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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5-0096-11
　　
　　《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发表了王建疆的《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一文。其中谈到的从顺接和逆接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美学和文艺学传统，从文化基因的高度来看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战略等，都颇有新意。新世纪以来，我一直呼吁中国文艺学、美学要“走自己的路”①；从2004年底起，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时，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调研②，在此基础上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现状和问题，如现代传统、现代性、文论和美学建设等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对有关中国当代文艺学患了“失语症”和“全盘西化”等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看了建疆这篇文章，我觉得意犹未尽，再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目前，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③。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内容，并在大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中国文论的怪圈；没有区分我们所面对的新、旧两个文论传统，特别是漠视百年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碰撞、冲突和逐步交融中，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展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新传统。虽然从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以及中国当代文论的创新和突破的要求来看，还远远不够，但这个新传统并非没有自己的话语。这个新传统究竟是什么，需要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但粗疏地看，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强调文艺的他律性和主张文艺的自律性这两种文论思想同时生成、发展，时而互相冲突、时而互相补充、时而互相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张力的现代文论新传统：前者与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传统相呼应，形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而现代文论一旦与现实相结合，就出现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自己的话语系统。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主张开始，到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再到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至今日我国文艺的“二为”方针，是一种纯粹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是不可能从欧美找到的特殊表述，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又非常强势，这个传统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调，何来失语？而后者虽然不在主流位置，却仍然不可忽视：从王国维提出“文学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鲁迅、周作人强调文学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再到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等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这个同样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论支脉，也构成了现代文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的学者将这一支脉也归入“以西释中”乃至“以西代中”的“全盘西化”的范围，但与事实大不相符。第二，这是一个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从“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关于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还是为创造、为革命的争论，到胡适、鲁迅对中国古代文艺的整理与批判，再到新时期文论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论的反思和清算，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单纯为政治服务文论的扬弃，90年代中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0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辩，已经形成了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现代文论新传统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自我反省中建构和生成的。而且，这个新传统并没有完成，更没有结束，还是现代进行时，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当然，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还可以从大的范围，更深、更细的层面上进行归整，但仅就上面这两点就已经说明，中国不仅有古代文论传统，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统。承认这个传统，所谓的失语症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承认中国现代文论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那么，提出失语症的人本身也就走在了这个新传统的大道上，他没有失语，也不可能失语，相反，失语症论者也在从另一个方面参与着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话语的建构。当然，也不否认有极少数文论研究者数典忘祖、唯西方马首是瞻，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
　　二、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 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现代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历史和现实缺乏审视、总结、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着，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发展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 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着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研究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政治、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应用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但就中国美学中古代和现代两大传统而言，也具有内在的联系与区别。中国美学的古典传统显示了哲学统摄，道艺相通，关注人生的功能和封闭性、感悟性、评论性、技法性的特点。与此不同，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具有中西结合，以西释中，知识谱系化，论理逻辑化，范畴学科化、意识形态化和开放性、建构性特点。而这两个传统的所有特点又都能从中国美学史写作中找到最典型的例证。可以说，没有两个传统的对照，就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而没有美学史的写作成果，中国美学传统也就无迹可寻。中国美学的传统是在几部《中国美学史》类着作中彰显的。同时，中国美学的现代新传统也就包含在这种对古典传统的阐释中，是传统的现代生成，也是现代的传统回归。这里不存在新旧传统的断裂。相反，新旧传统相统一的学理基础已然分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我和一些同行专家出版的美学、文艺学教材和相关着作中有关意境、气韵、中和、神妙等审美形态、范畴的阐述看得分明。
　　王国维开辟了以西释中的现代美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开辟既是中国美学的发现或发现了中国美学，又是中国美学传统的现代延续，也是古今美学的变轨和转型。至今我们仍可以从现有的几部中国美学史类着作中看到王国维的手法和路数。但从梁启超、王国维开始，中经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瞿秋白、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他们都未及写出“中国美学史”类专着。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涉及到理论认识的成熟和对中国审美历史、文学艺术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和深刻理解。因此，它的出现要比美学理论的建构和传播晚得多。但它的出现其意义却远远大于美学理论的一般性建构和传播。因为，“中国美学史”类着作的出现是对中国美学合法性的确认。如果没有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成功，有关有无中国美学的问题将永远是个悬案。
　　中国美学史写作的主要特征是以西释中而非像有的学者所谓的“以西统中”或“以西代中”，它力图重新发现和确立中国古代美学，并已成传统。中国古代美学史类着作的确立也就是中国美学的确立。李泽厚、刘纲纪所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1984年版）不仅开中国美学史写作之先，而且是以西释中、建构中国美学的楷模。美学理论和美学史写作都有发现和建立中国美学的企图和功效，但比较起来，美学史的写作由于更注重历史事实，因而更具有确证的功能。几部美学史写作的成功，无形中宣告了中国古今美学的诞生，其意义之大，不可低估。但对这个意义重大的学术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在其外围论着颇丰，但对其本身或核心处却鲜有问津。这样就形成了学术的盲点——灯下黑。即中国美学已经在眼下生成，而我国某些知名专家却在否定中国美学的存在，“断裂”、“西化”论有之，“重建”、“重构”论亦有之。这当中原因自然很多，不过，过多地关注诸如现代性、全球性、民族性、转轨对接等抽象概念和理论的探讨，而对美学史写作的具体内涵、价值和作用关注、认识不够，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现在从中国美学史写作看近世中国美学的转型，就能够避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经虚涉旷，或骑驴找驴，而是达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而切实、有效地解决有关中国美学传统和现代性关系的难题。
　　注释：
　　①朱立元：《走自己的路》，载《文学评论》，2000(6)。
　　②朱立元主编：《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③冯黎明：《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文论的两难处境》，载《文艺研究》2005(7)。

学术月刊沪96～103J1文艺理论朱立元20072007
文艺学/美学/当代/发展
朱立元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并非“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又不同于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现代文论和美学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其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在于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历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高建平则认为，我们只有来自西方的“美学在中国”和美学的史前史，没有中国美学。提出“文化多样性”口号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审美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美学”。王建疆认为，学科首先要讲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特色或个性。同时，也不能从学科发展的水平高低来论断该学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现实。其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构。
作者：学术月刊沪96～103J1文艺理论朱立元20072007
文艺学/美学/当代/发展

网载 2013-09-10 21: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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