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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艺术家史东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不由怀想起他及他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
　　他在青年时代，没有进过专门电影艺术学校，只因爱好美术、音乐，就在摄影场做美工师，在摄影棚里刷布景、搬布景、打光板，像学徒工一样勤奋地学习电影摄制过程和摄影技术，进而在影片中表演一些角色。凭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电影剧本《柳絮》，获得老板的赏识，并同意他导演此片。这部影片改名为《杨花恨》映出，获得较好的票房收入，史东山因而进入电影编导行列。随后他又编导了《同居之爱》、《儿孙福》。由于他有较好的美术素养，大胆探索电影艺术的“‘色彩’的美，‘线条’的美，‘动作’的美”，使其无论“‘天然’的美，‘人造’的美，都能在银幕上有条有序地表现出来”，很重视电影画面“美”的造型。所以当时对他影片的评论是“注意图案”，“光线的远近，也非常恰当”的“雅”。后来，他导演了《王氏四侠》、《银汉双星》，后人评论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影片，有着脱离深刻的社会内容去寻求“艺术形式的美”的“唯美主义”倾向。现在看来，要从当时历史环境来考察。尽管当时中国处在1924—1927年大革命历史时期，革命风暴从南方席卷北方，文学上也有狂飙作品，电影界也摄制了反帝的纪录片《五卅沪潮》和《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革命军北伐记》等记录北伐战争的纪录片，但是由于大革命失败，根深蒂固的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几乎没有受到触动。当时在上海滩电影院里多是放映外国影片，即使是国产片，也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封建迷信片、武侠神怪片的泛滥。史东山初入电影圈，受到老板投资牟利拍片的制约，只能以其具有的美术素养的积累，首先探索电影的“美”与“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其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来看，《杨花恨》是叙述追求享乐的“水性杨花”女性的悲剧；《同居之爱》是叙述两对夫妇中的女性，一个怀疑丈夫有外遇，险些被人拐骗，另一个怀疑丈夫另有所爱，造成误会纠纷，最后是两个女人消除嫉妒和误会而“一时旧情故爱，齐上心头”；《儿孙福》是规劝做父母的要本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态度对待子女，谴责不孝子孙。这几部片子，具有“劝世文”的功用。这同当时那些“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和封建迷信片、武打神怪片是有区别的。1927年，他导演《王氏四侠》，是想借除暴安良的侠义故事，体现“为祖国”尽忠的初衷设想。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想创造出“浪漫派古装武侠片”样式，实际上是受美国西部片的影响，追求布景、造型和画面的美，脱离当时中国现实生活实际，看不到什么“为祖国”的设想。这样的唯美追求，还不如前几部片子有点社会意义，这也引起史东山的思考。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下，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逐渐扩大。史东山导演《银汉双星》时，开始他还是以唯美主义艺术思想指导创作，其室内布景之摩登，超过美法等国家的家庭生活水平。据他讲，“幸亏得到我们朋友间的相互批评，慢慢地改过来”，才在创作上向现实主义道路转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的史东山，在一次会上，非常激动地表示：“我们要到东北去参加义勇军，拿起刀枪去直接和日本侵略者拼杀!”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在座的员工。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直接烧到上海，上海市军民奋起抵抗。他积极同孙瑜、蔡楚生、王次龙编导《共赴国难》，这是最早表现抗日题材的影片，非常受观众欢迎，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也鼓舞了他。接着，他以满腔爱国热情编导了《奋斗》，这部影片描写两个男青年同一个女青年之间的爱情纠葛，并发生斗殴被关进监狱。国难当头，他们化情敌为战友，出狱后都去参加抗日义勇军，其中一个牺牲在战场上。
　　193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兴起，摄制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题材影片风起云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3年2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史东山被选为执行委员，协会发表《宣言》表示，要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在今日已日见严重”，电影工作者“要亲切地团结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从此，史东山踏上反帝反封建为人民的左翼电影运动的道路。1933年底，在国民党当局派特务捣毁艺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场，以镇压正在高涨的左翼电影运动之时，史东山编导了影片《女人》，表面看是引人注目的“女人”题材，其实所表现的不再是谈情说爱的陈词滥调，而是控诉!真实地揭露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欺骗、压迫的现状。1935年，他得到阳翰笙的帮助，编导了《人之初》，用巧妙曲折的情节，演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兴衰，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垄断压迫中国资本家，迫使中国工人阶级受到更残酷的剥削和迫害。片中在狱中遭迫害的工人张荣根，受到革命者的启发，出狱后父子参加抗日义勇军。史东山在银幕上描绘了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这部影片受到左翼评论家的称赞和观众的欢迎。随后，他编导揭露社会矛盾的悲剧片《长恨歌》，又将果戈里的名剧《巡按》改编为中国故事《狂欢之夜》，借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堕落、愚昧。1937年，他响应党组织摄制“国防电影”的号召，执导由田汉编剧的《青年进行曲》。影片叙述一名爱国青年，反对家庭和日本商人勾结走私，同家庭决裂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片中由冼星海作曲的主题歌《青年进行曲》，一时在全国青年中传唱，成为激励青年们参加抗战的战歌。
　　在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东山到了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主任阳翰笙的帮助下，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的主将。在这个时期，他编导了抗战开始后第一部反映农民参加抗战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非常鼓舞人心，《新华日报》赞扬道：“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入我们的心坎，像这样奔放的感情，嘶叫，是中国影坛所初创的，我们极诚恳地把它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撤退到重庆后，他又编导了抗战影片《好丈夫》，并导演了由田汉编剧的《胜利进行曲》，影片以湘北战役为背景，表达只有人民支援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内涵。1945年，他还编导了民众团结收复国土的影片《还我故乡》。这批影片的完成，使他认识到“我们当前虽然也以大同主义为终极目的，但目前，无疑是抗日”。他认为“艺术的思想意识必紧跟现实中心而变，这是美学之所以成为一种‘评价艺术与现实关系的科学’的道理”。这就说明他在艺术实践中，从过去“唯美主义”的美学观，转变到为人民“艺术的思想意识”的科学美学观，就是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同摄制当前抗战影片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是他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看到国民党大员们纷纷飞往南京、上海，大发接收财，而战后人民继续在穷困生活中熬煎，1947年2月，史东山依据他的“艺术的思想意识必须紧跟着现实中心而变”的美学思想观察社会生活，编导了战后第一部反映抗战前后中国人民苦难命运的史诗性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时轰动国内外。田汉认为此片“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影片生动地叙述抗战八年人民的苦难，尖锐地揭露那些国民党“劫收”大员的腐败专横，并为人民呐喊：“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去跟罪恶作斗争吧，我们必须争回人生应有的幸福。”“你要看今天已经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人懂得争取他们自己应该有的权利，那些腐败不合理的东西，不会存在很久的了。”这部影片放映之际，正是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之时，由于影片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引起广大观众共鸣，发生强烈的社会效应，并影响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影片暗示着解放区的民主生活和未来，给观众提示了希望，也积极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5月，他编导的《新闺怨》的放映，受到社会上的批评。史东山后来检讨“未听朋友们的劝告，基本就在宣传‘妇女应该回到家庭’的资产阶级观点了”。后来他准备修改此片。可见他对改正自己错误的诚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特务们加强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党组织安排包括史东山在内的进步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北平解放后，他迅速回到北平。先与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城市、厂矿、农村参观，回北平后，由他执笔起草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书毛主席陈述感想》表示：“一切优美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指示，同人参观归来，感到今后为人民服务决心与信念愈加坚实，这是可以告慰毛主席的!”之后，他担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制作(技术)委员会主任，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的创建，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又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一切不仅使他更加明确与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且鼓励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积极将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编拍成电影。他深入水乡白洋淀了解人民斗争的历史与生活，在电影中塑造杨小梅、牛大水等新的革命英雄形象，特别是杨小梅，是在抗日战争中觉悟起来，为民族也为爱情敢于斗争的一个人物，这与他以前编导的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是一个新的飞跃。影片于1951年完成，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同年，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这是他向新中国人民献出的一份忠诚的厚礼。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与蔡楚生合作编导摄制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揭露与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恶，向人民提出对付细菌战的办法，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纪念史东山同志百年诞辰之时，想起蔡楚生曾着文尊史东山为他的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启蒙老师之一。他诲人不倦，为培养新中国电影的青年一代，写下《论电影的镜头组接》、《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两部着作。他关心人民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主张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描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各种人物。看到文艺评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想写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电影剧本，他到工厂去调查研究，到工人家庭里访问，表明他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创作的忠诚。1954年9月，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惜的是他想写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剧本的愿望未能实现，不幸于1955年2月23日与世长辞了。
　　1995年12月，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时，他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最佳导演艺术家之一，他不愧为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
　　
　　
　　
当代电影京76～78J8影视艺术陈播20032003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作者：当代电影京76～78J8影视艺术陈播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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