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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１９５５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称得上是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历史盛会，也可说是现代汉语规范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不能说汉语没有规范，也不能说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没有做过规范化工作；但是，真正自觉地、全面地、有明确理论指导地开展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自此次会议始。特别是罗常培、吕叔湘两位先生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其中的主要观点，今天读来，仍感亲切、适用。
　　报告在解释什么是规范时明确指出：“语言的‘规范’指的是某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同此。）具体言之，规范化就是“把语言里没有用处的东西淘汰掉”，目的是“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而不是简单地确定对错，更不是动辄指责人家违反规范，限制使用。再比如在说明什么是规范化工作时，报告强调的是“对于语言的规范进行整理”，即从语言使用实际出发，摸清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而不是忙者充当裁判；强调的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扩大规范的影响”，并且在推行时要注意跟群众相结合，尤其需要得到作家、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合作，而不是由语文工作者包打天下，或局限在语言研究的范围里争论不休。又比如，报告告诫对于规范的整理要万分慎重，“不能草率从事”，“需要的是虚心和谨慎”。面对今天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这一点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当然，会议也留给今天一些思考。因为会议距今，毕竟已有４０个春秋，跟５０年代相比，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无论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还是语言环境，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当年会议对汉语规范化问题的诸多阐述，是否再在适用，权衡起来大概就颇费斟酌。
　　举例来说，“现代汉语的规范，就是现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里的一般用例。”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执行起来就会发现，今天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如果不结合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盲目照搬，未必行得通。
　　首先，就“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而言，５０年代样式较少，不外乎文学作品、政论文章、新闻报道一类；今天则作品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以前这些作品的写作方法比较单一，语言模式比较固定，一般用例和特殊用例之间的界限相对比较明显，易于区分；现在光是文学作品，其创作方法就百花齐放，语言运用上也灵活多变得多，用习惯的语言规则来衡量，势必会有数目可观的特殊用例被排除在规范之外。
　　其次，大众传播媒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其影响力难以估量。通过媒体传播，某些在特定语言作品中不算特殊的特殊用例，很容易向其他语言作品渗透，结果使得特殊和一般用例更难区分。例如广告语言中的一些特殊句式，通俗歌曲中的一些新鲜用法，正是通过大众传媒而迅速传开的。
　　第三，跟过去相比，今天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人们接触到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容易看到一些新词语、新用法。新，成了一种生活追求。在趋新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对大量涌现的新词语、新用法逐渐丧失了辨别能力和审视习惯，反而变得乐于接受，乐于使用。加上大众传媒的力量，使得原来只用于某一范围的专门用语，也开始加快了向全民语言的渗透。例如体育方面的不少术语或习用语，股市交易中的某些说法，正在被全民语言吸收。吸收以后是否站得住，是从此变成一般用例，还是重新退回到特殊用例，事出仓促，短时间内实难决断。
　　本来，“语言的规范是随着文学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应该从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里找我们的规范。”但从目前情况看，“现代文学语言的作品”种类繁多，表现方法多样，语言手段不断翻新，它们在语言运用上有时相互对立，有时又相互借鉴，情况远比５０年代复杂。要想从中记录和整理出语言规范来，而又尽量减少失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重温此次会议文件的基本精神，并以此为参照，对以往的工作重新加以审视，看看哪些理论今天仍需要坚持，哪些需作适当调整，哪些正确的思想本应坚持却被违反了。这样一来，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指导思想可能会明确一些，才更有可能开创出新的局面。
　　　　二
　　如果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看待过去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或许会发现，一些原来习焉不察的东西，忽然也有了可议之处。
　　５０年代正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中国风行的时候。该书所体现的语言学思想，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语言的非阶级性，一是语言的工具性，二者互为表里。由于那时的斯大林拥有最高权威，所以他的这种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同小可。
　　从积极方面说，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地，虽不像后来那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却一直在滋长。人文学科由于其自身具有相对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便理所当然地被优先纳入阶级斗争的视野。从当年一些高等院校的文科情况看，有的学科，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干脆被取消；有的学科，如教育学、新闻学、心理学（不完全属文科），则大大萎缩。而因为斯大林指出语言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没有阶级性，所以语言学暂时逃脱了阶级斗争的洗礼，非但没有受到批判和扬弃，反而获得了飞快发展，由解放前的冷门，一跃而成了“显学”。这不能不说多少是受到上述理论的荫庇。当人们满怀深情地把五六十年代誉为我国语言学（根据需要又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等）的黄金时代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个历史大背景，也忽视了工具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本质上看，语言当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此外它还包含其他内容，比如文化内容。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如果狭隘理解，觉得既是工具，当然越简便越快捷越好，在处理语言文字问题时，弄不好就可能导致简单化做法。
　　现在常听人批评一些作品“滥用方言”，但何谓“滥”，向来没有量化标准。一般认为，一个方言词语，如果在普通话里能找到其同义形式，它已无法提供比其同义形式更多的信息量，就不宜再用。单纯从工具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可以从词语的意义、用法、感情色彩等方面作比较，如果发现方言词语跟相应的普通话词语之间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就可将方言词语淘汰。道理很简单：同样的工具何必配备两个呢？这不是重复、累赘吗？但是，方言作为方言文化的载体，它的内涵有时要大大超出语言的内容，而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特定场合它具有一定的感情容量；比如文学作品中，为了凸现地方风情，作者有意在事物名称和亲属称谓等方面使用一些方言俚语，常常可以表达出一种特有的旨趣和情韵。“一次，主席听了蒋桂英演唱的民歌，说有荆楚特色。他最喜欢有小女婿的那一首，对‘一’这个词尤感兴趣。他说如果翻成北方话的‘小不点儿’或普通话的‘一点点’，就没有荆楚特色了。”（梅白《毛泽东看黄梅戏》，《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作为诗人，毛泽东同志以他的艺术敏感，从方言词“一”中捕捉到的，首先是“荆楚特色”，所以他不赞成翻成“小不点儿”或“一点点”。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待方言词语，一定要全面考察，分清不同的使用目的，区别对待。
　　普通话要从方言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这种吸取，不像在自选商场选购货物，事先早备好了满货架东西供你慢慢比较，从容挑选；这种吸取，自始至终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的。不使用无以鉴别，不使用难以推广，怎么可以过早下结论，批评“滥用”呢？
　　从发展趋势看，方言总要慢慢萎缩；从局部看，从某个特定时期看，方言也可能占一定优势，它会主动向普通话渗透，不仅会给普通话增加一些东西，也会挤掉普通话中原有的东西，而以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近年来粤方言以及港台词语的大举渗透，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也许对普通话的发展有好处，完全用不着惊慌失措。正如海潮涨落一样，来势迅猛，到时又会退去。再看此时的海滩，虽不复旧时模样，但基本面貌未改，而且还会留下不少意外的收获。
　　我们谈的是语言的问题，也不妨举文字的例子。汉字简化，减少一些字的笔画，使它们易认易写，方便了群众，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方针正确，所以进展顺利，成绩很大。但也有片面追求笔画简省，忽视其他方面的情况。例如“厂”字，繁体由“广”和“敞”组成，现在简成了“厂”，笔画一下子从１５笔简成了２笔，可算是简得不能再简了，但综合起来看却不见得简便。因为繁体“厂”字学起来虽然麻烦些，但一经掌握后就捎带着学会了“敞”字；简体“厂”字好学好记，但“敞”字得专门另学。两相比较，从效益看，简得并不划算。
　　不仅如此，简体“厂”这种笔画结构，给书写也造成一些局限。首先它只能一横一撇写得规规矩矩，不大能横撇连写（连笔酷似日文）。其次它不容易写得好看。软笔还比较好办，比如可以适当将横笔写得短肥些；硬笔就相当棘手。第三，跟别的字搭配在一起，且字体又较大时，“厂”中间的大空缺简直难以处理。竖行尚能勉为遮掩，横写实在无计可施。这大概就是有的书法家题写厂名时不愿用简体的原因之一吧。
　　再往深层说，“厂”本是个独立的古字，读ｈǎｎ，像突出的石崖，下可住人；又读āｎ，同“庵”，多用于人名。现在用作“ｃｈǎｎｇ”的简化字，跟古字“厂”撞车，导致二字相混。由于古字“厂”现在基本不用，一般人也不认识。所以这种撞车，平常情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一遇特殊情况就会带来麻烦。清人俞蛟，号梦厂（āｎ）居士，所以他的一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书名也叫《梦厂杂着》。如果出版此书，题写书名怎么办？用简体，“厂”很可能被人读成“ｃｈǎｎｇ”；用繁体，又有碍汉字规范。你看，汉字简化的第一要义本是为了简便，现在却有点自寻麻烦了。
　　再如“鱼”，下面原是四点，后来简成了一横，笔画少了三笔。但繁体的四点基本上是相同笔形的简单重复，不会给认和写增加什么负担，简不简掉三笔实在无所谓。而从书法角度看，一横放在字下而容易使笔势板滞，极难写好；四个点并列，放在字下，写起来却可以千姿百态，变化万端。
　　笔者无意对这两个简化字的得失优劣妄加评议，更不配对整个汉字简化工作说三道四；引这两个字为例，无非是想说明汉字除了是记录汉语的工具，具有交际功能外，尚有艺术功能和学术功能。倘使当年进行汉字简化时，在强调汉字的工具性之外，也兼顾一下它的后两种功能；倘使今天在进行汉字规范、特别是社会用字规范时，能将它这三方面的功能综合起来考虑，也许会在工作中少几分尴尬，多一点主动。
　　　　三
　　从事汉语规范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容纳，一种是剔除。容纳的实质是宽容，即对突破原有规范模式的一切语言现象不忙着定是非，判正误，而是坚信语言本身的筛选能力，承认不同表达形式的表达特点，尊重语言使用者的创造。其结果是语言本身的丰富，语言使用的活跃。容纳当然不排斥选择，但这应当是在语言实践之后，而不是在实践之初。
　　剔除采取的是审视的态度，对一切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总喜欢像海关人员那样左检查右挑剔，生怕一不留神混进一些走私货物，溜进几个奸滑之徒，从此酿成大灾大祸。这也难怪，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语言的纯洁。
　　世界上万事万物真能做到纯洁的可谓凤毛鳞角，语言这东西又偏偏最不容易做到纯洁。在封闭凝滞的环境中，语言相对稳定，人们还勉强可以感受到它那副纯洁的面孔。一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活跃，交流频繁，语言的每一个分子简直都被激活起来，它的发展演变，直叫人眼花缭乱，此时再要求它纯洁，实在显得有点一厢情愿。想当初，“的士”“巴士”刚出现，说惯了“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的人有过一阵骚动，有人惊呼这是“旧时方言外来词回潮”。又是“旧时”，又是“方言”，又是“外来词”，可谓不纯洁之至，但曾几何时，“打的、面的、的哥、的姐、大巴、中巴”纷纷用开，原先蹙眉的人也跟着改口，再让他说“出租汽车”一类名称，倒反而不习惯了。最近广东又出现了“冷巴”的叫法，倘若流行开来，不知还会不会引起骚动？
　　剔除倒不是一概排斥，符合规范的当然也吸收，一时拿不准、无法定夺的也可容纳。但这一切的决定权据说主要在语言学家手里。谁个规范，谁个不规范，谁个处于两可之间，诸如此类，都主要得由他们说了算，其余的各色人等一概不必为此劳神费心，只需照他们指点的办理就是。遗憾的是，这番好意好多人不愿领情，在语言使用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怎么把语言学家的训诫当回事。于是有人感叹曰：“规范意识太差！”诚然，这确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深究一下便不难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迄今为止，语言学家们据以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是与此有关的某些语言规则。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语言运用远不是一回事，用语言规则来驾驭语用，难免捉襟见肘。何况，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还不时会出现一些偶发现象，几乎无法取舍，更应慎重。例如，“金庸热”兴起后，原本只在武侠小说中使用的一些词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在体育报道中，更是被大量地、反复地应用。再如，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给个说法”之类很快在全国成为大众习语，而且毫无争议地被各阶层接受，就连李锐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受影响，情不自禁地以“请给一个‘说法’”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并在该文结尾接连写道：“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李锐《请给一个“说法”》，《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刚一播出，“××没商量”的格式立刻风靡全国。尽管你可以指斥它语言“痞气”，或愤愤然于“电子传媒文化”的无孔不入，以致使人们“交出了自己的语言”，但你却无法拒绝这样的语言事实，也无力扭转这类现象。看来，尊重语言规则，尊重规范意识，首先就得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实践。
　　其次，当今有些语言学家，可以算是语言研究家。就研究而言，可能十分高明，但语言实践的范围不广，除写学术论文外，不大有兴趣写其他种类的文章，比较缺乏语言使用的具体经验，对别人写作中的创新不大习惯，对别人写作中的甘苦体会不深，所以评议起来难免有不周到、不切实之处，严重的，甚至用一般扭曲了个别。他们判定一些语言现象是否规范时，经常言而不中，大概与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基于以上理由，语言学家要想对个别语言现象的发展走向进行预测是可能的，但要做到从总体上准确地预测语言发展中的诸多复杂情况，就不那么容易了。例如，语言运用中，在一些职业、职务、职衔前冠以“男”或“女”的字样，有的单纯是为了区分性别，如“男同胞、女同胞”“男教师、女教师”等；有的则除了区分性别外，还兼有强调的作用，如“女部长、女将军”等。这类情况，往往没有或不必有对应的词语出现，如旧社会理发是男人的职业，妇女是不会干的，解放后男女平等，妇女也从事这一职业，于是有了“女理发师”的说法，但一般并不说“男理发师”。有时根据语言体系均衡的需要，可以预测出现了“男保姆”之后，会继之而出现“女保姆”，原有“富翁”，后来有“富婆”，但不能据此推断出在出现了“男阿姨”之后，是否一定会出现“女阿姨”。至于下面这句话：“《论语》有‘后生可畏’的话，想不到女后生也这样可畏。”（张中行《负暄三话》７７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女后生”的说法是否规范，更不要提预测今后会不会有“男后生”一说了。
　　再比如，汉语里表示某件事情或某个动作行为开始的意思，喜欢用“开”字打头，后面再配一个相关的词语。例如开始收割叫“开镰”，开始演出叫“开演”，会议开始叫“开幕”，比赛开始叫“开赛”，诸如此类。近来这种格式用得多了起来，也变得复杂起来。例如旧时京剧开演又可叫“开锣”，可重大的拍卖活动也曾经叫“开锣”，后来又改称“开锤”，而击锤明明是表示一桩拍卖交易结束，而不是开始。高尔夫球和台球比赛都用“开杆”，这是一种叫法指称两件事物。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收割小麦已很少用镰刀，因此今年报道三夏情况的新闻已不用“开镰”，这是旧有叫法的淘汰。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现象，你怎么预测呢？桥牌比赛如果可以叫“开牌”，钓鱼比赛呢，是叫“开钩”还是“开竿”？
　　虽然从理论上说预测是可行的，但要付诸实践，特别是要预测准确，却很不容易。因为预测往往需要假设种种条件，而这些假设不是根据已有语言规则进行推论，就是主观的分析，都不一定跟得上语言的变化。特别是，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假设不准，预测也会随之落空。
　　　　　　　　　　　　　　　（１０００１０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语言文字应用京016-020H1语言文字学黄佑源19951995 作者：语言文字应用京016-020H1语言文字学黄佑源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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