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确的“减负”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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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当国人以鸿鹄之志和轻松心态阔步跨入新的千喜之年的时候,中国基础教育却以沉重负荷迎来了一场关于减负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先是由孩子们的课业负担过重引发,继而由徐力杀母等恶性案件爆发,再由新闻媒介的强势宣传或爆炒而滚涌神州。各级教育部门的“减负”令夹杂着浓浓的制裁措施公布了,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带着沉重的世纪思考大声疾呼了,人大、政协关于减负的大量提案问世了。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关于为孩子减负的新的暴风雨。
  在这场大讨论中,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以伟大的战略眼光和平民的心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谈了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深刻见解,向全社会发出了都要关心支持教育的动员令。这为我们改革、发展基础教育、正确处理减负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减负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学生的合理学习负担
  圈里人都晓得,减负者,乃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缩写或简称。减负,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二是减轻学生过重的心理负担;三是减轻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三减”是相互联系而又性质不同的三个问题。减负的确切概念是减轻学生负担中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并非指学生读书求知、健康发展可以不要负担,也不意味着减轻学生的全部负担,关键是学生的负担是否合理和科学。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学生的合理负担?只有首先弄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才谈得上什么叫“过重”,什么叫“减负”,怎样“减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许多人连什么是学生合理负担之类的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喊减负。这样做,只能混淆视听,于减负无补,反造成更多、更大的混乱。
  何为学生合理的负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并非专家,不可能在这里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但可以提示一下分析研究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一是从青少年身心发育规律的角度研究各阶段学生的合理学习负担。我国现行学制,一般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小学5年,适龄入学儿童一般为6至11岁,初中4年, 适龄入学人口一般为12至15岁,高中3年,适龄入学人口一般为16至18岁,大学4年,适龄入学人口一般为18至22岁。7至14岁为儿童,14至17岁为少年,18岁以上为成年。法律规定18岁以下,属于未成年人。孩子由 7岁入学到18岁高中毕业,身心发育要经过从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的三个发育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又分为身体发育、智力发育、心理发育等三方面。我们应当根据各校学生的身心发育情况,测算出他们可以承受的学习负担。
  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各学段学生的合理学习负担。社会发展包括科技发展的程度,社会的文明程度,信息量的密集程度,教育观念和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人的智力和体能的开发程度,等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知识、信息越来越密集, 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18世纪的知识爆炸周期为100年,19世纪上半叶为50年,20世纪60 年代为20年,90年代缩短为5至7年。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的发展。现代人生活在信息社会,信息量大幅度增加,视野越来越开阔,思维方式日趋多元化,获取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我们应当据此测算各学段学生可以承受的学习负担。
  三是从脑科学的角度研究各学段学生的合理学习负担。有关专家对人脑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人脑的潜力未完全开发出来,绝大多数人的智力付出只占人脑智力可开发量的万分之几,尚有大量智力处于闲置状态。我们从不同人群的社会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各行各业的“白领阶层”付出多少智力,科学家付出多少智力,一般人又付出多少智力,人脑的发育程度都差不多,关键是开发程度不同。当今青少年有多少智力可开发?我们应当对此加强研究,作为确定学生合理学习负担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是从人的发展角度研究各学段学生的合理学习负担。人的确在不断发展。远的不必说,就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在50年前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现实。郑凤荣于50年代跳1.77米就是世界冠军,现在跳这个高度连出线资格也没有,女子跳高冠军已越过二米零八的高度。马俊仁把人的体能开发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培养出了许多“女飞毛腿”,屡屡在世界女子长跑赛中爆出特大新闻。如果他一味给运动员“减负”,绝对不会有今天的“马家军”。人们承受青霉素的剂量,五、六十年代才几万单位,现在高达几十万单位。由此不难看出人的身心是不断发展的。这方面也应成为我们测算学生合理学习负担的一个依据。
  我们认为,只有科学测算出各学段学生合理的学习负担,减负方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超越学生合理负担,就叫“过重”。
      二、减负的误区及危害性
  误区之一:减负(学习负担)就是减掉学生所有的学习负担。减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主要是减掉学生负担中那些不合理的部分,不是减掉学生所有的学习负担。负担是什么?负担就是目标,就是任务,就是责任。有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有任务,才谈得上完成任务;有责任,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关键是学生的负担是否合理。负担的轻与重也是相对的。同样的作业量,对甲学生是重,对乙学生说不定是轻。因为学生在智力、能力等方面有差异。同样的课程,在学生不同的学习心态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乐学则负担轻,厌学、苦学则负担重。
  误区之二:减负(学习负担)就是对学生的学习负担只减不增。这种理解未免太机械、太教条了。减负主要是纠正某些学校和教育者在“应试思维”下所采取的种种违背教育规律、有害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错误做法。如大量编写复习资料,任意增加课时,单纯让学生死记硬背,授课、布置作业大搞机械重复,频繁进行应试演练,以考试成绩排名次,单纯以升学率高低论英雄,等等。这些错误做法,扼杀学生个性发展,窒息学生创造的火花,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必须予以坚决地纠正。减负的根本途径是实施素质教育,但实施素质教育并非一味减负。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非凭空而来,必须有一整套施教内容和实施手段予以保证,其中包括适当“减负”。如开展适量旨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活动,适当进行旨在磨练学生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挫折教育等。这些举措,有利于开发学生心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不能视为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美国一位中学教师曾让学生写“论二战”的作文,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查阅资料,鼓励他们放开思路去写。学生兴趣很浓,各抒己见。这个题目大得惊人,在我们国家倘若有人出这类题目,肯定被视为难题、怪题、偏题,列入减负之列。
  误区之三:减负(学习负担)就是让学生毫不费力的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探求新知、培养能力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艰辛、心血和汗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辛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等至理名言,都是前辈先贤读书求知、成其大事、获得成功的基本途径和经验。中国古代“刺骨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做法,虽不值得效法,但那种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至少也未过时,值得继续发扬。如今我们实行减负和实施愉快教育,决不意味着学习可以不要任何负担,也绝不意味着不付出任何代价可以凭空获得成功。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不会多么轻松愉快。我们开展“愉快教育”,其要旨是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需求,引导学生经过刻苦钻研,享受付出艰苦代价获得成功之后的喜悦。这一点必须牢牢把握住,绝不能片面宣传减负,使学生产生错觉,以为学习可以毫不费力,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
  误区之四:减负(学习负担)就是减少课程、作业和考试。笔者看了若干省市的“减负令”,规定条款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基本内容不外是“五控”,即“控制教材,控制课程,控制作业,控制收费,控制考试”,并发出“减负不力、追究责任”的预警。“五控”的背景是教材多,课程多,作业多,收费多,考试多。“五控”中的有些控制措施,只要加大力度,会有成效。如控制教材、控制收费等。而压缩课程和作业量则应具体分析。压缩课程和作业量,主要是压缩总量中不合理的部分。这方面的余地其实不如想像的那样大。现代科学知识层出不穷,这对课程量产生的影响是“增”而不会是“减”;“学而时习之”作为符合学习规律的一种认识,主要是通过复习、作业来体现的。所以,有些学校完全不布置作业的做法,真有矫枉过正之嫌,恐怕难以持久。
  误区之五:减负(心理负担)就是对学生只表扬不批评。当今的中小学生确有很重的心理负担,甚至是心理疾病。有关心理学家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中学生有心理问题的占37%,其中,需要治疗的占1%,心理不稳定的占10%,心理处于临界状态的占25%。因学生心理不健全或心理疾病而引发的诸如轻生、自杀、凶杀之类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许多教师由此产生疑虑,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更不敢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生怕由此引发意外事件。这显然又是一个误区。部分学生心理有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非与教师的严格要求和正当的批评教育相联系。严格要求与批评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是绝对必须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古今中外许多人成其大器,无不是父母师长循循善诱、严格要求的结果。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如不严格要求,该管的不管,该批评的不批评,无疑于护短纵邪,有悖于教育者的良心和职责。
  误区之六:减负(经济负担)就是向学生少收费或不收费。减轻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如同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一样,减的是过重的那一部分负担,并非减掉学生所有的经济负担。所谓过重,是指向学生收取规定之外的各种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搭配和摊派。如学校巧立名目,向学生收取制装费、卫生费、资料费、补课费以及各种罚款。新华书店借发放教材之机强行搭配各种基础训练、导读、习题集,出版社与教育部门联手向学生强行推销各种读物。此种行为,纯属利益驱动,加重了学生学习和经济负担,有悖于国人起码的道德良心。由此被加重的学生经济负担必须坚决地减下来。但学生合理的经济负担还是必须的。何为合理的经济负担?根据国际上通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和我国的实际,个人在各类教育生均培养成本中应分担的份额分别是:义务教育5 %~10%,高中教育15%~20%,高等教育20%~25%。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收费标准,多年来一直偏低,许多地方的政府教育投入又严重不足,致使学校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不得不向学生多收费,甚至乱收费。此类事情的责任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把板子打在学校身上。还要指出的是,在子女读书问题上,一些人仍然跳不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免费上学的思维定势,把必要的教育成本分担也视为乱收费。在他们看来,只有免费上学或靠一个条子就入学,才是合理的。在学校的收费问题上,一方面要为学生减去不合理的费用,一方面要把该收的费用理直气壮的收起来,对来自各方面的“减负”坚持予以抵制。
      三、减负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减负与培养学生顽强意志、刻苦学习精神的关系。我们要减轻的是学生过重的负担,反对搞题海战术,反对“大水泡倒墙”,但并非让学生走“捷径”,而是要通过减负,让学生获得更多自由发展、培养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空间。具体讲,就是“还学生四种权利”:还学生的阅读权,还学生的发言权,还学生的活动权,还学生的休息权。“还权”虽有一个负担问题,更有一个刻苦学习问题。古今中外,凡出成绩的,无不有一般韧劲和钻劲。颜回读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韩愈幼时读书,读得口舌生疮;司马迁遍读史书,考察数载,广取博采,呕心沥血,才写出“史家之绝唱——史记”;李时珍爬千山、访老农、尝百草,才写出《本草纲目》;毛泽东熟读史书,一部10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读过若干遍,所以他博古通今,虽为中师学历,却是公认的大学问家;李四光走出书斋搞地质研究,足迹遍及全世界,历尽艰辛,才有地质学上的重大发现;陈景润为攻克数学难题,演算的废纸,装好几麻袋,终于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珍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咬定青山不放松”,“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说的都是刻苦学习,经历磨难,才能成就大业的哲理。近代文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绘的治学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千真万确的。要使我们的孩子成才,必须从小培养他们吃苦、刻苦、执着的精神。
  处理好减负与提高质量的关系。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必要的学习负担是学生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应承担的任务和责任,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推动力;过重的负担则会成为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阻力。有些学校和教师一搞减负就一味减少课程、减少课时,减少作业、减少考试,结果负担减下来,质量也随之降下来;强调提高质量,又照老办法把负担增上来。这种把减负与提高质量对立的观点与做法都是错误的。减负与增负不是简单地循环,而是在正确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进行重大调整前提下具有崭新内容的改革举措。
  处理好减负与提高教师素质的关系。教师在减负中负有重要职责,可以发挥主导性作用,其核心是如何把自己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由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应试机器”转到以育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填鸭式教学把人当成了容器,应试教学把学生当成了奴隶,一刀切教学要求抹煞了学生个性。只有把教育教学活动变成一种发展人、创造人的活动,才是教育的本质和精髓。把学生由“物”变成“人”,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是教师教育观、质量观和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没有这个根本转变,减负很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下的权宜之计,“风”过之后,很可能再把学生负担加上去。一名称职或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有正确的教育思想,还要具备过硬的教学本领,能以较少的时间和学生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大和较高的教育效果。在这方面,教师与教师确有高低之分、巧拙之分。同样的教学内容,有的讲得清楚明白,有的讲得很精彩,有的讲得味同嚼蜡,有的甚至讲错了。学生在不同的授课水平下会有不同心态和感受,学习负担也会有轻重不同。有的教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当堂消化,就不用布置课外作业,学生负担就轻;有的教师讲课很笨,学生听得吃力,只好课内损失课外补,学生负担就重。从这个角度讲,为学生减负,必须为教师增负。教师应当练得一身硬功夫,犹如刘兰芳为复旦大学学生讲民间文学,讲得眼到、口到、手到、神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学生听得如痴如醉,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哪里还有什么学习负担可言?
  处理好减负与考试的关系。考试干什么?考试就是用一种尺度来检验衡量学生学习的效果,也是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自我检验。减负还要不要考试?回答是肯定的。“文革”中取消高考,带来了中国教育的一片荒漠废墟,导致平民子女入学无门,“权门”和“豪门”子女倚仗权势入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一声令下,中国教育顿时冰融雪化、春暖花开,唤醒、拯救了一代人。高考自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已延续了20多年,但不断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咒骂,被一些人丑化成了引发弊端的万恶之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下一道“金牌”:取消高考呢?记不得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当一种被认为是最差的东西,你还找不到比它好的东西替代它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高考的确有不少缺陷和弊端,但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高考的利远远大于弊,它的最大功绩在于为万千学子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同时也为高校找到了一种选拔人才的基本形式。除高考之外的其它考试既有它对学生的学习起检验、督促和引导作用的一面,同时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减轻学生负担与减轻考试内容和减少考试次数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关键是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使考试这条指挥棒有效地引导素质教育。就拿语文高考来说,我认为,1998年的高考作文就是引导应试教育。题目叫做“克服困难”。这类题目,一般的语文教师都能猜得到,让学生考试前背诵几篇范文,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与顺境”、“难忘的岁月”、“我的一段感情经历”等,都可以改头换面、拼装成“克服困难”。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则可以有效地引导素质教育。这个题主要是考查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和临场应变能力。许多开展课外阅读和创造活动较好的学校,其考生都能从容应对这样的作文。有些考生写的作文极富想像力,情节生动有趣,语言也好。与此相反,有些惯于搞应试训练、猜题押宝的学校,他们的考生面对需要“新思维”的高考作文题感到茫然无措。由此看来,考试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可引导应试教育,也可引导素质教育;它可为学生减负,也可增负。关键不在于手段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这种手段。
  总之,减负要坚持“三要”、“三不要”:负担要减,素质教育要搞,升学率得要;不要“刮风”,不要搞片面性,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教育发展研究沪31~35G3中小学教育陈培瑞20002000陈培瑞 山东省教委政策法规处 (济南 250000) 作者:教育发展研究沪31~35G3中小学教育陈培瑞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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