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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反映农业合作化中知名的6部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和20篇短篇小说为样，按照文学中的互助组阶段、初级社阶段、高级社阶段和人民公社阶段的线索，具体分析“十七年”中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轨迹，并从文学与政治关系方面发表看法。
　　［关键词］“十七年” 合作化 文学轨迹 文艺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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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十七年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小说成就最大，而其中又以农村现实生活题材最引人注目，农业合作化题材更是农村题材的重中之重。正因为是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评价上颇为分歧。究竟如何评价更符合实际，对其自身轨迹进行具体考察不失为一条可行和较为可靠的途径，并可避免空洞的争论。
　　 一、一篇领风气之先的小说
　　新中国成立，翻身农民充满着幸福生活的喜悦。如何准确地认识此时的生活，特别是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往何处去，通向社会主义的步子如何迈？有一篇领风气之先的小说是值得首先予以分析的，它就是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
　　李准当时作为业余作者并不知名，但《不能走那条路》的反响却是空前的。小说在河南日报发表后，很短时间内全国三十几家报纸和十几家刊物转载，人民日报转载时还加了编者按语予以高度评价。自然是因为它及时地回答了全国上下迫切关心的上述问题。直奔主题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土改中的翻身贫农张拴，因一直不安心种地，一心捣腾牲口“只想吃飞利”，却连连蚀本负下一笔不小的债务，准备从自己的十几亩地中卖掉“一杆旗”那块二亩四分地，还了债务再去捣腾一次牲口。因省吃俭用生活开始富裕起来的老年贫农宋老定打算买进这块地，因为一辈子的生活经历告诉他“地是根本”，要为儿子们“买十亩八亩”。共产党员宋东山反对父亲买地：“过去地主只恨穷人穷不到底，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由于共产党员儿子的帮助，旧社会苦难生活的回忆，以及村里一些群众和信用社对张拴伸出了援助之手，宋老定也决心不走过去地主买地那条路，并主动借钱给张拴还债。宋老定家所在的互助组明年将转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家决心靠今后的“机器种地”多打粮食。由于成功地堵住了自发资本主义的路，开了合作化的路，于是转变以后的宋老定“一直朝东一步一步地迎着太阳走去”。人民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语，高度评价它“表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的主题。作者本人当时在《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中也说：“我准备从这个问题中写出工人阶级思想和农民的自发趋势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而且从这个主题的获得过程中，“我感到从事创作的同志们学习政策的重要性。”
　　且不说作品中处于被人们同情地位的张拴，也是甚至更加是“自发”势力的代表，也且不说“明年”（1954年）转成初级社能否就实现“机器种地”，使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都来一个飞跃。所要说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两个突出问题。第一，小说中所宣扬的关于开了立即变更所有制的合作化道路，却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性质上的混淆。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明确指出：并非新中国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是经历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又包括着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转变，这几个转变阶段都是不能人为地逾越的，否则将自食苦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为地在1953年提前结束不少于15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提前实行“社会主义”，全国农村1955年以初级社的统一方式宣布实现了半社会主义，1956年以高级社的统一方式宣布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1958年以人民公社的统一方式宣布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快速过渡，都是在生产力还很落后，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起码需求的情形下，认为单纯靠所有制即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提纯的超速变革，就可以大大提前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马克思说过，人们是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的。而远远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如此超前变革，由于缺少物质基础只能导致对已有生产力水平的破坏，或者说导致“生产力起来暴动”。统计年鉴告诉人们，正是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直至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增长指数均呈逐年下降甚至负增长趋势。正是由于无视所有制的变革应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这一经济学法则的“穷过渡”才带来了“过渡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越来越穷更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小说中开始的今年互助组、明年初级社（以及延伸下去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超高速“路”，是否就是张拴们、宋老定们、宋东山们的坦途，有再认识的必要。
　　第二，小说中所肯定的关于堵住了个体农民“自发资本主义”的路，也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主要矛盾的转移和矛盾性质的混淆。就主要矛盾来说，不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是在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毫无疑问地是国家要求富强、人民要求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生产的落后的矛盾，而决不是过去曾长期鼓吹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矛盾。主要矛盾上由前者向后者的不断升级的转移，所带来的毁灭性严重后果，已人所共知。就矛盾性质的混淆来说，即使是城乡资产阶级也有其两面性，完全应该也有可能紧紧围绕着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用其积极性的一面和限制其消极性的一面，并不构成生死对抗。至于土改后的个体农民中，资料表明，一方面确有“中农化”的趋向，即大约有半数的原贫雇农凭借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上升为中农（如小说中的宋老定），同时有约半数的原富农下降为中农，使实际的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到60％以上。另一方面，农民中也确有举债或出卖土地的现象，但为数甚少（如小说中全村只张拴一人，而且只准备卖二亩地）。这两种情形不应简单地判定为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了，甚至农村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因为贫雇农中的半数上升为中农，以及中农在农村人口中超过半数，恰恰是有利于当时农村经济在一个比过去较高和较稳固的基础上发展。发家致富上“冒尖”的中农也并不就是“新富农”，很多倒是劳动致富的能人和带头人。至于极少数人的因天灾人祸或经营不善等情形又举债和出卖土地，在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和缺少社会保险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应该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和经济的手段逐步加以解决。总之，“中农化”与少数人卖地，均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必然联系，更无必然因果。如果一定要全体农民均齐划一才算“共同富裕”，才算避免了“两极分化”，才算堵住了“自发资本主义的路”，那结果只会造成农民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中普遍贫穷的局面——当年的初级社和高级社是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初级和中级典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其高级典型。所以小说中把克勤克俭，生产致富，只是在当时的土地自由买卖中曾想买几亩地的宋老定，作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对待，甚至是在“走地主走的那条路”，也有再认识的必要。以上两个再认识的焦点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所回顾的，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长时间没有弄清楚。
　　总之，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确有进一步前进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小农式经济也确有向大农业逐步转化的必要。但这种前进和转化应该是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统筹兼顾和水到渠成，不应该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为的不断加速变更。还应充分看到，当时农村这种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是相适应的，在利用传统技术以及有限的生产资料和资金提高产量方面，在劳动的好坏与获得劳动成果的多少直接联系刺激劳动积极性方面，都还具有不容忽视和否认的生命力。若只由于它是个体私有，就认定为“万恶之源”，那是所有制上的一种形而上学。
　　 二、文学中的互助组阶段
　　在反映农业生产互助组及其过渡阶段的农村生活方面，《青枝绿叶》、《桥》、《浪头与石头》以及《创业史》第一部等，是有代表性的。
　　刘绍棠的《青枝绿叶》（1952），描写的是土改后1951年成立的一个长年互助组。互助组的特点是土地私有、分散经营、调剂劳力、等价交换，大体上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一部分农民克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困难的需求，因而有其一定优越性。但不是唯一模式，而且它本身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而作家们普遍看重的并非它自身的这些特点，而是“组织起来”与“单干户”的对比，尤其是它的远大发展前途。小说中的两位正副互助组长的对话正是这样表达的：互助组只是“地基”，目的是“盖上高楼大厦”，“往上升到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而且“有毛主席指引，有苏联的榜样，还不快当”。所谓它的社会主义萌芽，大概正是从这前途转变说的，前途转变才是目的。于是，贬斥“单干”和加速这种前途转变，遂成为众多这类作品的主题。
　　刘＠①德的中篇小说《桥》（1955），是着重描写这种前途转变的。它的主题很明确：在互助组里“生产致富，保护私有”，至少是一年以前的“老皇历”；只有立即转社“共同生产，齐奔社会主义”，才是“新路子”。贫农高正国之所以留恋办得正兴旺的互助组，不愿立即转社，是因为他十分担心由土地私有立即转为土地入社，由各家各户分散经营立即“归大堆”转为全社统一经营，大家“裹搅在一起”，“怕就长不出这样的好庄稼”。这正是一位老贫农的经验之谈，也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形的。结尾安排高正国的“转变”，小说中也只是说由于富农企图拉他搞互助组和看到有的单干户的苦头，而对于在生产力并未提高的情形下土地“归大堆”是否会更增产的问题，仍未解决，也许是不在话下的意思。反正应相信毛主席指引的路：“他老人家领导人民把天地都闹翻了个，搭座（农业合作社的）桥还难吗？”
　　方之的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1956），在更高层次的政治背景上，进一步为互助组“自发”转社大唱赞歌。它把中共中央、省委、县委一些领导干部1955年反冒进，取消一批“自发社”，比喻为农业合作社“红色高潮”中拦路的“石头”。正面描写毛主席亲自下乡视察和纠正，为那些由被取消的“自发社”转成的“暗社”鼓劲叫好，搬开了“石头”，更高的扬起了“浪头”。其实，即使只从这篇小说中也能看出这股“红色高潮”并无稳固基础：全县五个区因农民入社时耕牛作价不公，已发生杀牛卖牛事件十几起：“暗社”社长何顺江回答为什么不先把长年互助组办好而急于转社，竟是由于“长年组比社还难！……旱呀雨的，你抢先他恐后，想长长不了！”因此连他那个长年互助组都办不满周年。至于作品中毛主席视察时对这个“暗社”的表扬，也要作具体分析。例如主席视察中表扬这个明组暗社“基础不好，庄稼却出色！”“你们冒得不坏，庄稼却很好！”此时是“刚栽秧不久”时节，又只是几丘田，断言庄稼好坏，还早了一些。何况此处只此“一家”，没有比较。这种表扬更多的是一种回击“反冒进”的政治需要。又如主席有意问：“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听话，这样急呢？”何顺江回答说：“毛主席，世界虽大，我们后面没有退路！”也只不过正投了主席的心怀。至于那个被喻为“石头”的县委石书记，尽管“又有理智，又有魄力，生活也朴素，作风也深入，样样都不缺”，作品却不但安排他被“暗社”的一位农村老太太三番五次数落“把共产党毛主席的饭白吃了”，还在全村人与毛主席合影时安排他“迟了一步”，“只照了半个肩膀，连个鼻子也没照上”。这个艺术细节在作品中首尾照应，有作者的深意存焉。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1959），无疑是“十七年”中难得的优秀作品，在今天也仍然闪烁着它的艺术光华。但正如朱寨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的《导言》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即使象“《创业史》、《山乡巨变》这样的名着”，也“在思想内容上不能不打上‘左’的烙印”，而“不能幸免”。《创业史之所以能成为“十七年”中描写农业合作化题材中最优秀之作，至今仍有着它的艺术光华，那是由于它在对梁家祖孙三代创一份勉强能活下去的家业上的“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的成功描写中，为新时代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壮举，所提供的一种历史性的对照，赋予的一种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深度。由于它在对梁生宝的八户的长年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的描写上，虽也强调过与“三大能人”的斗争的作用，但还是更为突出了无论“前进和落后、聪明和鲁笨、诚实和奸滑”的庄稼人，对于“多打粮食，增加收入”的共同愿望的落到实处。由于它所着力的塑造的互助组长梁生宝为了党的事业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自我刻苦精神（如买稻种路上），令人佩服的组织领导才能（如组织进终南山割竹子），以及令人欣慰的政治上的成熟（如对待互助组的坎坎坷坷）。这种种优秀品质形成的“梁生宝性格”，至今仍然闪射着一种耀眼的光华。它的未能幸免“左”的印记，集中表现为对“创业难”的理解上的一种偏颇：认为需要解决的最大“难”点，主要并不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在所有制的变革上的形形色色“阻力”，或者说试图以所有制的超前变革（如长年互助组一年即转社，以及下一步的方向），来解决包括生产力极大提高在内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创业史》的扉页题词：“创业难……”。“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正是这个含义。柳青本人另外也多次说过，从第一部到第四部（即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成立），“还是这个主题，没有新的：习惯公有制，扞卫公有制”。〔1〕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配置，无论党内党外， 都以这种所有制的变革前景为“试金石”而营垒分明和进行褒贬。例如县委陶书记指示应认真团结新、老中农，区委王书记立即针锋相对另发指示：“团结中农的意思，是互助组甭损伤中农的利益，甭打击中农就对哩！并不是叫俺互助组迁就中农，巴结中农”，“越迁就，越巴结，越不能团结。”结论竟是陶书记错而王书记对，因为“中农们对互助组的态度就是成问题”，有了一二十亩地一头牛，“他们希望新民主主义万岁！”又如村代表主任郭振山高兴的原因，作品中说是因为他有一颗定心丸：“反正有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好过哩！”富裕中农郭世富决定以单干在生产上跟互助组较量一番，理论武器竟然是“红牛黑牛，能曳犁的，都是好牛”。“新民主主义”论和“牛论”，在小说里自然受到彻底否定。与之针锋相对，梁生宝则坚决地认定：“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所以早在土改中刚分得土地时，“他已经对发家淡漠了，而对公家的号召着了迷”。县委杨副书记更坚决地认定：土改后离开了互助合作，即使在单干的农民中大规模推广农业新技术，“那一定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农村”。而在小说中却得到了无条件的肯定。即以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情绪的晴雨表的梁三老汉来说，老汉有狭隘保守的一面，小说中写得很真实很深刻。但即使在大的问题上老汉也有务实求真的一面，小说中则往往也取批评否定态度。例如老汉在与乡党委卢支书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接近着哩；仅仅他们搞的互助合作，他眼下无论如何想不通：‘你们把种地的机器拿来，再闹腾嘛！离社会主义还有几十年，空吹做啥？’”因此认为他们虽是为了庄稼人着想，但“有时间，就不按庄稼人的心思说话了”。老汉的这些话是不能仅仅以“狭隘保守”四个字来概括的。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恐怕倒是“落后”的梁三老汉也在教育着我们。
　　 三、文学中的初级社阶段
　　在反映农业初级社及其过渡阶段的农村生活方面，《三里湾》、《在田野上，前进！》、《山乡巨变》上卷、《冰化雪消》、《夏天》、《风雪之夜》、《私访记》以及《爬在旗杆上的人》等，是有代表性的。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它描写太行老区的三里湾初级社1952年的秋收、扩社和准备开渠的一个月的生活， 而以扩社为中心：1951 年办社时20 来户，1952年初扩大为50户，秋收后又扩大为121户。 作者以此为中心进行描写，正是要回答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2 〕联系小说中所肯定的“入了社的人穷富不在土地多少”才是“进步道理”，可以看出还是力求所有制上的加速变革。但赵树理作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在《三里湾》中仍有他的来自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不一般的艺术贡献。一是实心实意为农民的合作化前途和命运考虑，从而精心刻划了如金生这么一个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上的带头人的形象，如玉生这么一个农业生产上富于创造性的人的形象，如满喜这么一个嫉恶如仇、急公好义的人的形象，以及如灵芝这么一个生活和爱情上有过曲折但进步很快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认真地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事业中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技术基础、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这些农村新人，至今仍令人喜爱。二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上能尊重生活真实，对小说中着重写到的“有些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如范登高及“糊涂涂”一家，都有较合理的矛盾解决，更不人为地去描写地主富农如何破坏，以示合作化道路上“两个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但舆论却是对“扩社”的描写一致称赞，而对矛盾的合理解决则认为“影响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对没有出现地主富农的破坏更被认为没有写出“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以至赵树理在小说发表的当年不得不检讨自己的“缺点”：“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犯了“有多少写多少”的毛病。〔3 〕四年以后才明确表示：“有人说其中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4〕
　　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1956），描写1953年快要垮台的曲堤村初级社如何得以巩固和发展。一是抓路线斗争。小说中县委书记王则昆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消极保守，认为“他们这些农业社不能说没有盲目冒进的倾向吧？……群众的觉悟没有到那一步，硬打着鸭子上树，不摔跤等什么！农民各人单干惯了，猛一下把土地入到社里，统一经营，集体耕种，可不简单！”主张建立合作社上晚一点和少一点，“需稳步前进”。县委副书记张骏则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积极进取，有一套“争取”理论：“一个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办法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不可能就成了可能。这就叫争取，这就叫创造性，这是最了不起的东西！”很明显，路线正确或错误的衡量标准，这里恰恰弄反了。二是抓阶级斗争。郑老幌从小死了父母，十几亩地，起早睡晚，疯狂地干活。没有牲口，以平日的勤劳助人和周到待人，向一些人家借牲口各使用一天，省下买牲口的钱买了两三口猪，母猪生小猪时跟他媳妇轮换好几天日夜守在猪圈边。挣下一份小家业，土改时划为中农。因土改后在外村买地、暗中放帐，赶着一辆胶皮大车做买卖，拉村民“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作为新生富农破坏合作化的典型。伪军小队长的婆姨魏月英，则暗中组织了反动迷信的“混元道”，自任女真人。地主齐世泽也在破坏，我们所看到的却只是他在群众大会的会场上，对村里一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做眼色”。三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小说结尾处由一位中央首长传达了总路线，“毛主席说了，在宣传总路线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农业社要大发展，要翻一番，翻两番，翻三番……。”于是这个在1952年成立时23户的初级社，1953年发展到60户，并表示明年、后年要发展到100户、200户。因为若不这样快步奔社会主义，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罪过”。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上卷（1958），以常青社为中心，描写清溪乡1955年一个月时间内全乡初级社化。应该说作者在生活中看到了不少真实的可以引人深思的人和事，但都往往作了相反意义上的处理，以配合农业合作化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例如全乡原先的六个互助组，其中四个是“明互助实单干”，因为如老贫农陈先晋所说，遇上农业生产上“抢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两个真正的互助组中，也只有8 户人家的刘雨生组靠着组长的婆婆咀婆婆心好一点，但也正如刘雨生本人的感受：“那时光，晚上开个会，都很困难，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象讨帐”，如今“组还没办好，如何办社呢？”最后在“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的想法下，他才下决心带头办社。那位老贫农陈先晋担心这是“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小说中却对这种没有扎实地基而急于盖大厦的做法，予以完全肯定。例如初级社化的风一吹，一些农民大砍自己山上的竹木去卖，几天之内全乡砍了不下一千棵树；还有些农民屠宰耕牛，或先跌死后屠宰，以至全乡牛力紧张，工作组下令“少一条也不行了”。这明明主要是所有制上的超前变革所引起的“生产力的暴动”，但小说中却归之为“听信反革命谣言了。”例如乡支书李月辉按上级指示从实际出发，在1955年春坚决收缩了乡里的一个“自发社”，被定性为“合作化初期，他跟区里的同志们一起，犯了右倾的错误”，只是由于他平日“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又作了认真的检讨”，才免予撤职，留任以观后效。小说中对这种“定性”，也是予以完全肯定。又如这个乡之所以能在一个月内实现初级社化，究其实是上下两种情形的“合力”作用。一方面是从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规定地委三天一汇报，地委规定县一天一汇报，农村里也有青年妇女宣传队每天天不亮就在各村屋后小山上用土喇叭“唤话”，加之“水源、粪草、石灰”都姓“社”。另一方面是农村广大基本群众真诚的感恩心理：大处是对共产党的感恩，正如陈大春动员父亲陈先晋时所说的：“解放以来，我们家里得了政府几多的好处，你数得清吗？”细处是对基层干部普遍不贪不占的好作风的信任，正如有的群众对前来送一只母鸡的老大娘所说的：“他们要了你的鸡，不是成了贪官吗？”就是一次全区干部“战地会议”，县、区、乡干部们吃了一餐粗茶淡饭，也都当场缴“粮票菜金”。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成为了一种推行某项政策的政治压力，人民群众对党和干部的正当的感激和信任成为了一种可以盲从的侥幸心理，本来都是一种扭曲，小说中却都给予了全盘肯定。所以尽管一个月内就全乡初级社化了，但有的群众耽心：“一烂场合，不要说社会主义搞不成器，大家的肚子也要受孽了。”驻乡的县委干部邓秀梅毫不迟疑的回答是：“不用你操心，烂了场合有我们。”这个群众的耽心本来很有道理，且不幸言中，但小说中却把他定为落后群众。这个县委干部的自命高群众一头和不负责任的大包大揽，本来倒是令人惊愕，但小说中却把她定为优秀干部。这种种的生活在作品中的“倒位”，在那个时期，连周立波这样有成就的作家也未能幸免，也许难以避免。
　　李准的中篇小说《冰化雪消》（1954），描写初级社的成立和巩固。1951年成立的以郑德明为领头人的红旗社，原因竟是土改后的几个老长工，因为“他们（替地主）做了大半辈子大庄稼活，现在（小家小户）用一个牛犁地，拉车，大家觉得不是味，……就干脆把地放在一块种，牲口放在一块喂，打下粮食大家分，也没有什么‘评工记分’”。秋后有两户嫌吃亏不干了，在难以“伙干”下去的时候，恰逢省长和县委书记下来视察生产，省长说“你这就是生产社”，而挂牌“成立”的。这原本有些教人啼笑皆非，小说中却是以之作为群众自发的社会主义激情予以大力肯定的。同村原先对办社不积极的贫农魏虎头，1953年也办了一个红光社，实际上被几个中农利用。这几户中农挑拔两社关系，分红时又违背社章暗中搞土地、劳力“倒四六”分红。小说后面说，其中带头生事的刘二兴、焦魁二户中农实际上是漏划富农，兼乡支书的郑德明“按县委指示向（这两个漏划）富农开火”，于是合作社道路上“冰化雪消”。正如县委书记陆廉所说的：“咱们下边（指农村基层——引用者注）党员都有这个好处，平素不管谁对谁有天大意见，可只要一听说地主、富农分子要破坏，矛头就会齐忽忽地对准敌人。”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方方面面，千灵万灵。与此类似的还有刘绍棠的中篇小说《夏天》（1955），集中描写山楂村初级社的一个“反革命富农联盟”，以套购粮食为起因的内外勾结的各方面的破坏活动。周振山等四人的“反革命富农联盟”，利用对城市居民尚未“评粮”统销之机，向城市居民手中套购粮食。在外面他们与不法粮贩子勾结，社内则有副社长阎德海（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充当其保护伞，上面有县委会的干部杜常青（包庇富农家庭和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县法院干部高明（旧法院留用人员、隐藏的历史反革命）的支持，从沉粮船——害死社里一头牲口——行凶企图杀人。在县、区、乡三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斗争获得全胜。因指挥这场斗争立了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脑袋比从前更聪明”的区委书记俞山松升任县委副书记，满怀“新的战斗信心”走马上任。
　　王汝石的《风雪之夜》（1956），描写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在1955年的除夕“风雪压迫得人口也张不开”、旷野简直无路可走的风雪之夜，区委严书记这个善于“思考在前”、“工作在前”和“走在前面”的全区农业合作化的领导者，满腔热情席不暇暖地奔波在乡间道路上，启发村、社干部不但要看到“当前条件”，更要看到“今后条件”，在全区基本初级化的基础上“跑步”、“加油”，向高级社过渡，迎接1956年的“伟大的黎明”。尽管他也知道这个区里的农民群众和一些农村干部连“走社会主义”也说不全，只是说成“走社会”，但也不妨碍“跑步”和“加油”。刘绍棠的《私访记》（1956），描写的也是贯彻毛主席的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但不是区委书记风雪之夜的奔波，而是省委书记下乡微服私访。白杜梨村1955年初春时“全村呼啦一下子就合作化了”，但由于缺乏骨干和缺乏经济基础，春耕时又“全村呼啦一下子散了”。区委副书记来调查后，给“收缩”掉了。但有四户坚持办社，不被批准而成为明组暗社。省委书记私访到这个四户的“秘密社”后，义愤填膺地大批区委副书记（兼及县委书记）的“小脚女人”，说他们“只会抡大斧，左砍右砍”，“要把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砍得不留一寸”。这位省委书记所带来的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要大大地发展和扩大”的指示，使得运河两岸“翻江倒海”，人们在合作社的道路上不但在“迈大步”，也不但在“撒开腿向前跑”，而且在“张开翅膀飞！”全国有过一个人所共知的由领袖发现的三户农民“代表全国六亿农民的方向”的典型，这里又增加了一个由省委书记发现的四户农民的典型。
　　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1956），则描写了1955年红五月初级社转高级社上的一场斗争。红五月初级社是全省以至全国的“旗帜社”，社长耿开山坚决主张立即“转高级社成立集体农庄”，因为他曾随代表团参观访问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央农业合作化文件中也是把高级社大略等同于集体农庄。可是省委派驻该社的试点工作组长朱光不但在日常工作中脱离群众，自命不凡，一切成绩归自己，还特别反对立即转高级社成立集体农庄，批评耿开山的这种坚决主张是“盲目冒进”，是“忽略了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牛不喝水强按头”，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认死理，片面”。朱光这个认识还包含着他自己的沉痛的教训：1952年作为驻社试点工作组长的他就曾根据报纸上介绍集体农庄的文章，建议“迎头赶上，把合作社变成集体农庄。却遇到社员们的强烈反对，而且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给合作社造成了减产”。应该讲，朱光是一个比较务实和比较善于总结自身教训的不错的工作组长，可是小说中却把他归为“爬在旗杆上”压制这个“旗帜社”前进的可恶的保守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社长耿开山在与朱光的辩论中以“我是个老粗，也没有理论”自豪，但他的“老粗”理论却也是自成体系的：“1950年互助组要散台，我们就把它转成了合作社，它就巩固了。”以此类推，所以现在又要转为高级社和集体农庄了。这种加速过渡、越穷越过渡的“理论”的不断付诸实施，是使人惊诧和不安的，可是小说中对这个人物却是全力肯定。朱光与耿开山的这场斗争，也就被描写成“邪气”一时压倒了“正气”，让人们为耿开山的“痛苦”而揪心。它是以耿开山的“痛苦”，呼吁“反右倾”和批判“小脚女人”的迫切性。
　　 四、文学中的高级社阶段
　　在反映高级社阶段的农村生活方面，《狠透铁》、《山乡巨变》下卷、《“锻炼锻炼”》、《并不愉快的故事》以及《艳阳天》等，是有代表性的。仍是一片推波助澜声，但也开始有了个别较为清醒者。
　　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1957年纪事）》（1958），如副标题所示，描写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的全民整风中，水渠村高级社的一场斗争。“狠透铁”为一直受人尊敬的老生产队长的外号，即“做啥都狠”的意思。小说中围绕农业合作化写了他几个方面的“狠”。首先是对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斗争得狠。由于“以副生产队长王以信为首的上中农集团，总给他捣乱”，使从前的农会小组长、人民代表、互助组长、初级社主任的狠透铁，却当不好高级社以后的生产队长，给人民办不好事情，接二连三地忘了大社布置的种洋芋的事和制定“三包”合同的事，还忘了给队里的红马抓药而死了一匹马。红马事件使他的生产队长一职也给免了。被免职以后的狠透铁，出于对这个“上中农集团”的不放心，拒绝了当饲养员的“照顾”，并争取当上了大社监察委员。终于发现了这个“上中农集团”利用在生产队里的职权，集体偷盗队里12石粮食。在乡党委支持下于全民整风中破了案，并发现了王以信实为漏划富农。经县委批准重划，逮捕入狱。狠透铁重任生产队长。其次是对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号召紧跟得狠。用狠透铁自己的话来说：“咱不能跟共产党走，咱要跟共产党跑。要愣跑愣跑！”通过狠透铁的两“狠”，此篇小说进一步开了两个风气：一是狠抓混入人民内部阶级敌人的风气，二是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愣跑愣跑”的风气。柳青的并未全部完成的《创业史》，尚未写到高级社阶段，但从这个与《创业史》第一卷同一时间内完成的中篇里，也约略可以窥见柳青构思中的《创业史》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总体趋向。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下卷（1960），其背景如开篇所言：“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清溪乡的常青初级社在1956年元旦成立后马不停蹄，一个多月中ｂìｎｇ＠②入两个小社和扩进一批单干，又转成了常青高级社。小说的具体内容中值得注意之点，一是高级社的优越性。与仍坚持单干的富裕中农在担塘泥、抢收抢种等生产劳动竞赛中，高级社取得完全胜利，富裕中农对高级社的优越性从不服气到开始服气。二是阶级斗争的警钟长鸣。在小说上卷中龚子元的政治面目尚未查清，其破坏活动还只是散布诸如“山要无代价归公”、“鸡鸭要入社”以及“妇女走人家要请假”等一类谣言，扰乱人心。下卷中已查清他本名龙子云，是恶霸地主兼绸布商人，早年襄办过某县团防，血债累累。解放后改名换姓与姨太太一起化装逃至清溪乡，又与杨泗庙的军统特务联系上，准备在我们欢庆高级社的第一个夏收的大会时，在这两地同时暴动，再拉队伍上山。可是“暴动”武器呢，只不过是公安人员在旧马桶里搜出的一颗美式定时炸弹，一把尖刀，在水缸底下搜出的用一面国民党党旗包着的生了锈的十二排子弹，以及在屋后堤沟里挖出的一支枪托已经沤坏了的七九式步枪。“暴动”队伍，在清溪乡也只他夫妻二人。可信度有多大呢？三是瞎指挥、浮夸已露端倪。如密植规定必需插上3×4寸的秧，宣扬“一百斤稻草，能出十五斤白酒”，以及前面没有任何交代却突然宣布刚初中毕业的盛学文设计的很有优越性的新式打稻机已“搞了一半”，指日可成等，在小说中都是作为新事物来肯定的。四是对总路线的全面贯彻。小说下部里，邓秀梅、陈大春等一批干部和社员，被抽调“转业”去城市里搞工业建设，以体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大任务的全面落实，双翼齐飞。五是再继续革命不停步。小说结尾处，乡支书李月辉对社员说：“如今到处都唤劳力不足。这个问题，我想，毛主席会想一条妙计，好生解决的。”这段话中，已经隐隐地含着对更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呼唤了。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是当时描写高级社阶段较经得起检验的作品。它写的是先锋社1957年秋末的“全民整风辩论”中，年青的副社主任杨小四等人趁老资格的“和事佬”的社主任王聚海外出开会之机，设计抓了妇女社员中“两个自私自利的头子”作典型，从而“以整风促进了生产”的故事。这一故事模型框架仍是服从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创作意图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完全值得称道。更值得称道的是，当赵树理在小说中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亲自看见的，决不人为地拔高或做假，而真实展现的农业社的生活画面，所给予人们传递来的信息。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作先锋社的高级社生产上却是一片混乱被动的局面：“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而且并无阶级敌人“破坏”。社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也很难说是与社一条心。这倒不光是因为写了“小腿痛”、“吃不饱”这两个偷奸使懒、对社里庄稼顺手牵羊的落后女社员，更因为“全社有一半妇女社员都如此，连有些妇女队长也偷过”。而一个妇女后面是一个家庭。高级社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也很难说是称职和堪当重任的。以善于当“和事不表理”的和事佬为荣，并以此为人所不及而自夸的社主任王聚海，自然是不称职的干部，小说也是对之取尖锐批评态度的。就是小说中对之持赞扬态度的年轻的副社主任杨小四，对“小腿痛”、“吃不饱”等人的设计作弄和辩论斗争中的“送法院”的恫吓，也很难说是称职的干部，他与王聚海事实上是两个极端。即使小说中最“成熟”的社支书王镇海也未必成熟，他的办社“理论”是：“只要克服了资本主义思想”，办社中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在辩论斗争会上对杨小四支持的办法是：“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和下令社员将胡搅蛮缠的“小腿痛”“送乡政府”。“小腿痛”最后也是“因为怕进法院”，“所以坦白得很彻底”。正是小说中的这些真实生活画面的描写，包含了作者的某种忧虑，并客观上给我们透来了如下信息：由于所有制变革的过频过快，由于群众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并不总是随着所有制的快速变革而立即水涨船高，也由于干部素质和水平的低下，在这条合作化的道路上并非真的就是一片“艳阳天”和一条“金光大道”。这正是赵树理的这类作品，高于同一时期的某些即使受到过大力称赞的作品之处。但也正因为此，当时就有人说它“歪曲现实”，至少是“把我们新农村的落后写得太多了”。
　　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1957），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作品。它描写的是野花岭农林牧高级社的进一步“穷过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尝试“撕开官僚主义者的围裙”。社主任白长禄，是那种不拍桌子，不耍态度，却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为了自己当模范和得到上级赞扬，卡得几十户社员连起码的日子都过不成的那种官僚主义分子。他的办社宗旨是在经济上只要社员们“奉献”，根本不管社员们死活，已提前开“共产风”之先声。不要说社员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甚至天灾人祸都从他这里预支不到一分工分钱，就连社员们年终分红的钱也被“动员”投了资。于是一边是长年累月“社员没钱买油盐，妇女没钱买针线”，齐东海的老伴病支几元工分钱抓付中药也不行，老伴死了连棺材也没有着落，逼得无奈只好立借据和加抵压向富农“买”了一口棺材。而另一边却是给白长禄贴金的在社里又盖大马棚，又盖大仓库和扩建办公室。令人深思的是，白长禄还有一套对待社员的堂而皇之的“理论”：“克服克服么，建设社会主义该忍着点”，“多想点社会主义，少想点自个儿”。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么一套“理论”竟然在区劳模会上讲用，这个社竟然被评为“勤俭办社”的模范社，白长禄竟然不但被评为“勤俭办社”的区劳模，还被评为县劳模，而且是县特级劳模，还要向地区和省里汇报其经验，让省报纸记者来“写上它三两篇”。齐东海的老伴的凄凉的丧葬场面终于引发了社员们郁积在胸中的愤怒，纷纷喊出“歇工”、“退社”。齐东海老汉内心也深深地感到：合作社“这样办下去，不但办不好，还会逼起百姓造反”。但凭着一个老贫农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却在尽力劝说大家“不许退社，别忘了本”，可以“往地委省委反映，会给咱们解决解决的”。因为他相信，如此办社并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想法”。作者所描写的这个不愉快的故事，由于当时还不可能清楚看出所有制的加速变革这个根本原因，所以还说不上很深刻；但它所展示的“穷过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依然有一种叫人寝食不安的尖锐。作者在30年后回忆当年情形说：“50年代中期，兰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的是为了兰天碧透”〔5〕。应该说， 这也正是作者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一片赤子之心。但作者却为这一类作品被打成“右派”，可见那怕只是较为真实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之路，都是那么艰难。因为人们欣赏喜鹊而讨厌啄木鸟，尽管一棵生了病的树正需要啄木鸟。
　　浩然的卷本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于1964年，二、三卷出版于1966年“文革”前夕。它的主旨如书名所示，高级社里一片艳阳天。确乎是一片喜鹊报喜报捷之声，而成为“十七年”反映农业合作化中曾备受赞誉的“压卷”之作。这部120多万字的小说，描写1957 年5、6月间在全国从鸣放到反右的政治背景上，东山坞高级社麦收前后与此相呼应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高级社在斗争中的进一步巩固，斗争焦点是高级社土地应否分红。对于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的理解，乡支书王国忠的多次讲话中作了如下指示：斗争形势和特点，是富裕中农出面，背后地富反坏，又连着右派鸣放，还连着国际阶级斗争；斗争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任重道远，则是这一场斗争已经获胜也不能停步，“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我们有决心革命到底，也就有决心把阶级斗争搞到底”！小说主人公、支书兼社主任肖长春身体力行的铮铮誓言：“自己要永远当阶级斗争的硬骨头！”对主题也是言简意赅的说明。小说卷首用以为全书明志的一句民谣和一句格言：“乌云遮不住太阳”和“真金不怕火炼”，也是要人们“永远当阶级斗争的硬骨头”的意思。对这一主题为什么如此反复强调？副社主任韩伯仲的话提供了一个回答：眼下比之民主革命时期，“阶段斗争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了”。
　　1948年土改、1952年建初级社、1956年建高级社的东山坞，眼下阶级斗争是如何更为复杂法呢？一是被打倒的地主马小辫的破坏。小说中写了马小辫深夜祈祷，呼告“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西天的如来佛，台湾的蒋委员长，还有南来北往的过路神仙”，盼望“变天”；以及给村上干部和积极分子捏面粉人，写上名字，插上针。均形同闹剧。他平日的“能耐”，也不过如麦收期间不许他乱说乱动，他就借此窝在家里不出工，但也很容易就打破了。当然，小说里也重笔描写了马小辫的凶残的破坏活动。起因是社里麦收后开渠要经过他的祖坟，他真要拼命了，其思路是“拖住收麦子，拖到（在北京上大学的）小儿子马志新回来，（乡长）李世丹到”，开展农村鸣放，肖长春在鸣放中倒台就没工夫挖他的祖坟。于是自己出马，先是放火烧麦子，未得逞；又去暗杀肖长春，也未得逞；最终偶然的机会，把肖长春的幼小的儿子小石头推下山崖摔死了。问题还不在于马小辫九年前土改没收他土地时，就喊着要拼命，却一回也没敢拼过，搬迁一座祖坟的重要性会超过九年前没收他的土地吗？问题更在于即使少数被打倒的地主搞破坏，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完全可以对付，夸张成如肖长春所言这就能“再把我们拉回旧社会”，因此阶级斗争要摆在第一位讲，至少是一种耸人听闻。
　　二是中农阶层里顽固地走自发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肖长春批评新中农焦振丛时说：“人一有了家产，就有了私心，就没了良心。”正是从这一“理论根据”出发，从而认定“对中农光团结不斗争，真是团结不住呀！”副社主任韩伯仲则从“阶级路线”方面立论：“一队的中农多，恋着资本主义道儿的人多，更应当挑贫下中农到那儿挂帅领兵”，否则就是“中农路线”。于是新中农车把式焦振丛，由于好不容易圆了买辆新大车的梦，暂时不想入社，就被工作组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在幡然悔悟带车入社后才了事。富裕中农弯弯绕一次放鸡吃了社里即将收割的小麦，被开“批评斗争会”，“不斗争斗争，准得反了天”。中农阶层里的一些人实际上在想着什么呢？“自发资本主义道路”倾向最严重的富裕中农之一的马大炮，说出过他的心里话：“我看，单干也有好处。各家有地，各家有牲口，咱们来一个你家跟我家的比赛，我家跟你家的比赛，比着劲儿把地种得好好的，打了粮食，该交公粮交公粮，该支援国家支援国家，家也发了，国也建了，这不两全其美吗？”小说中是把马大炮这番话当作主张走“黑道儿”批判的，其实它并不“黑”，倒是朴素地在某种程度上讲出了各阶段所有制的变革必须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要，这个当时为人们普遍轻视和忽视的道理。小说中的土地分红的尖锐矛盾，也包含在这个道理之内。中农阶层里的“自发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大危险云云，不但是夸大了，而且歪曲了。
　　三是上述阶级敌人和“自发”势力，还在共产党内找到了象李世丹、马之悦这样的“代理人”。李世丹1956年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并由区长降为乡长的严重处分，是为了他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上应“稳步前进”，“放倒”了5个农业社，“强迫”3个农业社转组，还“扶植”了1 个中农富社；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很明显，正确和错误是颠倒了的。降职为乡长的李世丹，仍然反对肖长春们把什么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把经济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到一块。例如他认为：“群众闹土地分红，很可能是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我们的制度方面有不太合理的部分，我们应该虚心、冷静。”对整风应达到的目的，他也有明确的看法：“党既然要整风，就是需纠正偏差；这些偏差里边，农业社搞得太急、太‘左’是其中之一。”可是正是这些难得的正确的意见，被当作不思改悔，自觉充当阶级敌人和“自发”势力的“党内代理人”，具有“更大的危险”云云。副社主任马之悦从打击肖长春到鼓励一些中农抢麦子抢牲口，作品中说是为了实现他的“变天”计划：“马之悦想在东山坞开展一个变天的试点，跟城市（右派分子）配合起来，给自己闯出一个天下”，即借整风鸣放“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回顾一下1957年全国那段整风反右的历史，其中的不实之词似乎不必一一去分析了。
　　《艳阳天》正是以其对“左”倾路线的全面彻底的图解，甚至在狠抓阶级斗争上如何内挖外连、分类排队、访问谈心、发动群众、形成优势、孤立“敌人”等方面，都颇具一种“工作指南”的作用，而成为“十七年”中这方面的“压卷”之作，饮誉于当时和“文革”中。小说结尾处写道：“东山坞人的这一段经历，将永远闪光发亮”——已是用狠抓阶级斗争开辟出一条“金光大道”了。那位善于狠抓阶级斗争的领头人肖长春，在焦淑红、马翠清等一批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了不起”，“眼睛亮”，“看得远，看得深”——也已是相当“高、大、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金光大道》正是这条创作道路的必然延伸。 即以1972年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卷而言，如“内容说明”所言，它讲的是“两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一方是县长谷新民——区委书记王友清——村长张金发，代表被打倒的地主歪咀子、漏划富农冯少怀、富裕中农秦富等。还由其中的县长来“贩卖”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秩序”论，由区委书记来“贩卖”邓小平的“猫论”，上挂下连，俨然成了一个“司令部”体系。这原也是一种必然“延续”，因为由“十七年”中的“左”，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是相衔接的；由挖李世丹式的基层“代理人”，到挖中央级的“代理人”，也是相衔接的。而且小说对此还有发挥和创造，即把中央级的两位“代理人”的时限更提早到了1950年的互助组阶段，也不顾无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和邓小平的“猫论”那时都尚不存在。对于小说中善于和精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当时的一本评论专着《〈金光大道〉评析》中，说“体现了革命样板戏经验在小说领域的成功运用”，不无道理，只是“成功”的含义与我们不同。《金光大道》的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看来作者确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令人难以卒读。
　　 五、文学中的人民公社阶段
　　在反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阶段的农村生活方面，《一盏抗旱灯下》、《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破案》、《奇迹》、《乡下奇人》、《甸海春秋》、《“老坚决”外传》、《出山》以及《“铁笔御史”》等，是有代表性的。
　　申跃中的《一盏抗旱灯下》（1958），日夜车水的青年突击组的红旗迎风招展，为了车水抗旱夺丰收他们已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在地里干活，地里睡觉，由社里给他们粮食，就地做饭”，“黑夜白日生活在地里。”若有谁谈论下雨，就是无所作为“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讨赏”，也非被乡长批评为“懒汉”思想不可。有个姑娘回家去过两次，也是因“她爸爸上村东去了，妈妈上村西去了，两个弟弟跟他们的老师抬水车去了”。乡长许诺他们：“再苦干两年，到你们结婚的时候就可能坐小汽车转转，屋里放上个收音机”。乡长本人每次来看望时也带头车水，小伙子们每40分钟一班，他本人80分钟一班。应该说是一种对“大跃进”场面和心态的真心诚意的颂扬，自然空想和“左”的东西亦已在其中。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1958），描写“大跃进”如何为“闯将”张腊月进一步提供了驰骋的天地，如何把一向文静腼腆的“好女人”吴淑兰给“跃”出来了，两个新结识的伙伴性格鲜明，维妙维肖。作者对“大跃进”一片真心诚意的颂扬之中，并未意识到其中有隐患。这种隐患即使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中也已露端倪，如上级在棉田检查评比上分别授予红旗、黄旗、黑旗——上游、中游、下游。以及张腊月为摔掉“烂黄货”而对吴淑兰的挑战：“马踏南二社，捎带刘杨村，收回大红旗，永远扎住根。”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描写的也正是“1958年春天大跃进，把李双双给‘跃’出来了”，当了全生产队公共食堂的炊事组长后，由于创造了“全县一等红旗食堂”的优异成绩，“县里也去开过会，报上也登过，广播里头三天两头表扬”。它的主题是：把农村家庭妇女从一家一户的小锅台上解放出来，“咱们这个大跃进可就长了翅膀了”！的确，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但以公共食堂取代农户各家的锅台，无论从生产力的水平、物质的积累程度、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来说，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也证明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它刮的是一股“瞎指挥风”和“共产风”。对比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也正是在1959年初，赵树理为农村这种“食堂化”的大包干和劳动报酬上的拉平而深深忧虑，决定暂时搁笔。〔6〕所以，尽管李双双这个朴实泼辣的农村妇女有许多令人喜爱的品质，但无法挽救作品整体上的失误。小说对李双双的文化水平和技术革新能力，也有某些“拔高”的描写。以上3篇小说， 都表明了作者们在“大跃进”之初，对“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满腔由衷热忱，却缺少必要的清醒。
　　现实生活毕竟是最好的教员，特别是“大跃进”之后连续3 年食不果腹的日子，农民首当其中，许多作家不能不作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考。赵树理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他于1959年初在《给邵荃麟的信》中，就直率地指出，“这次到乡间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倒是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比较普遍，“所以群众的生产的积极性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高。”但另一方面仍有期待：可能是“在（人民公社）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于是决定暂时搁笔，“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以后他的认识更明确些了，这反映在他1962年8 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的如下回顾：“五风”从1958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960年时的情况更是“天聋地哑”；回溯起来，浮夸风从1953的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即已开始。对待这场“大跃进”中的“五风”要顶风：“干部好，顶风也是自然的。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不要跟着去“出风头”，“放什么卫星”。但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有好多事不好写，不能写”，“如文艺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地来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法不写也可以。”于是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在《老定额》（1959）中，主张生产上的定额管理，把好这个“管理生产的大关”，避免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坏一个样；当然，“有了定额也不是就不要革命精神了。”在《套不住的手》（1960）中，借赞扬陈秉正老人那双勤劳、硬实、灵巧、闲不住的手，提倡一种实干精神。在《实干家潘永福》（1961）中，赞扬主人公从1941年入党以来的20年，一以贯之的实干家作风，并隐隐反对那种“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的时弊。这种微妙的“软”顶风，用心可感，也己属难能可贵，但不久即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李古北的《破案》和《奇迹》（1958），则可以归之为“硬”顶风一类，不是“不好反映就算了”，而是正面披露了“大跃进”中的“五风”。《破案》讽刺批评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小说写先锋社的干部们正做着玉茭亩产万斤的美梦，其中一棵玉菱上长了12个棒子更使干部社员们非常高兴，“觉着他们今年可逮住了，有人竟过早地做着上北京的准备”。可是这棵长了12个棒子的玉茭，却有两个未成熟的棒子给人板掉在地。这是一个老党员、老农民的出于好心（棒子超过五个就长不好），但却惊动了从社主任、乡书记直至县委书记，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破坏案件，破坏他们“创造一个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纪录，在粮食产量上压倒美国”，“很可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破案，闹腾多日却毫无结果。最后是那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民为干部、群众的破案的政治热情所感动，深深愧疚，主动投案。县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质问他：“你愿不愿我们在粮食产量上压倒美国？……严格地说，老哥，你这罪过真是不可宽容的。”这个老农民、老党员也真诚地忏悔：“把我押上10年监狱也难抵消我这个糊涂干法造成的损失！”《奇迹》讽刺批评“大跃进”中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浮夸风。这场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除四害”群众运动，是要在全世界创造一个“四无”的奇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小说写某县向省委报告全县“四害”绝迹，省检查团来该县“除四害”先进村堂上村检查验收。但不凑巧，检查验收中却在他们面前闪过一只麻雀，还“唧”的叫了一声。陪同检查的县卫生科长“面颜失色”，乡支书紧张得结结巴巴地说：“这简直是奇迹嘛！这这这……问题太严重了！”于是村里的铁钟响起了紧急警报，人们“蜂涌而出”，“俨若发生了敌情”，全村男女老少追击了一整天没有结果。当晚又召开社干扩大紧急会议，统一思想，分析“敌情”。第二天又男女老少全体出动，围剿了一整天，弄了个鸡飞狗跳墙，直到黄昏才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找到了那只已吓得半死的麻雀，捉了活的，消灭了这个“奇迹”。两篇小说对“大跃进”中大至粮食亩产、小至“除四害，讲卫生”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讽刺得入木三分，对干部和群众中的那种愚昧的真诚、真诚的愚昧，也刻划得维妙维肖，“大跃进”的正剧其实是一场闹剧甚至悲剧。但也正因为此，对它们的批判也是毁灭性的。批判者们说这是“两篇奇怪的小说”，给他们定性为“毁谤大跃进，丑化群众运动”，是“站在什么立场”的原则问题。并指责作者玩弄手法，“把大事（大跃进）化小、小事（两个棒子、一只麻雀）化大”。其实两篇小说既没有把大事化小，也没有把小事化大，而是成功地以小见大，以典型事物显示一般。作者的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
　　有几篇小说还刻意塑造了“硬”顶风的人物。欧阳山的《乡下奇人》（1960）是出现较早的一篇，塑造了坚决抵制“包产”上的浮夸风的第一生产小组长赵奇的形象。上级和时尚的要求，只要每次“包产”时能按上边的口径信口说大话，包过产之后一丢脑后，实际产量最低也无责任，而且是“鼓足了干劲”，是“正常”；而象赵奇这样坚持从实际可能出发包产，拼死拼活地完成，产量也比别人高，却被认为是无法理解的不正常的“天下奇人”。小说对浮夸使“包产”荒谬如儿戏，并助长一股歪风，刻划是较为深刻的。刘澍德的《甸海春秋》（1961），其中新选上来收拾烂摊子、“杀开局面”的生产队长田老乐，是又一位“乡下奇人”。他深深懂得“我们这份大日子，是大家小日子凑合起来的”，来不得虚假和儿戏。别的队每亩包产1600 斤， 他坚持每亩只包产900斤。 在带领全队拼死拼活地干中又顶住田间管理上通报批评的压力，自信“在数字上我们可能是下游，拿活计的细致来说，说不定我们还是上游啦”。倒是取得了比所有别的队更好的收成。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1962），描写了一位当年打日本鬼子坚决、治自身瘫痪坚决，后来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坚决的农村基层干部、“老坚决”甄仁，在“大跃进”中“五风”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与公社主任“王大炮”的斗争，在抵制瞎指挥风、宁要“黑旗”上也坚决：“咱要粮食、棉花，不要红旗！”自然，以上3篇亦是不可多得的小说， 也明显存在当时的局限。一是批评浮夸风、瞎指挥风却仍然维护“三面红旗”，或者说是在仍然维护“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批评“五风”，难以击中“五风”要害。二是几位顶风的“乡下奇人”，最后都有上级领导干部出来支持，如最后地委书记支持赵奇，省委代表支持田老乐，县检查团和省委书记支持甄仁，给小说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打了个折扣，因为当时从上而下的这股狂风，全国没有一个省能顶住，何况一个地、县。这些局限，或者是表明了作者们清醒中的某种不清醒，或者是意识到只能写到这个限度。
　　还有几篇小说，在思考农村基层干部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素质）的重要性。方之的《出山》（1962），描写穷得出名、哪个生产队也不要的小王庄，决心自己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请在大队捕鱼组干活的王如海“转业”出山当生产队长。王如海深知担子的沉重，全家以身作则的重要，因为“干部说干咀，不如家属动动腿”。在家庭会议上，坚持以“我这个生产队长，不单是村里选的，还是家里选的”为出山条件。在女儿同意干最苦最脏甚至女孩子们都不愿干的活，妻子同意放倒后院那两棵准备打嫁妆用的树给生产队制农具，儿子答应集体劳动中多出力平日少放炮，年老的父亲原谅他以后没时间抓鱼为之寻几瓶酒钱，才正式应承出山，颇有些悲壮慷慨。他相信，从自家做起，一心为生产队，“一家如此，家家如此，永远如此，一季两季，一年两年”，生产队再穷也能翻身。新任生产队长这种一心为公的品质，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王杏元的《“铁笔御史”》（1963），描写杏林生产队的18岁的记工员李镇平，上任后秉公按每个社员完成劳动定额的质量计工分，对损公肥私、奸刁成性的叔父也一样铁面无私。由于他在把好记工关上的大公无私、一心为队，被群众誉为“铁笔御史”。并认为杏林村“穷村变福村”的三大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有“象‘铁笔御史’这样的忠臣贤人。”新任纪工员这种铁面无私的品质，也是教人喜爱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的确十分重要，问题是在所有制的超速变革已在严重压抑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严峻形势下，无论新任生产队长的一心为公，还是新任记工员的铁面无私，也都只能在某一个方面起作用，而决不可能在“穷村变富村”上起死回生。两篇小说恰在这一根本点上，表现出一种不清醒，限制了作品的历史深度。
　　 六、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理论的主要制定者，认定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7〕。直到1950年6月还明确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种时候还在遥远的将来。”〔8 〕正是从这种科学依据出发，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1951年3 月的一次报告中，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在现阶段“为巩固新民主主主制度而斗争”的号召。到1951年，中国在政治稳定的同时，形成了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952年底，农业生产和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获得了一个初步稳固的经济基础。但1953年初，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等于资本主义，主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立即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颁布以“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8年又主张实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颁布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内容的“三面红旗”。另一方面则不断严厉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小脚女人”，以及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路是：不但跟共产党一道走过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国内的敌对阶级；连革命依靠力量的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也被认为是“自发资本主义”的温床，解决之道则在于所有制上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超速改造与变革。毛泽东以其政治上的权威的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这种根本改变，既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出了一道难题了，也给文学创作出了一道难题。
　　众所周知，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根据“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规定，我们的不二的文艺方针长期一直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以“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内容的“三面红旗”，正是“十七年”中重大的政治。其中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自然成为农村最大的政治。从前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作家们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上的努力和留下的深深印记。包括作品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彻底否定，对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痛加批判，对所有制上不断超速变革的尽情讴歌，对以“抓阶级斗争”促“农业合作化”的全力肯定，等等。连作品中人物的配置和主线的安排，也几乎都是遵循毛泽东如下一段论述：“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9〕， “个别的（富裕中农）甚至勾结他主富农做坏事。”〔10〕个别作品甚至还在“上挂下连”中不点名批刘、批邓。即使作家中难得的极少数较为清醒者或后来一部分变得较为清醒者，也基本上停留在“下面的歪咀和尚把一本好‘经’念歪了”的水准。“十七年”的这类文学创作中这么一个总体缺陷，正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而且“政治永远正确”的必然反映。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文艺方针之所以不科学，还不光因为政治也有错误的时候，即使政治是正确的时候这一方针仍然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早已经明白地揭示出，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是由于它具有自身的规律，亦可以称之为它的特殊规律，抹煞它就取消了这门科学。“从属”说、“服务”说恰恰造成对这种自身特殊规律的抹煞，使文艺成为一种“政治图解”，而失去了文艺的特质，如过去人们批评过的“抗战八股”之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样早已明白地揭示出，文艺与政治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不同构成部分，虽有主次之分，但决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按照各自的特点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互相影响”就存在一种不能取消的相对独立性，文艺也不例外。所以“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不科学，正在于对文艺的自身特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无视以至取消，即使政治是正确的时候也是使文艺不成为文艺，又将好端端的政治庸俗化；而当政治是错误的时候，就更是革命文艺的变质和为错误政治作鼓吹了。邓小平在1980年1月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因为这个口号容易造成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11〕同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这种文艺方针上的拨乱反正，正包含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对几十年文学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许多失误，也可以从中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并不否定“十七年”中许多作家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真诚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还理应高度评价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作家们的失误。即使一些存在明显失误甚或重大错误的作品，对于那个已经过去的历史阶段也未尝不是某一种情况的真实反映，也有另一方面的认识意义。但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政治与文艺的一种非良性循环，无论对文艺对政治的后果都是严重的，这一点则应明确指出，也是本文重点所在。
　　历史总结过去，历史告诉未来。文艺与政治的双向良性循环和良性效果，是现实的需求，也是历史的昭示。＊
　　注释：
　　〔1 〕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忆》，《延河》1978年10期。
　　〔2〕〔3〕〔4〕〔6〕《赵树理文集》第4卷1651页、 1492 页、1651页、1634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
　　〔5〕从维熙：《走向混沌》1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
　　〔7〕《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523页。
　　〔8〕〔9〕〔1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231页、24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255～256页。
　　 （彭礼贤 吉安师专中文系 343009）
　　收稿日期：1996—08—1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豆加寸
　　 ＠②原字为亻加并
　　
　　
　　
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26-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彭礼贤19971997 作者：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26-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彭礼贤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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