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安全观的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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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2)03-0037-03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不存在危险或不存在对国家的威胁。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没有安全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存权，没有安全也谈不上稳定和发展，谋求国家安全应该是一个国家追求的永恒目标。
　　国家安全观是有关安全问题的理论，是国家具体安全政策和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国家安全观是对安全环境即国际发展趋势的反映，它能否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将决定着安全观本身的指导效力与生命力，决定着国家安全政策和战略的有效性[1]。因此，国家安全观作为对于国际大趋势的宏观把握，应当具有前瞻性，具有较长时间的指导意义。
　　一、传统国家安全观向新国家安全观的衍变
　　确定国家安全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安全的概念和内涵。冷战时期，在东西方严峻对峙的两极格局中，国家间的联系被局限在两个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世界之内，国家间关系往往被打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烙印。国家间竞争以政治对抗、军事对峙、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征。由此导致军事安全成为传统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增强国防实力，克敌制胜。因此，军事现代化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大国，无一不把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张扬国威的重要基础。
　　冷战结束以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性军事结盟对抗的结束以及大规模战争危险的减弱，降低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的地位。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下降，因为它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险。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形和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判断。在保障国家安全和构建安全体系的进程中，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大规模杀伤型武器的扩散，国家关系准则和规则的发展与成熟，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经济一体化导致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与影响的增加，等等，都使影响国家全的因素显着增多，并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范畴提出了挑战。
　　因此，随着人们逐渐采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国家安全问题，最终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念。这种新的安全观与旧的安全观比较，其内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如安全单元的多元化，即安全主体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小至个人，大至全球组织均可能与安全相关；安全要素的多样化、综合化，即除了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外，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安全产生影响；安全手段的复合化，即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将无法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变化表明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而是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综合安全观的概念。应该说，新安全观的内容和特点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它摒弃了那种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陈旧安全观，对于促进国家社会的合作和信任，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传统安全观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新安全观实际是一种放大的安全观。传统的安全观有其优点，有值得保留和光大的内涵，但也有一些应当调整、充实或改变的地方，因为时代在变化。特别是在经历东亚金融危机和科索沃危机这两场世纪末的大危机，以及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发生在美国的震惊世界的“9·11”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后，这种调整和充实就更加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了。
　　二、新国家安全观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
　　安全不是纯粹的军事现象，它从来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科技和军事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在后冷战时代，安全基础的这种综合性质更加明显，安全的军事成分进一步降低。
　　经济安全地位的上升。在国家所维护的价值中，经济繁荣无疑占有核心地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当前各国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因此，经济安全就跃居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它与传统国家安全观对于经济安全的理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主要受到资源禀赋、经济波动周期、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与失业、战争等因素的制约和威胁，主要关注资源的有效供给，避免商品短缺和经济危机，免受敌对国家的攻击与封锁，减少自然灾害，防止出现人口过快增长和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安全，这种经济安全大都属于内部因素，在国家主权控制范围以内。它表明，传统安全观对经济安全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换句话说，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国家利己主义，或者说是经济民族主义。它与军事、政治安全虽然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表象，但它却并未认识到，自然也谈不到承认整体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而恰恰就是这一点，才使之与当今新的经济安全观——那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速所日益凸现的经济安全观——区别开来。这里所说的新的经济安全是一种以全球为主体的经济安全，是一种赋予经济安全更多独立地位与意义的安全，是一种重视并竭力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经济安全。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它必将使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空前激烈，金融和经济风险增加，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日趋加深。即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风吹草动，也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利或弊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客观上挑战大于机遇，应该说敏感度升高了，脆弱点也更多了。因此，这种新的经济安全观又带有传统安全观的明显痕迹，即需要我们重视国家的经济实力，以防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危险和威胁。经济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衡量国家权力的尺度。
　　军事安全仍是传统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古往今来，弱国无外交，弱国受人欺，只有建立强大的国防，才能保障国家安全。这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增强国防实力，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没有了军事上的安全，其它任何领域的安全都将丧失依托和前提。科索沃战争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血的事实特别向人们昭示了这一深刻的道理。我们必须警醒的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奉行冷战思维，指望以军事同盟、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还大有人在。这是我们在谈论新安全观时应保持高度警惕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已发生变化，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各国行为主体间的安全更多地不再是“零和博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国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合作安全的基础上。此外，安全不能靠单边安全来实现，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来实现。这使得传统军事手段在追求国家利益中的作用产生了新的变化。单纯或过度依赖军事力量并不能必然维护国家的安全。“ 9·11”事件就是对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莫大嘲讽。事实证明，若要彻底铲除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毒瘤，美国那种我行我素、强权主义的单边外交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最终只能将其引入孤立无援的死胡同。20 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的六国元首联合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显而易见，只有采用平等协商、认真对话、互谅互让、共同安全的思路和方式，才是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可靠保障。
　　同军事安全一样，政治安全也是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即主权国家如何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内部敌对政治势力的破坏活动。其主要表现是国际政治斗争。冷战结束后，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矛盾暂时减弱下来。但国际政治斗争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野心不死，只不过是在策略上更加隐蔽而已。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对国家政治安全最主要的外部威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主权国家对内部事务的主导权确实受到一定削弱，但这并不会导致国家主权消亡，尤其是在政治事务方面。许多国家政治安全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威胁，存在或多或少的危险。政治安全更多是通过外交斗争和政府行为来维护，但也离不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支撑。此外，政治安全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当前，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人类即将迈入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愈益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它可以从空中跨越国界形成连续和猛烈的冲击，如何在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络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确保国家安全，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安全问题上的“网络意识”主要指应当意识到物流、资本流、人流、思想流等要素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已经使各国连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上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网络。这个网络制约着所有国家，改变了国际安全环境。网络对国家的主权、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如在军事方面，卫星遥感技术和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一国境内的任何露天军事目标都被侦察得一清二楚，使得军队调动、国防施工和军事科研活动的保密工作越来越难。敌对国家还可能通过入侵和破坏信息网络，对银行、证券、交易所、交通、电视、电话、电力等网络进行打击和破坏，从而造成国家经济瘫痪，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另外，网络对维护国家社会安定也提出了挑战。它所具有的信息快速传播功能，使任何一个国家的信息都能立即传遍全球每个角落，从而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2]总之，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行为大大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自然地理疆界。可以预料，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不断发展，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在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如何确保国家安全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因此，网络安全研究对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江泽民在20 01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举办的关于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加强信息网络管理的专题法制讲座上强调：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3]这说明在中国培育和树立安全网络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已是迫在眉睫。
　　环境安全是指免受环境恶化与环境冲突所造成的威胁。这是一个全新的安全概念和安全理论。其意义在于拓展了传统安全的内涵，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非军事、非暴力原因所造成的安全威胁，特别是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安全挑战。当今人们重视环境安全，主要不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摆在首位的是基于全球环境压力而凸显的生存安全的考虑。如资源短缺、资源质量的下降、人口的激增、土地的荒漠化、森林的毁损及其对气侯的影响等等。同时，环境安全也反映了人类对新的安全问题的深切关注，从而使安全研究更贴近现实。环境威胁对人类生存的重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揭示这一新的现实和趋势，对于人类在确保自身安全与发展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与主动性是十分有意义的。环境安全最富有吸引力之处在于它不仅赋予传统安全观新的内涵，还在于其以特殊的视角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从而使它有了更深刻的意蕴，呈现出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4]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安全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明确的阐述：“和平与安全的某些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相关的。实际上，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5]不难想见，环境安全必定会在人类处理国际关系和应对生存挑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中国国家“新安全观”的构建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冷战后中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战略认识的一个主要内容，即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主要威胁的判断。从1992年召开的“十三大”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冷战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主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接受和逐步采取综合安全的安全战略思想。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认为世界各国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和一切力量，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6]与之相适应，“综合安全”的观念逐步进入中国的安全观念之中。“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形成了必须发展包括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新安全观。”[7]1997年3月，中国政府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此后，中国政府又在不同场合对这种新的国家安全观作出了比较全面的阐述。1997年4月，《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8]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吸收了各国综合安全的合理主张，是中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新安全观在安全内容和实现安全的途径两个方面，强调以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的观念与战略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9]
　　在安全内容方面，中国的安全观是一个综合安全观。在注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同时，也注重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安全、能源环保等新型安全问题。在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各国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作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的基础。概言之，“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与合作。
　　在实现安全的途径方面，中国的“新安全观”在承认军事安全的适当地位的同时，也把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改善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促进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稳定的主要途径。中国主张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认为这是确保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途径。中国认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主张，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加于人，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和特征。”[10]因此，对话与合作应是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的主要支柱。
　　冷战后，中国与本地区有关国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具体条件，逐步建立了双边和次区域的信任措施。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等国解决边界问题及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还与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防务和军控磋商机制，并同印度、越南等国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为国与国之间解决矛盾分歧，促进安全和稳定开创了新的范例，创造了新的安全模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中国还将不断探索适合冷战后时代潮流的安全战略观念、理论及政策方针，以实现中国的安全利益并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收稿日期：2002-01-21
求实LL南昌37～39D4中国政治刘文汇20022002国家安全观是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由军事与政治安全已衍变为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亦即所谓“综合安全观”。这种安全观的特点是强调综合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突出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但它也仍然继承了传统安全观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借鉴各国安全理念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国家安全观也逐渐形成，并对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安全/综合安全/中国国家安全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97　　刘文汇，女，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作者：求实LL南昌37～39D4中国政治刘文汇20022002国家安全观是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由军事与政治安全已衍变为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亦即所谓“综合安全观”。这种安全观的特点是强调综合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突出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但它也仍然继承了传统安全观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借鉴各国安全理念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国家安全观也逐渐形成，并对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安全/综合安全/中国国家安全

网载 2013-09-10 21: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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