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3)09-0143-05
　　自1992年以来，中国教育界共发生了275次高等院校合并，612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50所，减少近六成。在这1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27.5起合并，减少36.2所高校。其中，2000年发生105次合并，由203所高校合并为79所（见图1），堪称“并校高峰年”。在整合过程中，合并学校数量最多的是广州大学，由原广州大学、广州师范学院等9所高校合并而成；合并次数最多的是同济大学，经过3次合并形成了今日的同济大学。发生合并的院校遍及全中国27个省（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和4个直辖市。
　　　　图1　高校合并次数
　　附图
　　本文将从考察我国高校合并的动因开始，分析合并的效益，并主要以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作个案分析，探讨合并的效果，给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高校合并的动因分析
　　1.原有高校体制制约了高校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在受到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下而形成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合并之前的高校格局：各部委直管各类专业学校，“统筹安排、条块分割”，大多数院校规模小，专业化程度高（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247页，第963～981页。）；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低水平上的重复设置。“文革”后直至整个8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的重视，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但与当时平均的入学规模相比，高等院校更多地是以院校的数量增加来回应招生需求的扩大（注：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1999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第223页。）。院校数量的快速增加带来一大批小规模院校的出现，同时许多高校将单科性院校纷纷改为多科性院校，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重复建设，这一轮重复主要表现为专业重复设置，使有限的师资、资金更加分散，制约了高校进一步的发展。如广东工业大学在并校前，三校与另两校的专业重复率分别高达45%、60%、40%（注：《广东将通过高校重组向教育强省迈进》，《人民日报》，2000年8月14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区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下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建立人才流动机制，这迫切需要打破条块分割的高校管理体制。同时，科技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交叉学科的渗透，要求学校培养的是复合型的“通才”。这样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效益势在必行。所以，我国的高校合并浪潮可以说是针对原有体制中条块分割、专业重复设置、培养模式过于单一、布局不合理等弊病而展开的。
　　2.合并是多方认同的高教改革最佳形式
　　高等教育管理层认为，合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形式。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酝酿、探索、推进的漫长过程，最初提出了共建、合作、计划、合并和协作办学五种形式。经过试点，1997年李岚清同志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的八字方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高校设置处认为，高校合并实际是一种教育资源的重组，是联合办学、优化资源配置的最高形式，是体制改革中变动最大、涉及各方利益最深的一种形式。至此，经过实践与理论论证，合并被官方视为高校改革的最佳形式。
　　国家希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我国21世纪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大学的综合实力，逐渐形成了新一轮的合并浪潮，特点是强强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合并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地方政府希望推出优势地方性大学。高校带来的教育消费可以解决学校所在地部份居民的就业问题，提供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着名高校可以为当地带来宝贵的无形效应，如提升该地区的文化品位，提高居民的素质，成为人才高地，为该城市的发展繁荣建立了良好的软环境。在现有高校条块分割、重复设置、布局不合理而导致综合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鼓励高校进行合并，增强学校的竞争力。
　　3.合并是高校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对高校自身而言，增强学校综合实力是各个高校的长期目标，提高生源素质、增加教育科研经费则是其短期的现实目标。在历史因素造成的学校现有基础上，在政府部门鼓励合并的大环境下，合并成了高校的现实选择。
　　1995年，“211工程”启动，这百所高校将成为我国政府重点建设的高校，其教育经费将比普通高校多出数倍。之后，又有评选“九大高校”的说法，这些院校将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在招生方面享有优先权。然而，“211工程”等对高校的规模、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仅依靠高校自身的积累发展，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标准，合并成为了高校争创“211”、“九大高校”的首选。
　　　　二、我国高校合并的效益分析
　　1.资源改善——生源素质提高，教育投入增加
　　教育资源的改善来自生源素质的提高和教育投入的增加。从生源看，如果名校与非名校进行合并，两校实力与声誉差别较大，则在名校招收学生素质不变的情况下，非名校会由于名校声誉无形资产的溢出而受益，录取学生的质量将有所上升。可见，在合并方实力相差悬殊时，名校声誉的溢出效应将比较显着。从教育投入看，合并后两校规模扩大，并可能产生联合两校优势而申请的国家级重点项目等，国家经费投入将会增加，大于两校合并前经费的简单加总。
　　2.教育质量提高——学科建设协同效应
　　教育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学校的核心工作——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上。对同类学科而言，若两校合并前同类学科水平相差甚远，则高水平的一方可通过示范效应而带动另一方。若两校的学科水平相当，则可“化敌为友”，由竞争转为协作，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减少竞争成本，带来协作效益。在学术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许多科研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精诚协作的结果，闭门造车并非不可能，但愈来愈困难，而恶性竞争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更催生了低水平重复研究等现象，既浪费资源，又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因此，由竞争转向协作，意义巨大。在相近学科中，两校各自取长补短，很可能会激发交叉学科的灵感，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今学术界发展最活跃的领域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用新视角去研究问题，往往能出新成果。鉴于对交叉学科的重视，并校后利用两校资源，北京大学于2000年底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于2001年成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在教学方面，合并各方的学生可共享名教授的授课与精彩的讲座。在不给教师增加很大负荷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了更佳的教学环境。
　　3.教育成本下降——管理协同效应
　　教育成本的下降可体现在教学与后勤保障两方面。
　　教学方面：教育经济学专家闵维方教授（注：Min,W.F.,Improving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A Case Study of an Institutional Merger in Hubei Province,P.R.China.UNESCO,1991.）认为，我国高校对人力和资本的使用率均很低。中国的生师比为5:2，为世界最低，而亚洲各国的平均比例为15:2，发达国家一般为10:15。中国的学生对教职员（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的比例更低（1998年为2:1），非教学人员的队伍庞大，超过教学人员2倍以上。高校的设备和设施也未能充分利用，在许多院校，教室的利用率低至47%，而实验室的利用率也只有62%。高校还存在着设备大量闲置（高达20%）的情况（注：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1999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第22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高校存在规模经济的空间。合并后，如果两校地域相隔不远，选听特色课程的学生可适当增加，而对教职员工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合并后的高校可以适当扩招学生，提高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设施的利用率，现有师生则可共享设备资源，从而降低教育成本。
　　后勤保障：中国的学生对教职员（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的比例非常低（1998年为2:1），非教学人员的队伍庞大，超过教学人员2倍以上（注：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1999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第227页。），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不低。如果合并后能够精简组织机构，去除重复设置，则成本的节约非常可观。成本的节约来自管理效率的提高，而合并使得这种提高成为可能。例如，如果某校的管理效率低下，由于国家进行人事任命等行政原因而无法进行管理者的替换，则合并给了高校管理者重新洗牌的机会，较有能力的管理者容易脱颖而出。
　　可见，在合并后的短期内，我们可预期教育资源投入有所改善，教育质量会有所提高，教育成本将有所下降。鉴于长期效果需视合并各方的协同效应的实现和磨合程度而定，下面将主要考察合并的短期效果。
　　　　三、高校合并的经济效果实证
　　1.教育资源
　　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复旦”和“上医大”）于2000年4月合并。复旦是一所文理工商实力均很强的综合性大学，其在基础学科的学术成就和声望蜚声海内外。上医大是我国着名的医学类高校，其在医科方面的学术能力得到公认，但其在医科之外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两校合并可谓是强强联手、冲击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典型。
　　合并之后，新复旦规模迅速扩大（与合并前两校加总数相比，见表1（注：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年鉴》1997～2001，《上海医科大学》统计年鉴1998～2000，下同。根据有关数据整理而成。）），在校学生人数增长速度达历年之最，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增幅高达20%以上。这和两校合并后的大幅扩招密不可分。据悉，新复旦还将扩招10%的学生，表明管理层认为学校在师资、经费和后勤等方面尚有潜力，可支持培养更多的学生。学校规模的扩大也在其他合并高校中得到体现，如扬州大学并校6年中，在校生人数以年均6.13%的速度增长，从1.26万人增至1.8万人（注：葛锁网，《对推进高校合并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1999年6月12日。）。此外，新复旦的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正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0.46到2001年的0.61，而全球着名研究性大学的该比例为0.6，可见，复旦在学生构成方面，逐渐与世界级的研究性大学靠拢。
　　扩招之后，在原复旦分部所招学生素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上医大分部所招学生素质略有上升，尽管并不显着。以上海地区考生录取平均分为例，两校理科学生的录取分的差距在减小，2000年的差距比前三年平均缩小了25%。可见，尽管2000年两校仍独立招生，上医大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复旦的声誉无形资产溢出效应的影响。但由于两校在各自学科内均属强校，所以录取分上升并不十分显着。而广东工业大学的招生素质上升就十分显着：全校本科招生比例由合校前的58%升到83.6%（注：Min,W.F.,Improving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an Institutional Merger in Hubei Province,P.R.China.UNESCO,1991.）。
　　在教育经费方面，多数高校的各项经费在并校后有显着上升。以浙江大学为例：合并后第一年，全校新增科研项目1743项，比上一年增长30%，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均列全国高校第一，使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增至4000余项，科研经费达到5亿元（注：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1999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第227页。）。扬州大学的科研经费在并校6年后从500万元增至2000多万元，年均增幅高达25.99%（注：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1999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第227页。）。
　　2.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是否降低是高校合并中广受关注的焦点，它与合并效果密切相关。本文仅考察学校为学生支出的教育成本的变化，因为社会、家庭和个人所支出的教育成本基本不受学校合并的影响。教育成本的精确衡量是教育界的难题。由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每个学生的经常性支出会随着生师比的提高而减少。本文将主要从考察影响教育成本的间接因素——生师比、学生与非教师人员比率出发，分析学校的财务开支与学生的平均培养成本等直接因素，综合判断成本的变化趋势。
　　复旦与上医大合并后，由于在校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和教师人数的略微减少，生师比显着上升，在3年内从7.85上升到11.08。由于我国的生师比是世界上最低的，一般发达国家为10:15，亚洲平均为15:2，与我国GDP、人口等诸多状况相似的印度，其生师比为15:7。故根据经验推测，两校生师比的上升仍在合理范围之内。再从复旦的实际情况考察，并校之前，存在教师教学量不足的情况，不少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小于3节，甚至整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并校之后，教师的时间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同时，教授（包括副教授）在教师总数中的比重从58.6%上升至63.6%，可见，新复旦生师比的上升将在不降低教学质量的情况下，有助于减少生均经常性支出。
　　然而，新复旦的非教师增加了261人，在历年平稳的基础上增加了5%，其中新组建的校际车队人员占了多数；同时，由于校区相隔遥远，原有职能部门无法合并，各类机构并未得到真正精简。可见，校区相距遥远阻碍了管理协同效应的发挥，甚至增加了后勤成本。但这并非合并高校的普遍情况。如，扬州大学在6年中，校级干部从36人减至9人，中层处级机构从99个降至24个，中层干部从444人减为253人，减幅为43%至75%。
　　从学校的财务开支和学生的平均培养成本看，复旦在并校的前后3年内财务开支每年均上升，但由于其规模扩张速度更大，学生每年的平均培养成本均有所下降。以并校后第一年为例，全部学生的生均培养成本比上一年下降了14.4%。
　　3.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是一所高校的生命线，是衡量合并效果的关键指标。教育质量体现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教学最终表现为学生素质的提高，而科研则是学校是否站在全国乃至世界学术前沿的重要标志。鉴于教学的效果短期内难以衡量，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复旦与上医大合并前后的科研成果、辅以师资力量的变化，来评估合并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从文科科研成果看，合并后新复旦的出版着作与发表论文数均比合并前两校的总计有明显上升：合并后第一年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33.9%和9.1%，达到399部和1982篇。但不容乐观的是，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数减少了78.0%，2000年与2001年的获奖成果总计比合并前两年的总计下降了37.3%（文科评奖一般为两年一届）。可见，文科科研成果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可能是出于合并后评定职称、安排职务等的需要；但是，优秀成果数量的减少令人深思，或许是合并后人事变动纷繁，使科研人员尚未能够潜心钻研真正具有前瞻性与独创性的科研项目。
　　从科技成果看，合并后两校的各类科技成果总量的变化不大，与往年基本持平，但从科技论文数的构成，我们看到了有利的变化，合并后两校的论文总数略有上升，符合近年来两校论文数总体上升的趋势。可喜的是，并校后第一年，两校在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发表的论文数增加了近200篇，增幅达8.5%，显着不同于并校前的数量；其中被SCI收录的论文数上升了84篇，增长了19%。今年至8月为止，复旦已在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2篇论文（生物、生物医学各1篇），表明复旦在国际科学前沿问题上取得了一流成果。可见，合并之后，新复旦的科技论文在数量上略有增加，但在质量上有较大的飞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原复旦的生命科学院和技术科学院的医学电子专业实力雄厚，与医学院的相关院所产生了较大的协同效应。这些院所的师生共享仪器设备、实验室等硬件资源，加强学术合作与交流，其中原复旦生科院还与上医大成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为激发并活跃学术思维、涌现优秀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师资力量方面考察，复旦的中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由合并前的16人稳步增长到21人，博士生导师从446人增至562人。在全体教师的队伍中，教授（包括副教授）级别教师的比例从58.6%上升至63.6%。可见，尽管教师总数略有下降，但教师的整体水平有较大的提升。在师资增强的情况下，复旦的博士学位点从88个增至103个，朝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图2　历年科技论文数
　　附图
　　另外，合并之后，有一些高校的办学层次提高，学生就业情况好转，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教育质量的提升。例如，并校5年后，广东工业大学拥有了第一个博士点，硕士点从3个增加至13个，本科毕业生就业一次到位率达90%以上，高出全国平均20个百分点（注：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年鉴》1997～2001，《上海医科大学》统计年鉴1998～2000，下同。根据有关数据整理而成。招生比例是指全体考生按高考分数排列，低于某一分数的百分比。故该比例越高，生源素质越好。）。
　　由以上分析可见，新复旦大学在合并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已体现出综合效益，教育资源、教育成本和教育质量都有所改善：学校规模扩大，招生素质略有上升；师资得到更充分的使用，生均培养成本有所下降；文科科研成果的数量上升，科技成果的质量有较大的提升。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合并所带来的初步效益。对浙江大学、扬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的研究也发现，合并带来了学校规模扩大、教育经费增加、教学质量上升等效果。但是，由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复旦与上医大的合并，在精简机构方面逊于其他高校。主要原因是，两校地域相隔遥远，绝大部分职能部门无法合并，而新的交通需求却导致了新的机构产生。
　　　　四、我国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
　　（一）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
　　1.潜在成本制约整体效益提高
　　高校合并中存在很多潜在成本。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无形性，在现行高校会计体制下难以精确衡量；二是长期性，短期内难以体现，长期则有破坏作用。这些潜在成本有：
　　(1)合并协商成本。合并是一个多方磋商并呈报有关部门批准的过程。合并过程中，各校及其主管部门会从各自利益出发考虑合并事宜，谈判合并后的运作条件等。合并之后，各方还需就新校运作的具体问题进行新的磋商。而协商必然会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高校会计口径不同于经济衡量的口径，这种成本往往难以衡量。但可预期的是，当双方存在矛盾或分歧时，协商成本将显着上升。
　　(2)校际交流成本。高校合并后，校际交通费用、校际文件传输、会议联络费用等都会显着上升。在地域相距较远的高校中，这笔费用尤其可观，甚至可能会占用合并后增加经费的大部分。这类成本（除交通费外）往往混杂在日常行政成本中，因难以区分而无法测定。
　　(3)人为摩擦成本（包括传统校园文化的冲突）。这两种成本均属长期的无形成本，它们的负面作用短期内难以体现；若处理不妥，却将严重阻碍高校的长期健康发展。对教职员工而言，合并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可通俗地概括为“三子一情”——“牌子、位子、票子”和“历史情节”。这容易使人产生不愉快的情绪甚至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合并后的工作效率。对学生而言，传统的校园文化的冲突往往会使其对自己的角色产生迷惘，而影响其求学的热情和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如，清华大学严谨的校园文化与中央工艺美院的艺术气质颇为格格不入。这类成本通过影响学校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教职员工和学生而起作用，可见它对学校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2.改革措施滞后影响合并效益的进一步发挥
　　合并效益能否进一步发挥，与合并后学校改革措施的及时性密切相关。由于几所学校合并成为一所学校，因此需要有一个磨合期，在这个过程中改革措施的滞后将直接影响其有效性，最终影响合并效益的进一步发挥。例如，教育成本的下降主要来自教学和后勤两方面的管理协同效应，而协同效应来源于整合资源和精简机构带来的减员增效。但是，组织的惯性和富余人员就业的压力使得减员增效变得十分困难，使改革措施被迫滞后，由路径依赖回到原有模式而影响合并效益的进一步发挥。
　　3.最佳规模困扰效益最大化
　　高校合并必然带来规模的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活动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规模扩大的初级阶段，边际收益较大，而越过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后，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即规模不经济。高校合并的理想模式，就是使合并后的学校达到边际成本、收益相等的最佳规模，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和办学效益。然而，如何确定高校的最佳规模是一个难题，原因如下：
　　首先，高校合并的效益和成本难以衡量，而边际效益和成本更难确定。正如上文分析，高校合并的效益和成本均有多重指标，一个指标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并不意味着所有指标均达到了边际最佳点。此外，效益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该如何折算？成本具有无形性，该如何衡量？而且，合并的效益和成本均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对长短不同的效益成本，又该如何进行比较？
　　其次，不同学校的最佳规模不同，同一学校不同时期的最佳规模也不同。各所高校由于其最初规模、地理位置、历史声望、教育专长、资源设备等条件的不同，最佳规模也必然有所不同。同时，随着学校的发展，如果资源设备更新、师资力量加强，则其所能承载的最佳规模必然也会相应变化。
　　（二）高校合并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首先，要对合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对合并后高校的层次进行合理定位。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可以防止大而不当的合并。例如，地域过远不能产生管理协同效应，而又无法产生学科协同效应的合并，可以通过交通成本估算和专业匹配度评估来初步认定其合并不经济。此外，必须对并后高校的层次作一合理定位：重在为大众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重在引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一流大学。
　　其次，合并过程要有前瞻性，应合理设置并校后的运作条件，尽量减少协商成本、摩擦冲突成本等潜在成本。合并谈判中，经常会涉及校名之争、职位之争、薪资之争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妥，将会带来巨大的潜在成本，由于它使人心涣散，将导致巨大的长期阻力。而谈判过程中尽力设定双方认可的、合理的合并模式与条件，既易于日后调整，更有助于实现合并效益。人心的整合是高校合并目的实现的最根本的保证。
　　最后，合并之后，要密切监控并综合评价反映效益成本变化的若干主要指标，将学校规模控制在最佳规模附近。如果规模不经济的迹象出现，则在师资、经费、设备等各方面条件均未显着改善的情况下，不宜继续扩大规模。否则，办学效益就会降低，违背了高校合并的初衷。而体现规模经济与否、反映成本效益的指标并非单一，故必须通过监控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的主要指标，并加以综合评价，将规模控制在最适规模，达到办学效益最大化。
理论月刊武汉143～146,151G4高等教育徐岚20032003本文在考察高校的合并动因和合并效益的基础上，以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为例，从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等方面分析高校合并的实际效益以及目前的发展趋势，指出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高校合并后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高等院校/合并/效益/政策建议徐岚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作者：理论月刊武汉143～146,151G4高等教育徐岚20032003本文在考察高校的合并动因和合并效益的基础上，以复旦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为例，从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等方面分析高校合并的实际效益以及目前的发展趋势，指出高校合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高校合并后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高等院校/合并/效益/政策建议

网载 2013-09-10 21:57:3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