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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他以后的理学大儒们在限制权力方面做过许多努力，却不成功。这只说明，限制权力的问题一直是个被探究欲以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此问题的局限性实不足为怪。

我的一位发小对共产极权的认识与我一致，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我不同，他每次电话的话题都离不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我的两个中国邻居女友与我的发小的观点相同，不同的是，发小认为，中国只要民主制度就足够了，而两个邻居女友则认为，要用基督教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感到，海内外全盘否定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不少，思维和判断趋于简单，且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大同小异的大众观点，这些简单的判断直到现在仍无休无止地在大众中扩散。

我电话中告诉发小，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读书，要读原着，而且要读一流的学者的着述，如陈寅恪、钱穆，现今的余英时。既便要批判孔子，也要读读孔子的《论语》，真正了解他都说了什么，他说这些话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其实，以前我也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过同样的错误认识，我们这几代人，有谁能摆脱中共媒体和电影《河殇》的误导?但经过读书和思考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那些认识大错特错。这种思想的转变与从相信共产党到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样，是个不断提出问题、辨析问题、自我否定的反思过程。这种思想转变除了需要读书和思考外，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看自己是否具备自我否定能力，即，重新审视和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基础的能力。现在的我已经不大相信大众观点，它们多来自共产党的误导，我更相信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陷入迷惑而无所收获;只凭固有的想法继续想而不读书，那是危险的。)

我愿意把我和朋友曾讨论过的话题以及我七年来对孔子和传统文化的一些阅读体会摆出来供读者思考和讨论。

我的发小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常被外族侵略，被欺负挨打是因为文化和制度的落后。

我认为，那些打败中国的游牧族的文化更落后，中国是败在当朝皇帝太昏聩，并非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至于制度，打败中国的国家也不一定制度就先进，当时先进的民主制度在世界上普遍没有出现。其实，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而强大又并不意味着制度先进。生产与技术的发展方法有多样，并不必然地和制度相连。

制度与人类的生存关系，我们又如何判断?历史已经证明，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灾难和毒瘤外，皇权和君权专制制度都是人类历史不得已要走的自然之路，人们受制于历史局限，不能一蹴而就到民主制度，况且民主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较好的但并非完善的制度。虽然希腊在两千年前就对民主方法有了认识，但还是从盼明君、怨暴君而渐渐地走到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这一步，竟然走过如此漫长的路，黑暗欧洲一千多年的宗教迫害史最终逼迫欧洲民主制度的到来。纵观历史，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和多神信仰不会自身产生共产极权制度，当今中国的共产极权制度及其文化是西来的，它对中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是极为巨大和前所未有的，共产极权制度及其文化才是我们当前要彻底批判和否定的。

我的发小说，中国古时刑法残酷无比，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残忍和邪恶的。我的读书体会是，那些残酷的刑法，如五马分尸等刑法，都是法家的东西。法家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主流，连法家传人商鞅的变法也为时不久最终以失败告终。

发小还说，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自由”这个概念，所以儒家文化是奴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全都是奴性文化。

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民间社会的自由空间一直都很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黑暗欧洲那种一千多年连续不断的宗教迫害。哪里迫害最残酷和长久，哪里才会产生“自由”的概念。中国没有产生“自由”的概念，并不说明中国文化是奴性文化，也不说明中国传统不重视生命。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观念非常重视生命，在中国传统社会，杀头是要上奏皇帝御批的，“人命关天”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观念。中国唯一一次群体迫害几百个读书人的“焚书坑儒”事件被说了两千多年，一直被认为是不得了的大迫害事情，可见中国人对人命看得有多重。中国传统观念与那种以信仰和种族来评判人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有西来的中共极权制度才把人命当草芥。孔子“仁”的理念的提出也是出于尊重生命，有其历史意义和普世意义。

孔子在世的年代是正当周天子势力衰落，权力内部矛盾重重，诸侯竞起，战争不断的时期。这一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数不胜数”。百姓因此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四处逃亡。同时，铁器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发展了，紧跟而来的就是私田扩大了。因此就产生新问题：如何吸引老百姓对生产有积极性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如孔子当时说的，要使老百姓能够“近者悦、远者来”(使近处的老百姓感到喜悦，使远处的人们也闻讯而来。《论语》第十三篇《子路》)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孔子提出了“仁”的理念。独立史家认为，当时孔子提出“仁”并不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易于统治，而是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探究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探究宇宙中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当时乱世的生活状态下，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孔子才致力于恢复“礼乐制度”，以便使社会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的“天下有道”的社会。

判断孔子的学说是不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性文化，还要从孔子的众多相关言论来判断。

孔子对待统治者的态度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奴性。《论语》宪问第十四中记载，学生子路问孔子怎样事奉君主，孔子答：“不要欺骗他，但是，为了进谏，可以触犯他。”(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自己为了实现“仁政”理念而在选择做官上并没有一定之规，他说“无可无不可”，那是他为人处世已经无所困惑，游刃有余的缘故，但他教育学生做官要有基本条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危险的国家不去，祸乱的国家不居，有道的地方才出来做官，无道的地方则隐居。)

孔子曾经说过“苛政猛于虎”。孔子还说：“一个人应该普遍地关怀老百姓，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宽以得众”。孔子还主张“无为而治”。孔子的“仁治”和“无为而治”的主张与现代国家的“低税收、小政府”的主张堪有一比，都是反对苛政的主张。孔子反对高税收，他的一个学生冉求当官后帮助君王制定高税收的田赋政策，孔子气愤地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并告诉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

孔子提出来，应该把人当“人”看，统治者应当把劳动者当“人”来爱护。而调整统治者的内部关系则要“克己复礼”。他的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两个简单的字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与基督教的“博爱”有同等意义。孔子在“仁爱”理念下建立了一整套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如何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如何事君爱民、如何处人处世的学说和哲理，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被世界学者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缘故。孔子比古希腊教育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早生八十二年，他和苏格拉底同样认为，只有个人道德完善才能成为真正完整和智慧的人。

伟大的苏格拉底曾在雅典法庭受审时对同胞大声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的是你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无论你们怎样处罚我，我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

此时的孔子已经寿终正寝，他早就拥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早就把他的“仁德”的道德观念传播开来并延续下去。孔子是打破官办学堂而开创私办学堂的第一人，在世时就因为开办私学成功而受到尊重。

有人说儒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为维护君臣等级制度，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权益之道和妥协之道。这些说法是片面和不确实的，是误读儒学。

君权、皇权、等级制度都是人类受历史局限不得已而走的自然之路，孔子不可能改变它，只能试图限制它。中国历史自孔子起才有了限制皇权的思想和言论，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对政治专权和腐败有所批判，也曾试图监督和限制皇权专制统治。

孔子认为，应当行“仁”的时候，对老师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师)。而面对皇帝，志士仁人不可苟全生命而损害仁义，宁可牺牲生命成全仁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为传统文化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言与孔子的“杀身成仁”之言一样，都是不服从皇权的言论。《论语》中也记述了孔子自己的这种犯上行为：齐国送给鲁国许多唱歌跳舞的美女，鲁国国君季桓子接受了，多日不上朝理事，孔子便离开了鲁国。(《论语》：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余英时教授二00三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对宋代的理学大儒们如何努力去限制君主的专断滥权做了细致精彩的描述和分析。根据许多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儒学传统的价值位阶上，“权变”或“权力”是不能超越“义理”原则的。儒学并不是以忠于国家、忠于统治集团乃至个人为最高追求的，儒家的追求与现代社会的政党、黑社会，以及西方的所谓领袖现象完全不同。儒家提倡君子群而不党，党字是尚黑，被儒家所不齿。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对如何限制皇权也是苦思冥想，甚至想到利用天人感应、灾异之说来限制皇帝的为所欲为，这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同样地都想到要限制权力。

后来，明末清初的三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也都看到专权的问题，试图限制皇帝的权力，特别是黄宗羲的重要着作《明夷待访录》，被称为东方的“人权宣言”，比卢梭还早一百年。正如余英时教授所说：“中国没有‘人权’这样的特定观念，但思想里确实有人权的实质内涵。”

孔子和他以后的理学大儒们在限制权力方面做过许多努力，却不成功。这只说明，限制权力的问题一直是个被探究欲以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此问题的局限性实不足为怪。

孔子的《论语》共二十篇两万余字。在《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共109次，讲“礼”的地方共75次。“仁”的概念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是“礼”的根本内涵，是伦理道德的基本依据，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根据现存史料，在孔子以前还没有人把“仁”作为一最高哲学概念提出来过。

《论语》中孔子的教导绝大多数是人生课题，其中有大量关于如何做君子，如何避小人的教导。君子三戒、三畏、三变，君子九思，益者三乐和损者三乐等等。对小人也有颇多描述，例如：“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要禁绝郑国的乐曲，远离小人。郑国的乐曲淫荡，小人危险)。

孔子所有言论中，除了“仁德”以外，最伟大的言论是“有教无类”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有教无类”表现了孔子的平等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虽然出自孔子学生子夏之口，但它正是孔子博大胸怀的教育结果，要知道这些言论可都是在两千五百年前啊，这些见解都是超越时代和文化传统的。

几周前，两位邻居女友到我家做客，一坐下来就说：“晓东，传统文化就是奴性文化，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奴性的东西。……”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是说，君像君，臣才有义务效忠;君若不君，臣则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义务。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思想，跟西人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观念，同样具有宪政品质和意义。”女友马上反驳说：“可是孔子还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问：“那是孔子说的吗?”她不敢肯定。

我说：“其实，一些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糟粕，有很多是统治集团有意制造的，那些外族统治者更是在这方面绞尽脑汁。清政府想出的绝招最登峰造极，它规定男人要留辫子，女人要缠脚。这些强加给中国国民的丑恶的生活方式彻底毁了中国人的形象，再加上那些谄媚权力的文人墨客从上至下地制造奴性言论，潜移默化地奴化国民，全面地扭曲了中国人的思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清朝时的御用文人写的戏文。”

清朝是对中国妇女以致男人扭曲得最厉害的朝代。留着长辫的男人们成了废物，抽鸦片，逛妓院，三妻六妾。在如此扭曲的男人的压迫下，女人的心态随之严重扭曲。清朝离我们最近，那些丑恶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感官也最具放大和震撼作用。鲁迅就是被清末民初的“吃人”社会一叶障目的，很容易不假思索地把男人留辫子和女人缠脚看作是中国的“落后传统文化”的全部。其实，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两码事。元朝蒙古族统治者也制定了摧残中国妇女的规定，要妇女守“贞洁”，不许改嫁，而此前的中国妇女离婚改嫁是自由的。所以，我们需要辨别哪些是统治阶级的奴化术，哪些是值得传承的传统文化。例如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共政府的极度腐败全面地渗透和蔓延至民间社会，人性被严重扭曲，男人衣冠禽兽，女人二奶三奶，这种极为丑陋的社会状态是应归罪于中共极权政府的统治呢，还是应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有局限和悖谬，经历几千年的积累，传统文化有大量糟粕也是自然而然。由于人的天性的糟糕一面，各朝代统治阶级的腐败昏聩和争权夺利的厮杀，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利用，大众的愚昧，加上御用文人谄媚权力的胡言乱语，都会导致传统文化的蜕变和涤化。例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创立的三纲五常，其本意是对君权和男权的一种正向要求，因为他们对社会和家庭的作用无论是正的还是负的都是最大的。“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纲”含有“表率”的意思，即，君为臣之表率，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之表率。表率做好了，臣子妻才能心悦诚服。这对中国现代社会也是适用的，现今中国社会中坏官坏老师坏父亲坏丈夫太多了。“纲”都坏了，国和家还指望什么呢?“三纲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就其伦理价值中的积极一面对历史有着进步意义。但经过历史长年的涤化，三纲已经完全被君权统治和男权统治的社会变异为臣子妻绝对服从的铁律，它违背了儒家的君可犯之，当仁不让师，从道不从君的根本精神。外加上，妇女社会地位低是世界性问题，儒家也不能摆脱这个历史局限。

到了现代，物质越丰富，人就离真实和自然越远。如今辨别真假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个极为困难的事情了，更不要说搞通和发扬传统文化了。中共政府六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扭曲，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完全变形和凝固。加上中国知识精英站在道德高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鞭笞和讨伐，例如鲁迅，当他把男人的辫子当作中国传统文化讽刺时，还不知道“辫子”的坏根源在哪里，他对中医的讨伐就更是以一概全。

顺便举一个鲁迅误读孔子的例子。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鲁迅这里所提的“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的话在《孔子家语》中可以找到孔子的解释。弟子冉有问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解释说：“不是的。大夫犯下罪行，也要受刑罚，只不过是令其‘自请罪’以照顾贵族阶级的尊严，若所犯罪大，则令其‘跪而自裁’;而所谓‘礼不下庶人’，乃是说庶民劳碌辛苦，不应责之以备礼。”

换句话说，繁杂的礼数和仪式对于国家、政府和贵族是必不可少的，是实的东西;而对于贫民百姓则过于高大沉重，多属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是虚的东西。当生活不堪重负时，小小百姓难道还要再被那些“虚套”的仪式进一步压垮?

按照周礼，贵族如犯了“五刑之域”的大罪，“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这个对贵族治罪的场景有很强的仪式感。“白冠厘缨”是罪人所戴的帽子，象征有罪;盘水，即盘中盛水，象征公平;加剑，象征礼法和制裁，制裁通常就是自杀。这种仪式表明，作为贵族，应当视荣誉重于生命。可见，“刑不上大夫”强调的是贵族对尊严与荣誉的自觉;而“礼不下庶人”则表达了对庶民的宽容，也体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中国传统平等观念。在中国古代，儒家发起并崇尚士大夫精神，就像西方崇尚贵族骑士精神一样。在现今男人中，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贵族精神了。

共产党对孔子的曲解更离谱。我清楚地记得文革后期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说孔子为了求得官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论语》和其它历史记载中的论述可以看到，孔子在世时已经颇有名望，受到世人尊重。当时就有人奉孔子为圣人，孔子说：“圣和人，那我是不敢当的。不过在实践圣和仁方面我确是不知厌的，教导别人也从不知倦，只是这样罢了。”(子曰：“若圣与人，则吾岂敢?抑或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儿已矣。”)

史家称，孔子的许多学生都在鲁国皇家和大贵族家中担任职务，所以孔子在鲁国的势力不小。他的学生子夏在魏国做官并主导政治变法。他的两个学生冉求和仲由都已经做到了鲁国的大臣，孔子说：“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大臣罢了。”他的另一个学生冉雍在鲁国掌权人季氏家做主管。

在孔子的时代，通过读书来做官并不难，难的是通过做官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念。孔子周游列国想推行自己“仁治”的理念终未能成功。那些诸侯一心只想吃掉对方，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哪里听得进孔子的什么“仁治”。“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只好一心办学和编辑修订“五经”来推广和延续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了。

孔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格坚守在《论语》中也有表述。在见卫灵公时因为卫灵公问及如何用兵布阵，孔子便在第二天离开了卫国。走到陈国之地时断了粮，他和跟随他的学生以盐水度日，饿得都爬不起来，那是孔子最艰难时期。当时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地问：“君子也有贫困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能安守穷困，小人在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贫饿至此，还口出君子豪言，实属士大夫矣。

孔子后来自己也意识到通过做官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他的学生子路也说到这点，子路说：“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推行他的主张。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则是早已知道的。”(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就连守护鲁国城门的门卫都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种情况与中共宣传所说的“孔子为求官职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完全不是一回事。

《论语》中一段故事描述了孔子被劝说做官的经过，也说明孔子那段时间是有意躲避做官的。

故事是这样的：掌握鲁国几代朝政的季氏有个家臣叫阳货，阳货很有权势，因为他掌握着季氏的家政，对鲁国朝政也有影响力。阳货想请孔子作他的助手，要孔子来拜见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乳猪。古时的礼仪规定，凡大夫赠东西给士，士如果没有在家当面接受，就必须亲往大夫家拜谢。阳货故意趁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乳猪。孔子不愿见阳货又不能违背礼仪，便故意选在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没想到孔子却在回家的半路上遇到阳货，阳货对孔子叫道：“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孔子走了过去，阳货问：“自己有本事，却听任国家迷乱，这可以叫做‘仁’吗?”孔子说：“不可。”阳货又问：“有能力做官却多次放过机会，这可以叫做智慧吗?”孔子说：“不可。”阳货又说：“时光去而不复返，岁月是不等人的。”

《论语》中还提到，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参与政治啊?”孔子说：“《尚书》上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中对孔子的栖栖惶惶也有描述，那是为了传播他的理念。鲁国人微生亩问孔子：“孔丘，你为什么总这样栖栖惶惶四处奔波游说呢?是不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和花言巧语呢?”孔子说：“我不敢花言巧语，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论语》宪问第十四。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传说就更是疑点重重。疑点一，春秋时代诛杀士大夫绝非易事，也从未有过任何杀士记录，这表明一种可能，当时没有杀过士大夫。且杀人之举背离孔子推行的“仁政”理念。疑点二，孔子在世和去世二百五十年中，没有任何书籍和史料记录孔子杀人这么重大的事件，它却在二百五十年后突然出现在《荀子》一书中，并有非常详尽的描述。疑点三，古代帛册异常珍稀，因此信息极不通畅，这个毫无记录的事件又是如何流传至二百五十年后突然出现的?即便是信息通畅的今日，想了解二百五十年前的一件事情的详情也不可能清楚到一五一十，可是《荀子》一书却是言之凿凿，有如亲见二百五十年前孔子一五一十地对少正卯定罪的细节，这到底有多少可信度?疑点四，荀子是向法家过渡式的人物，法家名人韩非、李斯皆为其门生。荀子对儒学进行了系统化、实用化的改造和增添，增添了法家的思想，此举虽增强了儒学的可行性，但也给专制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了皇权的统治，荀子改造和增添的内容在孔孟的原着述中是没有的，后人自然会怀疑孔子杀人的事情也是韩非、李斯等人编着《荀子》时增添的虚构故事。所以有研究者说，这是法家给孔子造的谣言。

《论语》说到孔子的为人，说他已杜绝四点：不凭空猜想，不事先下肯定判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人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解释成是维护等级制度，任何等级都不可冒犯，不可逾越，这种解释是不知其所以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不是维护等级制度，而是维护“礼仪”，以及人的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它们的本意是要求人的行为要有仁德，要克己自律地担负起社会和家庭责任。它揭示了生命中的伦理价值和生存基础的“责”与“任”之间的派生关系。

时过境迁，许多传统礼仪已经完全不适合节奏快速的现代物质社会。而有的传统礼仪在孔子时代就受到挑战，孔子的一位学生对“三年之丧”的礼仪就当面向孔子提出异议。提异议的正是孔子认为“朽木和粪土之墙”的学生宰予(字子我)，《论语》中宰我和孔子的这场对话非常精彩。

宰我问三年之丧，并说：“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三年孝，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一定会废弃;三年不演习音乐，音乐一定会被忘记。陈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上场，取火用的木头已经轮过一遍，守孝一年就可以了。”孔子问：“三年丧期中你吃稻米，穿锦缎衣服，心安吗?”宰我答：“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么去做吧!君子守孝时，吃美味的东西也不香甜，听音乐也不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么做，如今你心安，就去那么做吧!”宰我退了出来。孔子对其他学生说：“宰我真是不仁呀!儿女出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孝三年，天下都是这样做的。宰我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获得三年的爱吗?”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宰我很不满，但他还是同意宰我可以去那么做，并没有像对宰我白天睡觉那样严厉斥责和否定。这说明孔子只是不能容忍学生的懒惰，而能容忍学生的思索，尽管这种思索对孔子是巨大的挑战。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为人处世并不固执死板。

孔子学生众多，性格各异，孔子多能不倦地以道理说服之。比如，孔子的学生冉求和仲由要帮助鲁国掌权人季氏攻打附属国颛臾，孔子对此极为反对和气愤，指出这是他们为臣的错误，讲出一系列道理说服两位学生劝止这场战争，并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祸起萧墙的成语即出于孔子这段话。

孔子对诸多学生提出的问题都能应对自如，而且还对不同性格的学生的同样问题给出不同的建议答案。孔子在与学生讨论和辩论问题时，观点鲜明并有说服力，学生也能够无所顾忌真实自然地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论语》中最精彩的两段对话是，孔子教训学生冉求和仲由助季氏伐颛臾和孔子与学生辩论管仲是否是“仁人”的对话。这两段对话鲜活地表现了孔子的思辨力和说服力，其思维清晰敏捷，言语简洁有力，可谓论辩艺术的经典。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与学生冉有(名冉求，字子有)的对话，表现出孔子在反驳偷懒学生的诡辩时的机敏和耐心。冉有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会走到半路才放弃，而你现在是原地画圈。”(《论语》雍也第六：冉有曰：“非不说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孔子对最难缠的学生宰我其实也多是以理服之的，并不总是骂他“朽木”。例如一次宰我挑战孔子的“仁德”理念，问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就是告诉他说‘井里掉进去一个人啦’，他会跟着跳进去救吗?”孔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让他去设法救人，却不可诱他陷入井里;君子可以被欺，却不可被迷惑陷害。”(《论语》雍也第六：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调皮的宰我的耐心。后来，孔子把宰我定为“言语科”的高材生，周游六国时授以重任。

孔子的第一大弟子颜渊在四十一岁时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伤，却不同意厚葬颜渊，但众多悲痛不已的儒家门子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而厚葬了颜渊。孔子爱颜渊胜过自己的独子孔鲤，孔鲤早颜渊一年去世，葬礼简单，《论语》中也没有提及孔鲤之死，却对颜渊之死和孔子恸哭的情景有多处重点描述，孔子大哭道：“啊，天丧我!天丧我!”果不其然，颜渊死后两年孔子去世。

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经历两千五百多年不倒，连极为邪恶的共产党都将其摧毁不了，可见其内涵之坚实和伟大。它的坚实和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核心价值“仁德”，即，人对生命、天、地的责任，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

陈独秀认为儒学和西方民主科学是新旧之别，他简单判断地说：“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今天，台湾与东南亚一些崇尚儒家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事实证明，儒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相互排斥。

在判断是非对错时，我们对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历史罪人和暴君，以及中共的邪恶统治是可以简单判断地将其全盘彻底否定的，但对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对其影响至深的博学智慧的历史人物，绝不可用简单的思维方式加以判断和全盘否定。

我读《论语》时，对孔子两千五百年前就能说出那么多精彩言论感叹不已，不仅想起我的满腹经纶的奶奶在文革时，看到家里“破四旧”烧书，无可奈何地痛心说：“别的古代经典着作就不说了，只说《论语》这部经典吧，它是很值得一读的，不说哲理严谨，就是从文字精炼的角度也是值得一读的。”

中共政府近年来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地捧抬孔子，不惜撒大钱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显而易见，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骗不下去了，转而拿孔子骗，不过是换了个招牌继续骗国人和世界而已。习近平最近宣称中国如何地爱好和平，说“儒家思想有很深的爱好和平的渊源”，媒体也跟着扇唬说中国历来是“以和为贵”的。其实，不管中共是批孔子还是捧孔子，都是以我为用，为自己的私家政权“维稳”而已。

孔子讲到“和”时，都不是毫无原则的“和”，例如“君子和而不同”。而“以和为贵”谈的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其原话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句话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的，意思是：礼的作用，和谐恰当最为可贵，先王明君的治国方法(道)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大小事物都应讲求和谐恰当。但遇到行不通的时候，还一味地为求和而和，不以礼法来加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这段话表现了儒学思维的严谨和逻辑的清晰，处事待物既有原则规范，又不僵化死板。它告诉我们，治理国家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可使社会和谐，避免暴戾之气。而共产党统治中国六十年来，治国手段历来都是谎言，暴力和屠杀，今天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就源于此。共产党搞经济也是无所顾忌，不惜以人权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短短三十年就把中国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破坏殆尽。如今饮水和空气都成了大问题，那眩目的城市与空谈的和谐又有何用?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义务保护和传承其精华。在我们摒除共产极权文化的同时，要把所有被歪曲和误解的传统文化之精华纠正过来。今天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纠偏工作而做的一点小小的努力。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完稿

三妹 2014-11-05 01: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