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1、排满宣传陷入误区，存在严重的抨击中前期，认同后期的问题，导致逻辑上陷入悖论，很多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排满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排满的侧重点，过於纠结在清国中前期历史，没有把握住国民的真实心态。现在的国民，大体上分为两大阵营。其一，衣食住行无忧，开始关注“大国崛起”这类问题，面对所谓的百年积弱，心有不甘、愤慨，需要有人回答为什麽如此。其二，低收入，受困於住房、医疗、教育等所谓新三座大山，对执政者心怀不满。两大类成员，涵盖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显而易见的，针对清国中前期的抨击策略，难以引起共鸣。所谓的汉网偏激，只是借口。偏激，不过是因为手段的错误导致的主张不能引发共鸣而已。这就是排满宣传走入误区的真正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现在的排满策略。对於第一类人，要回答为什麽会有“百年屈辱”。必须要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本质是要建设近代化国家，清国既不是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也不具备建立近代化国家的可能。对於第二类人，则需要深入浅出的宣传宪政思想，讲清楚国共内战的真正含义。显然，两大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要串讲。
　　汉网虽然是现在中文互联网上可以最无顾忌进行排满宣传的站点。遗憾的是，与数量不成比例的是质量，汉网主流的排满宣传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汉网排满的重点，集中在清国中前期针对华人的屠杀，以及伴随屠杀的剃发、易服等问题。仅就这一块本身而言，没有太大的问题值得探讨。转折点出现在１８４０年前后的英清贸易战争。相当部分的汉网成员，对此以后的历史，出现了认同清国的现象，将清国视同中国，对圆明园感同身受，对外蒙古魂牵梦萦……凡此种种，就给了清国奴一个绝佳的借口——皇汉纠缠历史恩怨。既然已经是一家了，那麽你去纠缠几百年前的恩怨，是不是故意挑起矛盾呢。逻辑上讲，的确如此。如果你认同贸易战争之后的清国，那麽从理性的角度而言，就必然有一个时间段，在此之际，清国和中国的利益出现了统一。这也就为清国奴津津乐道的入关促进民族融和的论调提供了炮弹。毕竟，如果不是出现了融合，怎麽会有利益的统一呢。於是清国奴就可以振振有词的说，我们的敌人是美日俄。大敌当前，皇汉还在挑拨离间，所以是特务云云。
　　那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根子就是我们常说“清国不是中国”。这并非是清国奴所谓的皇汉感情宣泄，狭隘的民族主义，绝非如此，这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结论，有着深厚的人文理论基础。
　　陈天华在《警世钟》里面写有如下文字：
　　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有人说道："中国於今不可自生内乱，使洋人得间。"这话我亦深以为然。倘若满洲Z.F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一切奸臣，尽行革去，一切忠贤，尽行登用，决意和各国舍死一战，我也很愿把从前的意见丢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Z.F抵抗那各国。怎奈他拿定"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主见，任你口说出血来，他总是不理。
　　这其实就反映了清国末年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革命党重要组成部分的军国民教育会，在日俄战争时期，其实并非主张排满，而是一个包衣气息比较重的组. 织——拒俄义勇队。他们曾经想“报效朝廷”，结果被事实所惊醒，转而投身排满革命，再造中华。《警世钟》，很大程度上就记载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并非是孤立的案例。实际上在英清贸易战争的镇江会战期间，旗人海龄就一手策划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在明显不过的证明了清国奴所谓的团结对外，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
　　那麽，这个转变，是不是因为清国奴所言的晚清Z.F腐败呢。如果你认为是腐败，那就上当了。真正的根源，就是“国家”。排满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化国家——中. 华. 民. 国。而国家一词的真正含义，已经被马列主义者隐瞒了几十年。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却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左右，马列。

　　2、毋庸置疑，相当部分汉网成员政治上被左翼思想绑架，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对政治阵营划分完全错误，直接导致近现代时事政治这一块成为短板。前面说到国家的概念被马列掩盖，为什麽，简要地讲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无祖国”，马列主义的产物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要消灭的就是“国家”，他自然就要歪曲国家的概念。正是因为相当部分会员的政治理念被马列绑架，所以才会有国家认识上的问题，进而才会出现排满误区。这是一环扣一环的问题，绝非可以割裂看待。因此片面追求左翼崇尚的“统战”口号，只能造成普遍的姑息养奸。
　　要搞清楚马列的本质，得从左右分化说起。
　　左右的概念，出现在１８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在１７９１年的法国制宪会议上，议员们出现了严重对立。保守主义者坐在右边，而革命党人坐在左边。由此出现了以左、右指代革命与保守主张的修辞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左右的本意，和国内马列主义者的左右划分，是完全相反的。
　　右翼，也就是保守主义。与动辄就要砸碎旧世界的左翼不同，他们更加强调法律和秩序，讲求契约和荣誉。於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与蠢蠢欲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出现了第一次碰撞。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曾经唆使拿破仑解放俄国农奴，用这个办法来打败俄国。但是拿破仑敏锐地感觉到这样做将会放出一个可怕的魔鬼，出於良知拒绝了这个建议，哪怕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帝国也在所不惜。这个举动，将共产主义的幽灵封印了几十年。所以后来巴黎公社的暴徒一旦得势，首先就要推倒拿破仑留下的凯旋柱，由此可见这仇恨之深，绝对的不共戴天。
　　了解了这个历史恩怨，就可以解释为什麽马列主义者如此仇视“国家”，非除之而后快。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前的战争，要麽是一个国王打倒另一个国王；要麽是一个神打倒另一个神。而自拿破仑开始，变成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总体战”。同一个国家的成员，不分阶层，凝聚到同一个人文认同上面，这就是民族。基於民族建立的国家，也就是近代化的国家体制——民族国家。
　　话说到这里，其实就能够解读第一个误区了。在清国，旗民殊途、满汉分野，根本就没有同一人文认同，也就谈不上建立近代化的国家。而无法建立近代化国家，就没有办法进行总体战，所以清国一败再败。因此原本准备报效清国的拒俄义勇队，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会迅速的转变成排满的军国民教育会。清国之所以不是中国，真正原因就是它的存在，阻止了建立中国。
　　近代化国家的根基民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人们忍受马列主义者。
　　挂在嘴边的“剥削”，这就是马列主义者仇视国家的真正原因。这样的思想交锋出现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吹鼓手们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抵制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和后来中国的马列分子所鼓吹的“武装保卫苏联”如出一辙。这理所当然的让第二国际被世人唾弃。
　　由於吸取这个教训，马列主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的歪曲、掩盖近代化国家的概念，尤其仇视民族认同。所以如果一个人接受了马列教科书洗脑之后，会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决然不会联想到一丁点建设近代化国家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关键所在，所以才会产生对贸易战争之后的清国的认同。某种程度上，马列分子是清国奴的天然盟友。
　　排满必须和民族国家的概念结合起来。
　　排满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排满的侧重点，过於纠结在清国中前期历史，没有把握住国民的真实心态。现在的国民，大体上分为两大阵营。其一，衣食住行无忧，开始关注“大国崛起”这类问题，面对所谓的百年积弱，心有不甘、愤慨，需要有人回答为什麽如此。其二，低收入，受困於住房、医疗、教育等所谓新三座大山，对执政者心怀不满。
　　两大类成员，涵盖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显而易见的，针对清国中前期的抨击策略，难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排满宣传走入误区的真正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现在的排满策略。对於第一类人，要回答为什麽会有“百年屈辱”。必须要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本质是要建设近代化国家。
　　对於第二类人，则需要深入浅出的宣传宪政思想，讲清楚国共内战的真正含义。
　　这其实涉及到了汉网自身的定位。如果要分阶段来描述的话，现在肯定是属於民生运动阵营的一员。也就是要对抗“民族团结高於天”的反动宣传，伸张正义，寻求汉民族的生存权利。
　　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现在打着民生、民权旗号的势力实在是太多。如果只是简单的主张汉民族权利，难免会被左翼势力乘虚而入，声嘶力竭的高呼“统战”，借机兜售马列信仰。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只不过因为空降来的“特派员”们业务水准太低，时间稍长就按耐不住要宣扬马列民族观，使得其伪装暴露。但是，万一来的水准再高点，欺骗性再强点，怎麽办？所以还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搞清楚为什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另一方面，因为汉民族的生存权利在受到侵害，这也使得一些流氓无产势力得以招摇撞骗，想混进来混水摸鱼。虽然表面上这些人似乎与汉族民族主义存在某种共识，但是稍稍深入接触，就会发现他们处於一种绝望的生存状态，仇视一切。除了三更半夜摸上来刷九评，或者声嘶力竭的喊口号之外，既不愿也没有能力探讨问题，寻求解决之道。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是义和团。另，经过思考与探讨，隐约感觉到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统战”标准：
　　如果一个人不反对元、清，但是反对伊. 斯. 兰，则这个人可能存在合作的共识；
　　同时，如果一个人对伊. 斯. 兰势力都认识不清的话，即便其表面宣称反元反清，实则都是伪装。
　　这个标准的根基，也就是基於事实分析而提出的。因为前面提到了，国民大体分为两大阵营。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相当部分国民依然受困於新三座大山的压迫，那麽向他们宣传主要作祟於文化层面的满独的危害，显然不会有好的效果，不大可能引起共鸣。但是，伊. 斯. 兰势力与之不同。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屡屡欺压甚至屠杀中国人的邪恶势力。受制於新三座大山，丝毫不能减免受到伊. 斯. 兰伤害的可能，甚至还会成为其首选屠杀对象。这已为75事件所证实。
　　因此，能够认识到伊. 斯. 兰危害的人，表明他起码具备基本的是非观和道德廉耻。暂时没有认清元清的危害，或许只是缺乏切身体会的缘故。所以这样的人，值得“统战”。反之，则有问题的概率很大。
　　讲了民生民权，再来讲讲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并不是先提出概念，在依照这个概念建国。
　　他的前身是主权国家，是封建领主为了对抗梵蒂冈的神权统治而提出的国家主权高於一切的理念写了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这可以看作是领主与ｇｏｄ之间的契约。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商业繁荣，领主与农奴之间被神权限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逐渐失去意义，旧有的封建制度逐步解体。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权思想开始传播，原来的领主、农奴和自由民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又因为同样的语言、习俗，而产生出人文认同。民族国家正是对这种认同的概念性总结，而不是说提出这个概念，再据此建立国家。
　　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太早，因此与欧洲的情况无法一一对应。秦国结束了第一次封建时代，从前汉开始，中国依托第二次封建以宗族为单位参与国政，即所谓的门阀政治。到了唐代中后期，门阀政治彻底完结，从宋开始，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平民社会的形态，通过科举取仕，形成了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官僚集团。所以说历史上中国与异族的战争定性非常复杂。就野蛮人而言，这是与原始形态区别不大的部落之间的战争，抢劫、杀戮而已，形式简单，目的明确。
　　而对中国而言，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皇室成了唯一的领主。蛮族入侵，损害了他的领地，所以皇室必然要攘夷。而对於文官集团来说，他们是出仕皇室，领皇家俸禄，与天子共治，所以他们也要去平寇。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来说就更简单了，蛮族入侵必然伴随屠杀，所以奋起抗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似上下一致，但是存在很大的隐患，各个阶层之间界限明确，互相提防。并不是说因为我是某某人，所以我一定就要去杀野蛮人。很大程度上缺乏这种认同。皇室的根是领地，平民的根是家园。所以面对外患，这两个阶层往往拼死抗战。他们的战争，就带有一定程度上民族战争的色彩。
　　这还是占优的情形。一旦蛮族势大，文官阶层非常容易出问题。如果蛮族只是简单的杀戮，那麽文官阶层普遍还能保持“气节”。然而一旦蛮族开始开科取仕，文人往往第一个变节。当然他通常自诩“入夏则夏”、“以夏变夷”、“有教无类”一类的。战争发展到了后来，就发展成了变节文人与旧有领主之间的殊死搏斗。宋末、明末的战争就是典型。根源就在於文人的根基不是实际存在的土地、家园，而是虚无缥缈的诗书、伦理、圣人之道。他们生存的价值，就是把背诵的语录搬来治国。至於这国是谁的并不重要，只要依然开科，对他们而言就没有妨碍。文天祥之所以可贵，其实就在於文天祥只有一个，或者说是崖山那些最后的抵抗者的化身，同一时间相当部分文人已经变节了。
　　简单类比一下就不难理解了，现在很多包衣反对汉网的理由就是所谓“我信仰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就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不是实际存在的。所以包衣们尽管平时爱国口号喊得山响，一旦中国人在７５遭到屠杀，就全部哑巴了，装聋作哑。
　　所谓的“中华民族”，是中文资料上经常看到的一个政治词汇。但既为“民族”，却从不见一个自然人的身份资料上注明属於该族。难道它像那些历史上已经消亡的部落一样，是一个没有成员的民族，显然也不是。而我们中国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又常常遭到自称“中华民”的人训斥，说你置某某於何地，你还要不要团结云云，给人以“中华民族”是中国人的对立面的感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搞清楚“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甄别出“中华民”的特征，是分清敌我、复兴中国的重要步骤。
　　要搞清楚什麽是中华民族，还必须把时间倒推回一百多年前的清据时代。
　　我们知道清据中国两百年后，经历了贸易战争、日清战争、北清拳乱等等大事件。清国在面对世界新兴列强时，完全无力应对，赔款割地不说，也使得欧洲工业文明的精华传入东亚。中国被清国灭亡两百年后，中国人本难以分辨华夷，但在遭受如此巨变的情况下，原为文字狱所钳制的思想重新开始活跃，睁开眼睛看这个全新的世界。
　　虽说自台湾沦陷后，中国人民的复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太平天国更是深刻的动摇了清国的暴戾统治。不过清国和儒家的亲密联盟看起来依然可以蹒跚的维持下去。一直要到日清战争，日本这个曾经依附於中国存在的小国通过变革强大起来的现实，才算是真正摧毁了清儒同盟的政治公信力。维新立宪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正式提出。
　　而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的感召，和经由日清战争重新传回亚洲大陆的明末血史的刺激下，中国人原本的华夷之辨和欧洲工业文明的精华民族国家理论相结合，终於诞生出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革命排满，驱逐鞑虏。所谓的民族国家，国家是其政权组. 织形式，而民族则是其根本。民族和民族国家不可分，一个民族倘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只能降格为族裔、部落，依附於他族生存。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的延续，但又不能简单的等同於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只是伸张了本国政体的至高无上地位，并不代表其内部是一个统合的整体。而民族国家不仅是具备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建立的国家，更为深刻的含义还在於其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整合。简要地讲，也就是民族国家至少应直面“我爱国，国爱我否”这样的问题。不能要求它已经解决，但至少应有证据表明它试图去解决。
　　民族国家是旧王朝和帝国的掘墓人，也是受奴役民族的希望。它一经出现，就改变了为国王为皇帝，为一家一姓而战的窘境，让人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为整个民族而战。显然，民族国家从理论上梳理清楚了明末中国人对国与天下的迷思，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国的统治。
　　而清国奴的君主立宪必然失败，根子在於它自己陷入了一个二律悖反的境地：
　　搞洋务搞维新，最终要走上开启民智的道路。而民智一旦开启，天然的会倾向於民族国家的理念，进而否定立宪的目标——延续清国的统治。所以逻辑上就是走不通的，清国的立宪必然失败就在於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就是清国奴搞出来给这个二律悖反解套的东西。
　　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是同一样事物的不同名称，二者没有实质区别。不管五族共和也好，还是中华民族也罢，其画皮都是一个“平等”。一句话归纳就是，以前的事情都不要提了，今后我们都是平等的一员。也就是生造一个既没有历史也没有认同的政治民族。即便如此，所谓的“前过不咎”也是很不要脸的主张，故而梁启超当年曾经坦诚，提出中华民族理论之后已经做好了被挖祖坟的心理准备。不过说实话，这个姿态的确可以博取一些老女人，和没有睾丸的男人的同情。倘若只是粗浅的观察，也可能会觉得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境况。毕竟在面临列强威胁时，声嘶力竭的干嚎“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确可以起到一定壮胆的效果，因此获得了一部分市场。
　　但这是原版的中华民族，不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中华民族。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另一个中华民族，经过列宁主义包装之后极权状态下的中华民族，实际情况是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列宁是蒙古人的后代，列宁主义体制有深刻的蒙古痕迹。所以这和元国的情形如此相似，并非历史巧合，而是必然。
　　这是我们实际遭受，然而对外宣布的，又是以平等为招牌的梁记中华民族理论。乍一看，大家都平等，仿佛很符合欧美等地反殖民主义的左派思潮。然而是不是真正平等，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反映不平等的声音，被列宁主义政治机器过滤掉了，不允许更多的人了解。唯一一次例外，是社论“民族团结高於天”。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所谓“人命关天”，这个高於天，就是说中国人的命只是维持中华民族“团结”的祭品。这是唯一的一次以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民分四等。
　　故而可知，我们真正的出路，在於摈弃左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桎梏，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

冠军侯 2014-07-06 1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