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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邵燕祥，在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这30年的创作与生活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①
　　两行字概括了邵燕祥的前半生。政治上的殉难者，联系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际，不难理解。文学上的牺牲者，恐怕只有联系邵燕祥的早期也即40年代后期的写作与50年代后的变化来思考，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1933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就展现了写作的才华。在汇文中学上初一时，第一次作文卷子发下来，语文老师仇焕香先生批道：“……非率尔操觚者可比，是从何处抄来？”课后，邵燕祥向老师解释是自己写的，没有抄袭。老师将信将疑。待第二堂作文，他特别留意邵燕祥，见其果然是当堂独立完成，才相信了弟子，从此成了忘年交。1946年后，邵燕祥开始向外投稿，从这年4月到年底，便在北平《新民报》“北海”副刊，发表了40多篇小品。那时，他去位于东交民巷西口的新民报社去领稿费，编辑先生以为他是替家里的大人来，当听说他是领自己的稿费，编辑说：“看你的文章，以为是40多岁的人写的哩。”② 这时的邵燕祥做着文学的梦，他给自己规划了这样一条路：20多岁写诗，30岁以后写小说，40岁以后写剧本。以邵燕祥少年时代出众的文学才华和异乎寻常的勤奋，如果赶上一个适宜的创作环境，他的创作规划是有可能实现的。不幸的是，后来面临的一系列狂暴的政治运动，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他那个美好的规划也成了泡影。
　　邵燕祥的诗歌创作，是从1947年开始的。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国民新报》、《诗号角》，天津的《大公报·星期文艺》，上海的《诗创造》等报刊上。此时的邵燕祥，初出茅庐，创造力正旺，头脑中没有后来的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所以这阶段他的写作尽管是锋芒初试，却已相当成熟，并隐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48年7月27日邵燕祥在北平《国民新报》发表了一首短诗：
　　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
　　我敢于走下地狱
　　到地狱和天堂的路只是一条
　　诗篇燃着熊熊的火……
　　我将冲过第十七层地狱
　　挂起地狱里从没有过的太阳
　　（《短唱·二》）
　　这是在风雨欲来的大变革的时代，诗人为自己画的一幅肖像。“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体现了诗人的胸怀与追求。匕首是武器，也是战士的象征，这是诗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里必然的选择。诗，则是他的挚爱，他的追求，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在邵燕祥看来，匕首与诗，战士与诗人，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应当说，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便是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走过来的。
　　40年代后期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党和它的外围组织已十分活跃。这是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与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决战的前夜。邵燕祥在日本投降之后，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恶行；城市经济的崩溃，人民生活的贫困化，使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初，邵燕祥从他的老师仇焕香先生处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此时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③ 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尽管他主观上没想用自己的诗歌写作为政治服务，但是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
　　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这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不止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此诗无论是放到40年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中，还是放到邵燕祥的全部诗作中，都是上乘之作。
　　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诗人写出了用以自励的座右铭：“教我怎么不想起/鲁迅：/迈出大门，/不带回来的钥匙。//准备着牺牲，/做着敢死的事，/为的是光明，/为的是生！//我们不能赤膊上阵，/学会壕堑战/在战壕中。//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药/是/不来的！’”（《韧的战斗》）《箭楼》一诗，则借古老的被遗落的箭楼，抒发少年壮志的胸怀：“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箭楼》）
　　除去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的励志抒怀之作外，此时的邵燕祥还写了大量触及现实的作品，诅咒黑暗，鞭挞腐朽，饱含激情的句子中闪耀着强烈的批判锋芒。《病》一诗，透过主人公病中的感受，传达出了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可怜的世界是块溃烂的疮疤；/疮疤上长满肥白的蛆虫。/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天哪！/无罪的囚犯攀着铁槛，看着遥远的蓝天”。《蚊子》是对那些吸了血还要哼哼叫的邪恶势力的蔑视：“倘如你落在我的胳臂上，/倘如你只吸一口血，/我/对你“原谅”。//然而我憎恶，/憎恶你的瞎唱：/在谈经典，还是说掌故？/我不再吝惜/一巴掌”。《金菩萨》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你的命运注定毁灭和零落/感恩的歌声不属于你/连坟墓你也不配占据一座/因为那泥土是我们的/金发的太阳也只把我们抚摸……”
　　不过此时的邵燕祥，已不是一个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已找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看到了胜利的前景，因此他在诅咒黑暗的同时，也有对自由的呼唤，对光明的向往。《给伏尔加河船夫》是对理想中获得了光明的国土的礼赞：“当我听见大北风/吹来了船夫的歌子，/我的眼睛在古中国之夜/看见了/伏尔加河上/在闪闪地发光啊。/在白天，在夜里，/白桦林还是在沙沙地唱呢。/而奴隶的命运/却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被你们亲手埋葬了！”1948年正当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人民革命武装节节胜利的时候，诗人写下了《风雨鸟》，呼唤风雨，呼唤革命：“太阳从瓦解的土地上/敛起了灰白的光辉。/我听到……远方海一样的天空/有呼唤风和雨的鸟在叫，/渐渐近了，渐渐近了，……鸟们叫来大堆亮灰的云彩，/我和酿雨的云彩赛跑而来。/风雨鸟飞近来了，/云的腿搭下来了，/风的足音雨的脚步杂沓来了！/整个的土地在骚动呵。”《长江上》则是在得知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五一”口号后，写下的解放军横渡长江的预言：“好像长白山的森林/一例被天雷劈倒，/带着狂啸的风/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了呀！//好像长白山森林里的白鸟/复活在长江上，/一队风帆/驭着滚滚长江水，从天边/展翅飞来了……”
　　纵观上述这些匕首式的属于时代强音的作品，可以发现，这全是邵燕祥心灵的自然流露，由于他此时已有了明确的政治立场，所以他的这部分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倾向性与后来的“为政治服务”，则有明显的区别。如邵燕祥所言：“我与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党组织也没有干预到我的写作。而我逐渐有意地改变文风，改变题材的选择，那完全出于自愿。”④ 正是由于没有受到促迫与干预，邵燕祥这类作品中还可以有自己的独特的判断。比如那首最先发表的新诗作品《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读来，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着匕首的同时，又高高地举起了诗。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他写的不是檄文，不是传单，而应是诗。那时的邵燕祥，很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但是从他的创作却可以看出，他已有了对诗歌本体的自觉。
　　率意而为，自由抒写，不受羁绊，是邵燕祥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他在回顾1947年的创作时说：这一年“写得更多的是诗，长的短的，民歌体的自由体的。年末写了大量我名之为‘长短句’的小诗，次春陆续发表了一部分；说是诗，其实是分行记下的情感的波动，理性的闪念，只不过表明一个年轻人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自由，没受到什么教条的羁绊”。⑤ 邵燕祥这阶段的诗，呈现出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矫情，没有造作。他的诗既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剖析，又有个人情感的抒写；既有对现实的针砭，又有对光明的礼赞；既有直抒胸臆，又有曲笔隐喻；既有一二百行的长诗，又有两三行的超短诗……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就其涉及的内容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写法的无拘无束而言，却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远不能企及的。在1985年出版的《晨昏随笔》中，邵燕祥谈到了他40年代后期一组《拟〈金沙江上情歌〉》的写作：“1947—48年顷，我读了刘吉原记录的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沙鸥、薛汕编的《金沙江上情歌》，又读了李季采用陕北“信天游”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拟歌谣体的《马凡陀的山歌》。这些一洗书卷气的诗歌，以其刚健清新吸引着我，征服着我。我当时都有一些仿作。”⑥ 下引的三首，便出自1948年初邵燕祥所写的《拟〈金沙江上情歌〉》，虽系模拟之作，从中却可以看出诗人的才情及多种笔墨：
　　哥是青天太阳伞，妹是山背朝阳花；情哥探头追到晚，小妹香遍一满洼。
　　韭菜妹吃恋到久，芹菜哥吃想得勤；一朝沿墙牵手种，半盅清水也散心。
　　郎是青草长年绿，妹是阳雀叫半春；青草年年青到远，薄情阳雀一时亲。
　　邵燕祥在“五四”的摇篮北京出生、长大，他求学的中法大学就在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附近，他也常常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徘徊。“五四”精神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对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对邵燕祥心灵的塑造是终生的。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穆旦这些明显带有现代色彩的诗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邵燕祥。现收在《找灵魂》中的《密誓》与《寂寥》，是邵燕祥少年写作的较早的文本，写唐明皇的两位妃子——杨妃和梅妃的情感生活，其绮丽的语言、阴柔的风格、唯美的色调，能够看出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从“我们有绞死绞刑者的绞刑，/我们有颠覆阴谋者的阴谋”（《金菩萨》）这种融智力于激情的句子，我们能看出卞之琳智性与感性交融的现代主义技法的渗透。至于“生活像苛性碱一样腐蚀着光阴，/时间底里程还我以清新。/凄厉的丧钟凝止而飞散，/在镜里温习一遍自传，/堕落，和无边之感激，/乃埋在疑惧的心底”（《偶感》）这样的句子，其深奥的玄思与晦涩的表现，无疑能看到穆旦的影子。邵燕祥虽然没有追随冯至去写十四行，但冯至20年代诗歌中青春与爱的主题，其沉思的品格、独特的生命体验，对邵燕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冯至的《蛇》、《瞽者的暗示》启示了邵燕祥对象征的迷恋，冯至的长诗《北游》中的句子“这里有人在计算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银，/这里的人，眼前只有毒菌”，无疑地启示了邵燕祥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批判。
　　“五四”新诗发展对现代性的诉求，制约着邵燕祥40年代后期作品的风貌。比起50年代的《到远方去》、《在今晚的公路上》、《青春进行曲》等直抒胸臆式的作品，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作品，其表情方式要丰富得多。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象征与反讽的大量使用。
　　50年代的邵燕祥多用描述性、铺陈性意象，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喜欢使用间接意象，特别是象征意象。象征意象尽管历史悠久，如黑格尔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那是艺术的开始。”⑦ 但是被大量地集中地使用，还是在现代诗歌中。在现代诗人那里，象征体与本体的关系，有着一定的任意性，因而诗人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读者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样便大大增加了情感的包容量与表现领域的宽度。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当然不能有对解放的直接呼唤与歌颂，于是诗人便采用了曲笔，“要没有晴天就都得死/我们/命定是阳光的儿子//歌颂晴天的，不是蝴蝶/是我们，是隼鹰/我们也都像隼鹰一样/扑着强健的翅膀/为晴天放哨//我宁愿死去/若要我去做阴天的俘虏/我是多么喜爱晴天/可又是多么难得/我相思着，我守望着”。这里的“晴天”当然不是谈自然界的天气，而是用象征的笔法，表达了对解放的渴盼。与此相似，《港湾》则表现了对理想的憧憬：
　　向往着蓝绿的/港湾，/贝壳像滩沙/铺满。
　　在港湾，/忘不了海的/苦痛的痉挛；
　　在沙滩，/忘不了老蚌/悲哀的嗟叹。
　　然而我，依然/向望着/港湾。
　　《橘颂》从自然界的橘生发而来，但已不是作为植物的橘的再现：
　　你寂寞而悲哀，面对/冷然的欣赏的眼睛，/还以冷然的不睬/你怀念你的母亲和兄弟们，/在遥远的温暖的土地。
　　你有一切美丽的文章和颜色，/宇宙底智慧之启示。/橙黄橘绿不是色彩底点缀，/从青到黄写着你生长底过程。/白花开出你底素洁，/绿叶泄露你底活力。……
　　你是自由底子民，/你是太阳空气与水底三和土。/光明烛照下长成底，/不是懦弱的子孙；/把你置诸荒庭中，/是屈辱了你底贞节。
　　这首诗借用了屈原的诗题和诗心，透过对橘的美好形象与高尚气节的描写，塑造了一位时代新人的形象，这既是诗人礼赞的对象，但也不妨看作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是诗人的自我形象的一个侧面。
　　邵燕祥诗歌中反讽的出现，与40年代后期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症候有关。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价值观念被颠覆，反讽就成了一种颇有前卫性的变构力量。而且，反讽并非仅仅把矛头指向受讽者，同时它也深深受到诗人的气质与个性的制约。从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作，到50年代写讽刺诗而罹祸，到1958年后以旧体诗形式写的“打油诗”，到他的锐利而深刻的杂文，我们能感觉到邵燕祥眼光的犀利和骨子里的幽默感，这是他成功地运用反讽的心理基础。
　　即使是写那种匕首式的作品，邵燕祥也不全是金刚怒目式的愤怒声讨，而往往是巧用曲笔，以反讽出之。请看这首《钉子》：
　　好啊，钉子，/我曾见你/把耶稣/钉上十字架。
　　我们歌唱，/你跑上我们的嘴；/我们噤声，/你还紧钉住沉默？
　　如果义正辞严地声讨一下国民党箝制舆论固然痛快，但现在借用“钉子”这一意象，由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钉子与封住现代人嘴的钉子，类比说下来，产生反讽效果，使小小的一首诗，既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又有了锐利的思想锋芒。
　　再如《币》：“说大话，使小钱儿，拿张纸，说是金圆儿，这样的官家，溜了崖儿！这样的弦子，折了弦儿！”，则是对国民党统治时期货币贬值的写照，平实机智的歌谣式语言后边，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长诗《金菩萨》是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的送葬歌：“这座古庙便是你宫殿/还记得鸠工落成那一天/有多少高贵而佛心的善人/曾挂着念珠跑来欢宴/叫来个戏班子舞蹈歌颂/声震屋瓦地闹翻了天……/只是这古庙今天颓圯得可怜/无数砖瓦的缝隙裂在你眼前/好像是一万只侮辱的黑手/无情地撕破你镀金的脸……”。诗人没有疾言厉色，而是通过金菩萨这一意象，利用语言结构的对比造成的反讽，鞭挞了反动、腐朽、罪恶的统治者。
　　以上，我只是粗略地疏理了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的大致脉络，更认真的研讨，有待于未来。我相信对邵燕祥那一阶段作品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和专家的重视，这是因为——
　　其一，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充实现代文学史对这阶段诗歌创作的叙述。40年代后期是邵燕祥诗歌创作的起步阶段，也是其创作成果相当丰富的一个阶段。但由于时代原因，邵燕祥40年代的诗作在解放后能与读者见面的极少，只是新时期以后在《邵燕祥诗选》等集子中有零星几首，直到世纪初才在《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披露了一部分。由于很少接触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一般论者和文学史评论邵燕祥，均是从他50年代写作开始谈起。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邵燕祥也是缺位的。现在看来，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与“七月派”、“九叶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关联，邵燕祥的某些作品，放到“七月”与“九叶”诗人中也丝毫不逊色。忽略对邵燕祥早期诗作的研究，对邵燕祥来说欠公正，对书写一部全面而客观的文学史也是一种损失。
　　其二，从对邵燕祥整体诗歌写作的研究来说，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为邵燕祥后来诗歌创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邵燕祥50年代乃至新时期以后的作品，都可以在40年代后期作品中溯到某些前因，这既包括他作品的长处，也包括某些局限。早期所写的《愁结》一诗，是对陷于苦闷中的同代人的慰藉：“你的眉毛/只为了深锁/才生得美丽。//成天在上面/打些个愁结，/怀念着明天，/怀念过去，/怀念过梦境，/怀念现实。/这些怀念，/是愁结。//但是我祈祷/你打开这/美丽的愁结，/让眼睛的秋水/汩汩地流过去，/让我的凝睇，/从这一条秋水中/摆渡给你。”这是在阴霾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调子与50年代的诗全然不同，但是这种对青春的关切和对话式的表情方式，却与后者有着相通之处。邵燕祥早期写作中有时过于散漫而缺乏节制，这一毛病也沿袭到50年代。邵燕祥在《晨昏随笔》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1952年11月间写的《到远方去》初稿，有242行，严辰同志读后认为芜杂。他放了几个月后，重新删改与压缩，定稿时仅为40行。以这个眼光来衡量邵燕祥40年代写的几首长诗，也确实有可以压缩的余地。
　　其三，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而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范”，被塑造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以邵燕祥自己的个性、修养和偏好，假如没有40年代后期的烽火连天的战争，假如没有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假如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邵燕祥也许会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40年代后期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已不允许邵燕祥去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等到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邵燕祥40年代后期所写的大多作品就很难发表出来了。因为这种自发的政治抒怀，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宣传规范。邵燕祥曾举一例：“在50年代时，有一位党报的高级编辑，又是诗人，看到我1948年写的短诗《旗》：‘旗的手在招展，旗的心在跳……’竟问：‘什么旗？为什么不是红旗？’”这种政治对创作的干预，官员对诗人的“修理”，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拘无束的写法，而去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诗风与40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转变。
　　注释：
　　①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7页。
　　②邵燕祥：《瑞金大楼》，《邵燕祥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③邵燕祥：《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页。
　　④邵燕祥：《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7页。
　　⑤邵燕祥：《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3页。
　　⑥邵燕祥：《拟〈金沙江上情歌〉》，《晨昏随笔》，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5页。
　　⑦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⑧邵燕祥：《从二百四十二行到四十行》，《晨昏随笔》，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2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3～1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思敬20072007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他的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同时，他这阶段的诗具有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没有矫情，没有造作，率意而为，不受羁绊。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可以充实现代文学史对这阶段诗歌创作的叙述，并可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中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范”，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
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83～1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思敬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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