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5-0121-06
　　人类是宇宙进化中最灿烂的一个花朵。人类社会的进化与生物进化具有很大的区别，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生物进化是纯粹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人类进化则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且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人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18)动物界通过自身结构的变化来直接适应外界环境，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人类则以文化为中介，通过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来改变自身，适应自然。一定的“文化模式一方面约束了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是人们行为的指南，它在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间达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形成一座互相畅通的桥梁。没有文化模式的引导，人类的社会生活就会陷入迷津。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人既是文化教育的选择物，又是文化的选择者。因此，是文化选择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也只有人才有使用和发展文化选择的能力。人类既是生物有机体，又是文化的产物。”[2](P368)文化的选择对人类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人类文化的选择过程中，编辑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编辑角色代表社会所进行的选择，极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探索和前进的坐标和框架。另一方面，编辑的选择又必然依据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内较为自觉地理智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选择，从而为人类和人类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一、文化框架中的选择与选择中的文化框架
　　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化又是人选择的结果。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选择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环境人类自身都将不复存在，何谈选择活动。因此，人的选择是在一定文化框架中的选择，而文化框架则是在人类选择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化框架。
　　1.文化框架中的选择
　　人是文化教育的产物，人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人们所做出的一切选择都是在原已存在的一定文化框架内做出的。当然，“毫无疑问，文化教育是人选择的产物，没有选择，就不会有文化。然而文化一经产生，就会形成某种行为规范和习惯，成为人类进一步进行文化选择的框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的主要行为规范和特征，是人类群体所共有并能及时传播的行为、思维、感情和交往的选择性形式。因此，文化既是人们选择的产物和结果，又是人们选择的框架和尺度”。[2](P369)作为人们选择的产物，社会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活动中多种多样规律性、因果联系和行为方式在广泛的社会心理中的固化和定型化。正如列宁所讲：“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性性质。”[3](P233)列宁肯定了这种逻辑格式的文化框架的形成方式，即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在形形色色的选择活动中，人们千百万次地接触到了“方式不同但又很典型的活动方式，这些活动方式会在人们千百万次的重复选择中以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在社会心理中固定下来，内化为社会文化结构”。[2](P369)同时，列宁还指出了这种巩固下来的逻辑格式的文化框架对人们进一步选择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种文化结构一经形成，就具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成为人们进一步选择的框架和参照。
　　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一定的文化框架是先在地存在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人们只能在先前遗留下来的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状况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一样，人们也只能在已有的前人选择、缔构的文化框架内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且已有的文化框架给人们的选择活动以多方面的规范和引导。具体来讲，已存在的文化框架对人们的选择和社会的发展有如下意义和作用。
　　第一，遗传经验，促进发展。一定形态的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框架和参照，包含着以往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一方面在发生学意义上内化为人们的主体性结构，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又在现象学上以信息的形式凝固并保存下来。人类社会优于动物界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以社会文化为中介，实现了由动物界单纯的生物遗传机制向社会遗传机制的转变和飞跃。这是因为，文化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创造物，基本身具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这种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可以起到固化、保存、加工智化信息的作用，并且可以使经过加工整理的信息扩散、流传下去，从个体到人类，从局域到广域，从先人到后人，从而实现类的、全域性的、时代相继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把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直接的和间接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统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类的经验知识得到存续和放大，极大地加快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教化、规范，整合社会。一定的文化模式，一方面是前人经验知识的积累，对后人有积极的指导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另一个视角看，文化模式又是人类普遍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固化，具有教化、规范今人行为，整合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固化的、典型的风俗习惯、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范式，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由错综复杂、各种各样利害关系所支配的人际交往大体符合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和其他一些途径，使不同利益趋动的行为大体趋于一致，使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协和一致，从而起到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三，预测社会发展，指导人类实践。社会的发展有自己内在的固有顺序和规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结构是人们对自己所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拉兹洛说：“历史过程选择文化信息库和生物进化过程选择遗传信息库是非常相像的。”[2](P37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全部模式的密码本。”[2](P371)再者，按照生物全息率和全息生物学的理论，部分中包含有整体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自然，我们通过对文化这一社会发展全部密码本的准确驾御和理性分析完全可以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指导人们今后的实践活动，从而使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伟大实践活动愈益减少盲目的成分，而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使人类的活动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自由。
　　2.选择中的文化框架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内进行活动和选择的，从而要接受特定文化的约束和指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文化对人的选择，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被动性的一面。但是，特定的文化框架总是前时代人们选择的结果，它能够满足当代人的某些需要，但又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人们的各种文化需求。因此，人们在接受已有文化框架，汲取传统文化优势的同时，还总是在（而且必须在）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环境，和不断发展的新的经济、技术、政治、思想等状况，选择和缔构新的社会文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改变了的环境。这是人对文化的选择，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人对文化的选择，按照其选择的向度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过去文化的选择：升华。以往的文化是现实人类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是现实人的思维结构、本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系列新的矛盾运动和变化，从而这样或那样地引起文化自身内的矛盾和冲突，即过去的旧的文化结构、范式，与新的文化现象、文化质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旧有的文化结构、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甚至完全不能解释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使现实人们的一些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然，此时人们也决不会轻易地抛弃原有文化模式，而是对原有的旧的文化模式做出适当的调整与顺应，以增大其自身的解释能力。但是，社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们的新的精神需求是不断提高的，当原有文化模式的调整与顺应反复进行，以致达到极限仍然不能圆满解释新的文化现象，以满足人们新的精神需求时，人们就会对原有文化模式做出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包容和解释新的文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的融通与整合，以消除旧有文化模式与现实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原有文化模式得到新的提高与升华。这是人们对过去以往文化的选择，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人类主体不断的更高的精神追求。
　　第二，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完善。文化是人们对自己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理性概括，因此，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人类社会、人类实践发展的无限性，不仅要求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界，与自然界进行永无止息的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不断深化，同时，人类社会、人类实践发展的无限性，也要求人们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向社会开放，向人类自身内部各群体开放，在社会内部、人类各群体之间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与变换，从而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增大自身认识和实践的潜能。这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心灵的沟通和理解，多民族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就成为人类探索、发展中的一种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54-255)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种必然趋向。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西方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和近几年西方所兴起的中国文化热等等，都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由局部向全局，由民族性向世界性转化的例证。
　　第三，对未来文化的选择：超越。人类自身既是前人文化选择的结果，又是自我选择的产物。前人文化选择的结果，表明了文化对人的选择和人对文化的适应；自我选择的产物，则说明了人对文化的选择，和文化发展的超越。并且，人对文化的选择其实也是对理想文化模式的选择和一种对未来文化的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类对自身的完善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现实中的矛盾现象，文化环境的破缺与不足以及对理想文化环境的渴望与期盼，使人们不断超越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勾勒和描绘出理想完美的目标文化模式。理想的目标文化模式，是人们在对现实文化及其规律性的驾御与把握基础之上的创造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它既是对前人所创文化环境的超越，又是对人类自身的超越。因为人们在实现这一超越的同时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环境，形成了新的文化选择框架，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主体结构，使自身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和发展的潜能。
　　原有文化框架中的选择表明了人类文化的延续性、继承性，编辑的选择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框架。选择中的框架，说明了人类选择的变异性和创造性。在这种创造性的人类文化选择活动中使文化框架不断更迭、提升，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的主体结构，增大了人们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自主性。因此，编辑主体又必须注重自身选择的创新性，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更加宽松适宜的环境和氛围。
　　二、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框架
　　东西方之间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东西方之间所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心理特点和文化传统。二者的差异是明显的。
　　1.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形成了中国典型的伦理型社会文化：注重“义”和“德”，轻“利”和“力”，“科学道德化，哲学政治化，审美艺术情感化，政权、君权、神权一体”化。[4](P6)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温带大陆大河型地理环境之中，在这里适宜的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又不同于工商业经济（海洋国家、民族之间享有海运之便，形成工商业经济）的农业自然经济。“千百年中，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只有季节的变换，没有时代的变更。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不断延续下定型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喜稳重迁，少有流动。[5](P249)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这种生存方式和农业型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朴实、自然的民族性格，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尊天敬祖的宗法式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伦理文化、国民主体意识和社会上层建筑。在这种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中，生产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认识与利用，主要是靠长辈人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在生活实践中的摸索，因此，年老便是真理，家长便成了一家之权威。并且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国家，形成系统，组成国家。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在家讲“孝”、讲“顺”，在国讲“忠”、讲“义”，家国同构，教化一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由此形成了中国典型的伦理型社会文化。这种伦理型社会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既有专横独断的一面，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尽管千百年来，它丝毫也没有减轻千百万劳动人民遭受的艰辛与苦难，但它却积淀了人们注重人伦、情意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人世间的真情，成为人们永恒的期盼和不息的追求。
　　而西方文化则有所不同。在欧洲的中世纪尽管其自然经济也曾经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在那里自然经济主要是以农奴制的封建庄园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在庄园内部不同的农奴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且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常常由不同的农奴承担。这种内在的二元结构，不仅增加了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同时也使其自然经济结构很不坚固，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容易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文化的具有浓重商业气息的社会文化，并进而形成了有异于东方的西方人格特征。中国人重情感、讲义气，道德伦理意识比较浓重；西方人，讲自由、重权利，平等意识比较浓重。两种不同的人格特征，形成了具有较大区别的文化需求。
　　2.中西两种不同的对自身的体认方式
　　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融入群体之中，在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体认自身，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群体意识。西方人群体意识淡漠，具有较强的个体独立意识。
　　文化既是人类选择的产物，又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文化又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人的设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设计。中国传统的伦理型社会文化，将人伦关系秩序化，在家讲父父、子子，在国讲君君、臣臣，“从而以情感交流的人际关系为基点，赋予它们各自的尊卑名分的意义。一方面将伦理权力化，另一方面是将权力伦理化。这样，人伦就不是纯粹感情的人伦，而是尊卑名分的人伦。通过人际关系的尊卑名分的规定，达成礼治的秩序。这样，传统文化中的伦礼“不是用来培养人际亲情，而是确定每一个人所处的地位，给每一个来到这个社会中的人编派角色”。[6](P304)这样，就使人们一生下来就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从而习惯于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在群体之中来体认自己，体认一切。这样，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把人看成群体的一分子。人在传统的中国人的眼里，就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7](P51)这种传统文化对人的规定，一方面限制、压抑了人的独立自主性，否定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和独立的利益，削弱了人的独立的创造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牺牲、贡献之类的责任和义务纳入这种认识之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从而增强了人的关系意识和群体意识，使民族群体之间具有了一种极强的民族、群体的认同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民族、群体的认同意识加以改造，去掉其自私、压抑人性的不平等的等级层次的一面，注入了平等互助等共产主义理想和忘我精神，使其升华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一举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文化则有所不同，西方人从崇拜上帝到改造社会，从清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以个人动力横绝天下，造成了一种个人主义占优势的文化模式。加尔文新教认为：“每一个人的‘信仰得救’均是个人的事情，你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得救，别人帮不了忙，不得救，别人也不能拯救你。生命在你手上。”[6](P307)并把自由、平等、权利、尊严、爱情、友谊等等纳入认识之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和自己幸福生活的创造者，他必须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与中国伦理关系网中的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中西之间整体思辨、实用理性，与纯粹理性、爱走极端的巨大差异
　　中国大陆型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型社会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对事物的把握上注重整体思维，精于思辨、疏于实证，精于直观、疏于分析；在生活作风上求真、务实，勤朴、忠厚，喜稳怕乱，爱取中间；在社会理论的建构上，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科学道德化、哲学政治化、审美艺术情感化，总之，是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中庸求和的实用理性理论体系。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端的整体趋向和优势；另一方面，它不便于对认识对象加以分门别类并按照不同层次进行精确的分解，经过严格的推理达到对事物的准确认识，更无法用逻辑语言这种形式将思维过程明晰地表达出来，只有依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借助于模糊的未经逻辑证明的直觉和体悟，才能直接地、跃迁性地实现意境的展现与升华。这就造成了对具体事物精密分析和严密推理的疏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中严密科学理论体系的欠缺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落伍。“哲学在西方的意思是爱智；而在中国，哲学则是明智之学。爱智追求理性的享受，明智则致意于做人。中西哲学旨趣的这种不同，凝聚了两种文化的不同精神。”[7](P54)西方文化在理性思维上表现出排斥性的二分法的特点，即理性与感性、科学与宗教、创造者与创造物、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精神与物质，等等。因此，他们在信仰上保留了上帝与宗教，而在理性思维的领域里则坚持了实体的确定性。在研究方法上精于分析，注重逻辑范畴的推演，因而精于严密体系的建立和科学的发现。但是，西方的传统思维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性和整体性，因而爱走极端，汲取一点，不及其余，形成体系。在西方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理论体系：就它所依据的、论证的这一个方面来看，论证是充分的，体系是严密的，无懈可击，但若从整体上，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的框架中去考察则可能是异常片面的，很难站得住脚的。然而，它们将理论的每一个方面都推向极端，使其以最快的速度达到这种理论发展的极致，然后发现其不足，以这种方式推动理论的发展。这在以持中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因而是不多见的。
　　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框架，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体认方式和致思取向，从而也潜在地制约着各自不同的编辑选择活动。
　　三、编辑选择过程中的文化制约
　　编辑在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把关人”和“守门员”，但是，编辑的选择摆脱不了特定文化环境的制约。
　　第一，文化是编辑选择的产物，同时又是编辑选择的基础，编辑的选择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框架，并受其制约。首先，编辑主体的思想意识、价值倾向、知识结构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显然不能不深受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某一民族，在其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频繁地接触到各种大体趋于一致的典型的活动方式，这些活动方式会在人们千万次的重复选择中，以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在广泛的社会心理中固定下来，形成特定的价值趋向和行为方式，构成特定的文化结构。一般来讲，特定文化形态就是某些典型的活动方式在特定民族群体中经过筛选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普遍的心理和社会文化一经形成，不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会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形影不离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成为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选择性尺度和框架。编辑是社会一分子，在社会文化的选择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显然也必然深受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其选择活动也必然深深地依赖于特定的文化选择框架。其次，编辑选择对象——文化价值客体，是人们典型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因此，也必然深受特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潜在地限定了编辑主体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空间，使编辑主体在文化发展内在规律所确定的整体趋向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再次，编辑选择的标准是客观的，是由长期实践所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的建构是由编辑主体进行把关选择的，其中编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编辑是代表社会进行选择的，编辑选择的标准是客观的，是在人们千万次的反复实践活动中凝结、沉淀和形成的，它在整体性上必然反映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整体趋向。因此，编辑的选择必然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从而深受特定文化框架的制约。
　　第二，中国社会的文化选择，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这一实际，从而必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选择框架的制约。首先，社会群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现代编辑的文化选择不能不深受这一文化特质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喜欢在群体的相互关系中体认个体、体认一切。尽管这一文化特质包含有某些否定个人权益，否定个体的自由和主体性的缺陷与不足，但它却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情感意识之中，长期得到普遍社会心理的认同。并且，随着新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和文化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已给这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民主科学的意识，使其上升为一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在现实的文化选择过程中，编辑主体必须十分重视这种民族的群体意识，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比如，在现实的企业改革中，要进一步弘扬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培养广大工人群众的共同的价值意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要克服当前过分强调厂长、经理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弊端，缓和干群关系。我们知道，过分强调厂长、经理个人的权益，是过分看重西方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在西方文化中过分强调个体的作用，在思想道德领域则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志和价值观念，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整体、群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个体性和自主精神，但是，它却凝聚了一种民族的普遍心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新中国的文化变革，给这种传统的群体意识赋予了一种崭新的理性精神，形成了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精神，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新的文化建构过程中，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群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弘扬新时代的科学健康的群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促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其次，要弘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趋向，也是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主导方面。在传统的文化教育中，主张个人“修德”、“养性”，“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中国则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和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要求人们争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尽管时代不同，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重视道德修养，强化道德意识，把道德作为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却是中华民族持久的认同，和民族文化源源不断之长流，也是现时代文化建构过程中每个编辑主体应有的自觉意识。
　　然而，在现实之中，由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值法则的泛化，金钱向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导致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滑坡，也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一些编辑放弃自己的责任，甚至与那些腐朽的东西为伍，更加助长了那些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腐朽势力的气焰，给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增添了不小的困难与阻力，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由此可知，现实文化的选择，不能脱离开已有的文化选择框架，不能背离民族文化的最鲜明的特点和整体趋向，否则，必然造成诸多混乱和不利。
　　第三，对异域文化的借鉴和选择，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民族、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和运动。因此，我们从不反对向其他民族学习，向他们学习政治，学习经济，学习文化。但是，这种学习应该是建立在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经过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整合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和品质吸收过来，以发展自身。否则，抛弃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西化，既不能抗拒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真正汲取西方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任何民族文化的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有一个民族心理和价值趋向问题，域外的文化如果不能转化为本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趋向所认同的东西，那它就只能永远被排斥于该民族的文化之外，成为一种外在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几次冲击中，每次都能听到“全盘西化”的呼声，但是，又有哪一次能够真正“西化”得了呢？！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要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而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又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作基础的，如何能“全盘西化得了！”再如美国人对日本人管理方式的学习：“美国人一般突出地以个人为中心，讲就的是个人荣誉，个人的成就等等；日本人的群体观念就比较强烈，常常把民族自豪感，以至本单位的荣誉感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个人在观念上常常觉得须受群体的一定约束。这种观念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被一些西方国家看作只是封建主义在日本的残余，只是消极落后的东西。然而，事实却证明，日本人把群体观念同发挥个人积极性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经营管理上采取的那一套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们原先没有预料到的。由于民族心理素质的不同，欧美许多国家想学也难以学成。”[8](P198)由此不难看出，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外国的文化，必须坚实地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经过一系列吸收、消化和整合的中间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普遍民族心理的认同，从而获得成功，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是编辑这一社会角色也必须谨慎遵守的一条原则。
　　收稿日期：2000-12-01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21～126Z1出版工作王华生20022002人类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且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人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文化的选择对人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人类文化的选择过程中，编辑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编辑角色代表社会所进行的选择，极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探索和前进的坐标和框架。另一方面，编辑的选择又必然依据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中较为自觉地理智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选择。编辑/文化选择/文化框架王华生(1957- )，男，山东茌平人，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 作者：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21～126Z1出版工作王华生20022002人类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且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人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文化的选择对人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人类文化的选择过程中，编辑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编辑角色代表社会所进行的选择，极易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人们探索和前进的坐标和框架。另一方面，编辑的选择又必然依据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中较为自觉地理智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选择。编辑/文化选择/文化框架

网载 2013-09-10 21:59:2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