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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我的人生态度
第25节 三种人生态度(2)
二、(这是对哲学系的同学讲的)在我看,一个大学里开一个哲学系,招学生学哲学,三年五年毕业,天下最糟,无过于是!哲学系实在是误人子弟!记得民国六年或七年(记不清是六年还是七年,总之是十年以前的话),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哲学系第一届(或第二)毕业生因为快要毕业,所以请了校长文科学长教员等开一个茶会。那时,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很替诸位毕业的同学发愁。因为国文系的同学毕业,我可以替他们写介绍信,说某君国文很好请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学毕业时,我可以写介绍信说某君英文很好请你可以用他,但哲学系毕业的却怎么样办呢?所以我很替大家发愁!”大学的学生原是在乎深造于学问的,本来不在乎社会的应用的,他的话一半是说笑话,自不很对,但有一点,就是学哲学一定没有结果,这一点是真的!学了几年之后还是莫名其妙是真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学系的同学发愁!哲学是个极奇怪的东西:一方面是尽人应该学之学,而在他一方面却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虽说人人都应当学一点,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够学得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哲学天才的人,便不配学哲学;如果他要勉强去学,就学一辈子,也得不到一点结果。所以哲学这项学问,可以说只是少数人所能享的一种权利,是和艺术一样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却与科学完全殊途。因为学科学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学点时候,总可学个大致不差,譬如工程学,算是不易的功课,然而除非是个傻子或者有神经病的人,就没有办法,不然,学上八年十年,总可以做个工程师。哲学就不像这样,不仅要有天才,并且还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天才,纵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功夫,也是不能成功。
大家可能会问哲学何以如此特别,为什么既是尽人应学之学,同时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这就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最近在眼前,却又是远在极处——最究竟。北冰洋离我们远,它比北冰洋更远,如宇宙人生的问题,说它深远,却明明是近在眼前。这些问题又最普遍,可以说是寻常到处遇得着,但是却又极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问这问题,亦不可不问;但为其深远究竟,人人无法能问,实亦问不出结果。甚至一般人简直无法去学哲学。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极,而一般人却是愚笨之极,各在极端,当然两不相遇。既然根本没有法子见面,又何能了解呢?你不巧妙,无论你怎样想法子,一辈子也休想得到那个巧妙,所以我说哲学不是尽人可学的学问。有人以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实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没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头脑,自然与宇宙的巧妙相契无言,莫逆于心,亦不以为什么神秘超绝。如果你没有巧妙的头脑,你就用不着去想要懂它,因为你够不上去解决它的问题。不像旁的学问,可以一天天求进步,只要有积累的工夫,对于那方面的知识,总可以增加,譬如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各种科学,今天懂得一个问题,明天就可以去求解决一个新问题,而昨天的问题,今天就用不着再要去解决了。(不过愈解决问题,就也愈发现问题。)其他各种学问,大概都是只要去求解决后来的问题,不必再去研究从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哲学就不然,自始至终,总是在那些老问题上盘旋。周、秦、希腊几千年前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如果说某种科学里面也是要解决老问题的,那一定就是种很接近哲学的问题;不然,就决不会有这种事。以此,有人说各种科学都有进步,独哲学自古迄今不见进步。实则哲学上问题亦非总未得解决,不过科学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以共见,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古之人早都解决,而后之人不能不从头追问起;古之人未尝自NFDA7其所得,而后之人不能资之以共喻;遂若总未解决耳。进步亦是有的,但不存于正面,而在负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问题之正面解答,虽迄无定论,而其不可作如是观,不可以是求之,则逐渐昭示于人。故哲学界里,无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费。
这样一来,使哲学系的同学就为难了:哲学既是学不得的学问,而诸位却已经上了这个当,进了哲学系,退不出来,又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来替大家想个方法补救。法子对不对,我不敢断定,我只是想贡献诸位这一点意思。诸位照我这个办法去学哲学,虽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许成功。这个方法,就是我从前求学走的那条路,我讲出来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条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过我在最初并没有想要学哲学,连哲学这个名词,还不晓得,更何从知道有治哲学的好方法?我是于不知不觉间走进这条路去的。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我完全没有想学哲学,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后来向人家说起,他们方告诉我这便是哲学……”实是真话。我不但从来未曾有一天动念想研究哲学,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动念想求学问。刚才已经很老实地说我不是学问家,并且我没有法子讲学问。现在更说明我从开头起始终没有想讲学问。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十分对)。什么意见呢?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国,而以学问为不急之务。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这意见非常的坚决。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什么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确有何用呢?又由我父亲给我的影响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读书人无用,虽他自己亦尝读书中举。他常常说,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了举人,便快要成无用的人;更若中进士点翰林大概什九是废物无能了。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每以有用无用,有益无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种影响,光绪末年在北京的中学念书的时候,对于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顶不愿意听,讲庄子《齐物论》、《逍遥游》……那么更头痛。不但觉得无用无聊之讨厌,更痛恨他卖弄聪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当时尚未闻“文学”、“艺术”、“哲学”一类的名堂,然而于这一类东西则大概都非常不喜欢。一直到十九、二十岁还是这样。于哲学尤其嫌恶,却不料后来自己竟被人指目为哲学家!
由此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渐渐以纠正而消没了,但又觉不得空闲讲学问,一直到今天犹且如此。所谓不得空闲讲学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心里的问题太多,解决不了。凡聪明人于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问,好致推究,但我的问题之多尚非此之谓。我的问题背后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说我的问题多偏乎实际(此我所以不是哲学家乃至不是学问家的根本原因),而问题是相引无穷的,心理不免紧张而无暇豫。有时亦未尝不想在优游恬静中,从容的研究一点学问,却完全不能做到了。虽说今日我亦颇知尊重学问家,可惜我自己做不来。
梁漱溟 2014-07-03 14: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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