步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陈水扁的，咸咸的汗水流进眼睛，心中或许在问一样的问题。

　　七零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获，经济起飞了。我们在他们的庇护下上大学，留学；这“奋发”的一代一转眼变成教授、律师、经理、总编辑、作家、企业家。。。懵懂的不满、模糊的思索、蠢动的不安，在八零年代，明朗成尖锐的批判、热情的号召和积极进取的行动。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经这样描绘那个年代：

　　八零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零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零年代，世纪之末。”

　　八零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养儿育女的时候。用尽力气改变现状，一方面因为心中有梦，摆脱过去的压抑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台湾，一方面因为心中有爱和希望，希望我们天真活泼的下一代在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社会里长大。

　　然而九零年代带给我们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结更加严重，复仇，成为政治的核心动力，转动所有的社会齿轮。族群之间愈撕裂、愈对立、愈声嘶力竭，政客愈有资本。政治人物从历史仇恨的把弄中极尽所能地赚取他要的利益。

　　被绑架的人民

　　独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嚣张上台。因为有民主之名，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自动背书，我们的背书使他们理直气壮。在九零年代里，我们已经成了被政客绑架的人民。

　　进入崭新的世纪，三月的鞭炮声响，几千年来第一次，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有人民的直选。身为台湾人，我们觉得可以骄傲；台南乡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们“奋发”的同代，成为领导人，令人欣喜。他的政党也曾经有过燃烧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骄傲，变成焦虑。全民工作福祉指数降到十四年来最低，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台湾人觉得生活愈来愈不幸福。而同时，电视台开始播放统一独一公一投的宣传片，宣传以“新闻”的面貌呈现，只说独一立一公一投是人民权利，不提台湾特殊的处境，不提国际情势的诡谲，不提两岸关系的险恶，不提任何可能的后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变成沉重。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日的最大进口国；日本针对亚洲各国所做的投资环境评比中，台湾是最后一名，比马来西亚和泰国还要落后。而同时，台湾政府在制作“汉贼不两立”的经济政策，用意识型态牢牢圈住经济。外交，以哄骗贿赂、黑巷交易的方式进行，不谋远虑只求近功，结果是让台湾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际上公开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变成了幻灭：

　　我们没有国际观。不去深入了解国际的复杂思维和运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们在国际上的挫折扩大、加强，因为扩大加强了就可以对内制造更多的“同仇敌慨”，“同仇敌慨”最容易转化为选票。

　　对攸关生死的两岸关系，我们没有策略没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扩大加强中国的“妖魔化”；因为中国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岛内制造大量的“同仇敌慨”，“同仇敌慨”，啊，最容易转化为选票。

　　我们没有历史感。上一代人──不论是你的本省佃农还是我的外省难民──都曾经弯腰灌溉这片土地，都曾经把泪水汗水滴进泥土里，都曾经用默不作声但无比深沈的爱将我们养大，但是我们对他们不是清算就是忽视，清算或忽视的标准，就看统治者权力的需要。

　　我们没有未来担当。选票永远锁定眼前利益，至于经济、教育、文化、环境、海洋资源的长程规划，带不来立即的选票和权力，就不是施政的重点。下一代将面临一个什么样萎缩无力的台湾？让下一代去承受。

　　我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卖台”、“台奸”的指控成为嗜血的鞭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湾人”取代了“有没有能力”、“是不是专业”。不用脑思考，我们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倾向，非但不被唾弃，还被鼓励；部落式的族群主义，非但不被开导，还被强调。

　　我们没有执政党。由于是少数政府，权力不稳信心不足，夺权成为念兹在兹的核心思维，国家施政沦为游击队式的出草。

　　我们没有在野党。五十年的享有权力使人肥大懒惰，反应迟钝；失去权力之后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维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担当新格局，他们只是看准了被绑架的人民没有选择，或许不得不把原来肥大懒惰的地主重新请回来。他们似乎完全不记得，当初为何被人民抛弃。

　　是什么样的历史规则，是什么样的领导，使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变成一个没有国际观，没有历史感，没有未来担当，没有理性思维，执政者荒诞、反对者低能的社会？

　　我们一同走过五零年代的贫穷与恐怖，六零年代的苍白与摸索，七零年代的奋发与觉醒，八零年代的努力与追求，九零年代的怀疑与失望，在二十一世纪初始──上一代人渐凋零，下一代人还青涩，我们所面对的，竟然是焦虑、沉重，以及梦想的，彻底幻灭。

　　这三年的荒诞，绝对不仅只是眼前的执政者所造成的。彻底幻灭是由于我们终于认识到，啊，原来换了领导人是没有用的，即使是一个所谓台湾之子，因为权力的穷奢极欲藏在每一个政治动物的血液里，不管他来自浙江奉化还是台北芝山还是台南官田。原来换了政党是没有用的，因为政党夺权时，需要理想主义当柴火燃烧，照亮自己；一旦得权，理想主义只是一堆冷败的灰烬。原来换了体制是没有用的，因为选票只不过给了政客权力的正当性，权力的正当性使他们更不知羞耻，而选举，使极端的短视和极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为正统价值，主导社会。

　　是因为这难以承受的幻灭，使得济济一堂的文化人不愿向元首起立致敬吗？

　　而我们追求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梦想──一个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台湾，就在我们的焦虑、沉重、幻灭中从此放弃了吗？路，怎么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岁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兴冲冲拿出刚发的新课本给我看。摊开一张地图，是我们这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德国小镇。母子两个用手指在地图上游走：这是孩子撩起裤脚抓野鳟鱼的小溪；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这是离家五公里的池塘，我们曾经在池塘边撞见过一只低头喝水的野鹿。

　　孩子继续寻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却蓦然难过起来。十岁的我，我们，可从来没看过我们的村落地图。课本上教的是伟大的长江黄河、壮丽的泰山长白山，我们从来没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地方。自己游泳钓虾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头，曾经一跤摔进去湿淋淋爬起来的池塘，却都是没有名字的；或者说，从来不曾在课本里、地图上，看到过自己的脚真正踩过涉过的山头和溪流。

　　我们是这样被教育的：别人的土地，假装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装它不存在。土地其实就是民族记忆，所以我们脑子里装满了别人的记忆，而自己活生生的记忆，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愿面对，也不敢拥抱。

　　这是强权统治所造成的一种集体文化精神分裂症状。

　　当我们终于可以拥抱自己的时候，我们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圣化，独尊化，图腾化，绝对化，要它凌驾一切，要所有的人对它宣誓忠诚，对它低头膜拜。我们非常霸道，因为我们不平衡──受了创伤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杀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讲闽南语要处罚的侮辱，统治者文化优越感的盛气凌人，是我们心灵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隐隐作痛，使我们自觉有霸道的权利。

　　同时，我们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彻底去掉，却发现，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须把肉刮掉，刮肉，意味着更大更深的伤口，更多未来的疤痕。

　　“本土化”天经地义

　　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历史的创伤和疤痕──中国的文一革，日本的长崎广岛，德国的第三帝国。如何从创伤痊愈，得回健康的体魄、平衡的心灵，要看那个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酝。台湾人的深深长进肉里的疤痕，是“中国”。面对中国，对岸那个巨大的霸权帝国，还有我们心中肉里的中国，我们还在受虐受苦。我们像一个重症的精神病人，紧紧地与自己的影子格斗、纠缠，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来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恶与残忍就在于，他非但不提出痊愈的疗法药方，让民族心胸扩大，休养生息，他还设法加重纠缠与撕裂，从矛盾和对立的脓疮中挤出权力。解严十六年了，我们的将士仍在迷惘地问，“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投资大陆的企业家很困惑，“我是英雄，还是叛徒？”十八岁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湾人？中国人？我是什么，我是谁？”

　　走过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过五十年蒋氏国民党的统治，面对中国共一产一党的武力一威胁，台湾人要认同什么？台湾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中国”这个元素，在我们的认同和文化认知里，应该放在哪里？

　　台湾必须“本土化”，是我们天经地义的权利。十岁的孩子拿回家给母亲看的应该是自己村落的地图，地图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认识。他应该和母亲用清晰好听流利的母语谈学校的事情。他应该熟悉台湾的历史，不只是先民的开垦史、国家政治史，还有村落史、火车史、河流史、文学史、美术史，他应该熟悉台湾这个岛屿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屉。孩子首先要认得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土地上；浊水溪先来，长江黄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请问你，“本土”是什么？

　　除了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闽南文化之外，第一个进入我们念头的，是被汉人赶到山里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认识伟大的玉山之前，对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请你卷起舌头跟我说，“pa-tton-kan”。这是曹族语。

　　第二个，是客家人。客家人说，我们说的不是闽南语，所以，请你不要把闽南语称为“台湾话”。我们说的也是“台湾话”。

　　第三个，是马祖人。马祖人为台湾岛的安全与繁荣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价，有点激动地说，我根本不是台湾人，而且说的是你们所有的人都听不懂的闽北话。说吧，你们把我算什么？

　　第四个，是浙江人、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云南人……这些人离开他们的母亲时，身高还不如一支步枪的长，五十年的生命付给这个岛屿。他们南腔北调，如今垂垂老矣，他们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语”为何物，也从不曾要求有“乡土教学”。

　　第五个，是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各省。他们与台湾人结为夫妻，在这里生儿育女；每一个母亲都对她们怀中的婴儿讲自己家乡的童话，用自己的语言唱熟悉的儿歌。她们正在栽培一种新台湾人的出现。

　　蒋氏一国民党所带来的大陆中原文化沙文主义像一片厚厚的黄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黄沙吹开，让深埋土里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气，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绝不是闽南化；我们不能只看见自己身上的伤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惨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伤，不深吗？我们偿还了吗？金门马祖人被历史冻结的伤，不重吗？我们弥补了吗？外省难民流离失所、天涯永隔的伤，不恸吗？我们又给了什么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国文化的沙文主义，但绝不是让另一个文化沙文主义来取代。

　　中一共不等于中国，“本土化”不等于“去一中国化”

　　好，“反抗中国文化的沙文主义”，那么本土化等不等于“去中国化”？

　　请先告诉我什么叫“去一中国化”。

　　是把歌仔戏中的剧目──陈三五娘、目莲救母、中山狼、狸猫换太子。。。全部去掉吗？是把妈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吗？是把龙山寺里的朱熹和华陀去掉吗？是把唐诗宋词三字经去掉吗？是把草药针灸去掉，把太极拳禅宗去掉，把舞龙舞狮去掉，把祭祀、扫墓、春节中秋去掉吗？是把门楣上的“颍川”、“陇西”刻字去掉吗？是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吗？是把端午节的屈原和白素贞去掉吗？是把故宫里的世界珍宝去掉吗？是把福建来的闽南语去掉吗？是把汉字书写去掉吗？

　　这些都“去”掉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呢？

　　喊“去中国化”口号的人，把重点放错了地方吧。“反抗中国文化沙文主义”，要“去”的不是“中国文化”，是“沙文主义”。我们反对蒋家政权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压抑与漠视，我们更无法忍受中一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国思想，但是这两者都是人的态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有人拿起石头打你，你愤怒的对象是那人，不是那石头。石头本身是无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栋梁，是堤防建材，是庭园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对于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们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义，不是日本文化。

　　我们真正应该呼喊的，不是“去中国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过脏了，得倒掉，但我们不会把盆里的婴儿连脏水一起倒掉。国民党令我们反感，共一产党使我们厌恶，但是，国民党加上共一产党并不等于中国。两个党不到百年，中国却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细微泡沫当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给我们带来巨大威胁的中一共，也不等于中国。他只是中国一个暂时的管理员，充其量是将来的史书上一个小号字体的备注。中国，也不等于中国文化。国，只是一个政治组织，像有限公司、株式会社、财团法人一样，一个管理结构。一个管理结构如何涵盖或代表一个民族深远浩大的文化──他的艺术创作、哲学思想，他的神话与信仰、革命与复兴、创造与传承，他灵魂深处的感情与记忆？

　　党，不等于国；国，不等于文化；中一共，不等于中国；中国，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婴儿与脏水不能划上等号，更不能闭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一共的蛮横与霸道激起我们的愤怒与恐惧，这愤怒与恐惧又因我们的政客操弄而加剧，使我们“抓狂”，“去中国化”的低智逻辑于焉而起。我们忘记了：愤怒与恐惧的不只是我们，还有无数的中国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还有那冤屈不得诉、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发表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那坐在阴暗的牢房里无名无姓看着自己牙齿一个一个掉光的中国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压迫者，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挣扎受苦，可能比我们还要辛苦，但是他们是“中国”的一部份。

　　吴一仪和中一共一官僚对台湾人说“谁理你们”那副颟顸自大的嘴脸，不是“中国人”的嘴脸，是“霸一权一者”的嘴脸，他不只用这种野蛮的态度面对台湾，他用这种嘴脸面对所有的弱势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一产一党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我们都知道马克斯是德国人，列宁和斯大林是俄罗斯人。对于中国，共一产一党是百分之百的“外来一政党”。我们怎么能够只看见中国的强权，看不见中国的弱势；只看见中国的国家机器，看不见那绞在机器里流血流泪的人；只看见中一共，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他虚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见他深邃绵密的文化与历史？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头脑简单了？

　　台湾是中国文化的暗夜灯塔，中国文化是台湾的珍贵资产

　　那深邃绵密的文化与历史，并不只属于中国，它也属于我们。是的，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脏是人体的一部份一样。我们不但不应该谈“去中国化”──因为去了心脏还有自我吗──我们还应该与中国争文化的主权，应该理直气壮地对中国、对全世界说，真正的中国文化在台湾；中国传统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湾；汉语文化的现代“文艺复兴”最有潜力发生的地方，在台湾。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湾的汉语文化底酝厚实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颗文化夜明珠，幽幽发光。第一，它不曾经过马克斯主义的切断与文革的摧残，因此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巨大的撕裂。连日本人的统治都不曾断掉台湾人组织汉文诗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传统。随着蒋介石来台避秦的知识分子也带来五四以下一脉相传的知识气质。民间的宗教信仰、风俗仪式以相当完整的面貌传承薪火。第二，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还不够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的传统价值在这里与现代化接轨，忠孝仁恕与公民道德碰撞揉合，产生出华语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识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台北，不同于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没有不能出版的书，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画，不能发表的言论、不能演奏的音乐。它是华语世界中创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没有一个华语城市比台北更丰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国三十五个省份的人，三十五种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浓缩呈现在一个小岛上，像一个色彩鲜艳的调色盘。它是华语地图上的纽约。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态改称它为“福尔摩沙”；我们可以万分笃定地说，它是另一种中国；你要看一个更纯粹，更细致，更自由活泼，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国文化吗？你必须到台湾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们要在国际上生存，唯一的办法是让世界看见：传统中国文化在中国也许被专制落后和老大帝国的劣根所困，在台湾民主自由与现代理性的环境中却能异样地焕发灿亮，生命力充沛。这就是“台湾特色”。为什么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湾出版？为什么云门舞集只能在台湾发生？中国文化是台湾在国际竞争上最珍贵的资产，我们抢夺都来不及，遑论“去”！

　　那么国家认同呢？谁说争取国家认同必需消灭文化认同？瑞士是个彻底独立的国家，但它的德语人口并不因为歌德、贝多芬、托马斯曼是“德国人”而不去拥抱。反而，当德国变成一个丑陋的霸权，小小瑞士就成为德语文化的暗夜灯塔。我们可以反对中一共，可以拒绝中国，但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汉语文化，对不起，那可不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纪录来看，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台湾就是今天中国文化的暗夜灯塔。

　　过去历史的伤痕使我们痛，今天中一共的压迫使我们憎，但是所有的伤痕都在我们的心脏上，挖掉自己的心脏是精神病人疯狂了才做的事。对付异族的入侵，我们或许可以用减法，譬如抗日时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种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简单的减法，因为一减一等于零。越是强大的敌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对。除了减法外，加法、乘法、除法、复杂的函数，我们不是没有学过。

　　如果为了对抗敌人，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歇斯底里、全身痉挛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一共”两个放大成梦魇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见，这场仗，不打也罢。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因为无法忍受这认同的精神分裂、这政治的溃烂不堪，而选择冷漠，或者出走。中国不必动武，我们已经被自己的疯狂打败了。

　　人民素质是梦想的基础

　　威玛共和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换了十七个内阁，多次的政治暗杀。美国史学家分析威玛共和败亡的原因，是“谋杀、痼疾、自杀”的综合结果。谋杀是国外的强权势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无法应变的惯性思维，自杀，则是当时政党的恶斗、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丧失。威玛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开始。

　　我无意将台湾比威玛，但是我看见相似的历史元素：外力“谋杀”的威胁、本身“痼疾”的无力摆脱，更明显的是“自杀”的倾向，脖子上缠着权力斗争的绳子，毁灭在所不惜，愈缠愈紧。

　　或许我们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会有苍蝇。政治家，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先要有负责任、有见识的公民，才会有负责任、有见识的政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熏陶，风行草偃，三代之后，才会有心胸开阔、眼光远大，有智慧有担当的大政治家的出现。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两千三百万人中有多少负责任、有见识、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灭之后，其实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质是所有梦想的基础。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义、温柔敦厚的台湾，华语世界的夜明珠，我们只能把梦想默默地放在每一个人自己的肩膀上，继续扛着向前走。

　　没有什么了不起，文明，本来就在考验我们面对野蛮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