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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李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精神事件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清理和批判。他把“文化大革命”当成终生追问和表达的命题。从中篇小说《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到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他所坚执的始终是这一主题。他紧握着刺穿“文化大革命”这一神话成因的利笔，追逼着这段即将在人们记忆中远去的历史。在虚浮的，变换着各种旗帜的文坛上，他从未放弃过这种沉重的追问和表达。对于文坛上的大小“顽主”来说，文学是潇洒玩一把的游戏。李锐没有这种潇洒。“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很多人已经淡忘了昔日的伤疼。而李锐憎恨这种淡忘。那场狂热的偶像崇拜运动，制造了无数个悲惨的事件。今天看来，那些肇事者是多么荒唐无理和缺乏人性。然而，身处那个时代的当事人，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却又怀着怎样的神圣和虔诚。这其中的原由一直刺疼着他，缠绕着他，困惑着他。他无论如何是玩不起来的。对李锐来说，文学不是游戏，而是灵魂的探险。他一系列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在这些灵魂中思索和反省，观察当事人的意识中，那些纯属虚构的想象，怎样演绎成真实的存在，又怎样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他努力在主人公的意识中揭示“文化大革命”这一神话运动的文化内涵和心理内涵。在他最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内在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可以说，李锐的努力不仅代表了创作领域里的反神话倾向，也代表了他们那一代的“红卫兵”和老“知青”在世纪之末对“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反思。在当代文学中，这是一次深入到意识内部的反思，更是一次直逼这场神话运动成因的反思。因此，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带着强烈的理性冲动和反神话倾向。
　　反神话，不是反对文本和叙事中存在的神话，而是反对和抵制虚构的神话意象向现实和实践领域里的转化。神话一旦越出文本的界限，演变成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十年浩劫”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代称，已铭记了我们民族苦难的一页。对这一事件在政治层面上的清理，已伴随着对“四人帮”大规模的批判成为过去。然而，神话向实践领域扩张的根本原因，还留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识中。“文化大革命”能够形成全民性的神话运动，决不仅仅是政治原因。除了少数政治野心家之外，还有使八亿中国人共同陷入其中的更隐蔽、更内在，更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心理原因。
　　说到底，“文化大革命”这场神话运动是一种精神现象。精神和意识的话语本质是由文化决定和构成的，因此，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上，揭示出神话形成的内在原因，认识它的虚构性幻想性和自欺性，才能从根本上抵制和消除神话向实践领域里的进逼。反神话的必要性在于，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是以神话思维为主的，汉文化传统中有着极为丰厚的神话思维资源，一个虚构的想象，很容易被演绎成一个真实的事件。李锐这两部作品的反神话性，就在于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意识内部神话意象的演变过程，披露出“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狂热的精神现象的神话本质。分析作品主人公的意识构成，我们能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精神现象的神话化过程。
　　苦根儿和张仲银，前者是《无风之树》的主人公，后者是《万里无云》的主人公。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抽取的精神个案，作品呈现了他们精神状态的两大特点：第一，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人精神空间的全部占有，即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取代；第二，神话意象的生成过程，即虚幻的话语形式如何转变成真实的心理意象，进而化生出具体的生活事件。
　　苦根儿和张仲银都是在英雄主义教育和领袖崇拜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崇拜氛围由亿万要求崇拜的民众心理所酿成。而崇拜的心理，是传统文化中“救星崇拜”、“帝王崇拜”的封建意识所构成。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人民救星”的宣传教育，无疑给这种源远流长的封建情绪注入了现代活力，形成了全民性的偶像崇拜激情。这种来自于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把它包含的文化成分和意识形态内容，深深地嵌入了随着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和意识之中。
　　在苦根儿的意识内部，我们看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
　　“我的生命是属于毛主席的，属于党的，属于革命事业的，属于人民的”；“站稳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天换地”……
　　这些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宣传内容，成为苦根儿的意识内涵，在他脑际经常出现的心理意象是头戴八角红星帽的毛主席像。这是全国统一印刷发行的。苦根儿把它贴在自己的墙上。另一个崇拜对象是苦根儿自己心理构制的英雄父亲的形象。这一形象是受另一个宣传渠道——电影的启发形成的：
　　父亲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前进的情景；在看过电影《上甘岭》之后，他越发清晰越发具体地听见敌机呼啸和炸弹的轰鸣。炮弹划破空气的尖叫声，一直激励着他，一直叫他心潮难平。
　　这些经常活跃在苦根儿意识中的词语，不时在他头脑中出现的心理意象，是苦根儿无意识精神状态的不经意表达。正是这种不经意表达，传递出苦根儿无意识心理原型的构成内容，使我们看到了由封建意识和主流话语所填充和涵盖的心理现实；看到了裹挟着封建内涵的主流意识对个体意识的有效取代。在另一部作品《万里无云》中，主人公张仲银的意识内部，这一层面的揭示也非常明显。张仲银内心经常出现的词语和活跃的内容，均来自当时全国统一印刷发行并且必须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成千成万的烈士，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在作品中，这些话语随着张仲银的出场而出场，张仲银的内心生活和思想感情几乎全部由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组成的。他对人生的领悟以及与人的交往，脱口而出的话语，都能在毛主席诗词或毛主席语录中找到出处，剔除这套语言，他的精神和情感、深层意识和显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毛泽东的书面语言构成是张仲银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崇拜情绪和宣传内容，构成了无数青年的精神世界和无意识内涵。这些意识形态内容，以及配合这种宣传教育创作出来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对青少年有待填充的无意识心理原型，是一种强劲有力的语言渗透。分析他们意识内部活跃着的话语成分和经常闪现的心理意象，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无意识原型中包含的文化内容。
　　原型是深层意识的存在状态，它们支配着人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方式和行为方式。苦根儿和张仲银的无意识原型，是由领袖崇拜英雄崇拜以及他们的话语所组成，这就决定了苦根儿和张仲银的存在状态，决定了他们领袖式或英雄式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精神现象，与原型中的话语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神话性质，与原型中所含纳的崇拜意识相关。
　　一般而言，神话意象产生于无意识原型。原型以自己吸取的文化模式为蓝本对周围世界进行想象和加工，并把由此得来的心理意象呈现给意识。如果主体把这个由想象加工而来的心理意象当成真实的世界图景，那么，这个心理意象便具有了神话性，成为神话意象。苦根儿和张仲银心中自我意象的神圣性及神话色彩，就是原型中领袖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文化模式，在意识中经过想象、加工和转换后形成的。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话意象在意识内部的转换和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按时间顺序一环紧扣一环实现的：首先是对领袖和英雄的崇拜，即偶像崇拜；其次是对偶像在心理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模仿；然后到与偶像在心理上的认同一致；进而在意识中与偶像化为一体；最后，自我变成了与偶像同一位格的存在。经过这五个环节的心理转换，崇拜者转为崇拜对象，英雄崇拜转变为自我崇拜。自我就由人的位格，在心理层面中上升到偶像及英雄的位格，由众生中的一员，成为超拔于众生之上的存在。这一精神过程，是神话诞生的过程，是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也是人向神的延伸和扩张的过程。苦根儿是这样，张仲银也是这样。
　　苦根儿中学毕业后，怀着对领袖的崇拜，怀着向英雄父亲学习的决心，当着县委陈书记的面，选择了本县最偏僻最艰苦的地方——矮人坪。并且，他又特意选择了一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像挂在自己的墙上。苦根儿特别喜欢这张像的原因，是自己和这张像上的毛主席一样，也有一张消瘦坚毅的脸，有一丝隐隐的惆怅。苦根儿内心深处的这种自比，即是对领袖的模仿欲望。这种模仿还表现为，在苦根儿的意识中，自己窑洞的灯光与延安窑洞的灯光具有同样的意义。来到矮人坪这个最艰苦的地方，“苦根儿特意挑选了这个全村最高也最偏的土窑，他知道，每当自己桌前的灯光照亮了窗户的时候，人们就会在矮人坪的最高处看见一片明亮的光芒，在这片光芒中有一张消瘦坚毅的脸，有一丝为着理想而生的隐隐的惆怅。六年来，这个窗口每天最早迎接朝阳，每天最后送走晚霞”。苦根儿在心理上一步步实现着从英雄崇拜到与英雄一体的转换。这种转变，在苦根儿与英雄父亲的认同和一体上接近完成。六年来，“苦根儿把自己每一天的经历和感受都为想象中的父亲倾注在日记上。苦根儿常常会因为激动的泪水而中断了书写，渐渐地，当苦根儿回过头去阅读它们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和父亲血肉相连生死与共，自己已经和父亲在赵英杰这个响亮的名字当中混为一体了”。赵英杰是苦根儿要写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在这个人物身上，苦根儿发现自己已经和父亲融合在一起了。到此，苦根儿在心理上已经完成了由英雄崇拜到与英雄一体的转换过程。苦根儿的自我已经从常人，过渡到非凡的超拔与众生之上的存在。“他觉得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应当与平常人不可同日而语”。苦根儿由崇拜者转为崇拜对象，由人的位格上升到神的位格。自我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居高临下的生存姿态。这种姿态使他面对芸芸众生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优势，给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战斗和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选中理想和被理想选中的双重喜悦，常常在苦根儿的内心深处激起难以言传的激动和自豪，为了这激动和自豪苦根儿渴望一切苦难的磨炼”。这时，在苦根儿的心中，自我已取代了英雄，过去的偶像已经变成充满光芒的神圣的自我。
　　把幻象作为真实接受是神话的特点之一。因此，苦根儿构制出来的充满神圣的自我，就具有了神话性质。并且，这个具有神话意象的自我成为苦根儿的精神源泉，支配着苦根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支配着苦根儿在矮人坪的实践活动。人在神话意象支配下的一切活动，都是神话向实践领域的侵入和扩张。神话在人类生活中，往往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如果神话只作为故事保留在文本的阅读中，那么，它开启和活跃人们的想象，保持和召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们在无望的生活中获得理想的朗照。然而，一旦这种主观构想越出了文本的界限，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又是难以忍受的。在神话意象支配下，苦根儿在矮人坪要完成改天换地的壮举。矮人坪成了这位英雄自我实现的场所；成了神话意象转向实践的场所；同时，也成了灾难降临的场所。用矮人坪生产队长天柱的话说：“苦根儿那＠①娃，一天到晚非要斗这个，批那个，非要弄出个成绩来不行。自从他来了，咱矮人坪就没有安生过一天。”六年来，他每年冬天都带领矮人坪的瘤拐们炸石垒坝。但是，每一年冬天经过艰苦劳动之后垒起的石坝，到了夏天几乎全被洪水冲毁殆尽。可是，每年的冬天一到，苦根儿就会照样再把自己的队伍带到山沟里来。在苦根儿看来，这是个人的钢铁意志与大山的较量，如果从矮人坪百姓的实际利益上讲，苦根儿让瘤拐们付出的是毫无效益的劳动，如丑娃所说“咱们除了多吃了些干粮，白费了些力气，还得着啥了？”但是，从一般常人所具有的意志能力上讲，他确实是非凡和超常的。他奋不顾身吃苦在前，始终紧握着那把满是鲜血的大锤把，冲了垒，垒了冲。在与自然之神的较量中，他成了中国的西绪弗斯。那些残留在山涧中露着灰色碴口的残坝，就是那块无数次山顶滚落下来的大石头。它们，（连同那些我们在深山的旅游途中偶然遇到的“大跃进”时留下来的炼钢炉残骸）成为中国当代神话的见证物。
　　在社会实践中，苦根儿同样表现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毫不动摇地要把矮人坪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全村惟一一个在土改时被错划为富农的单身汉拐老五，既善良憨厚又吃苦耐劳，瘤拐们都亲热地称他为拐叔。但意识中充满了阶级斗争话语的苦根儿认为，拐老五是富农，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而且，他还跟贫农暖玉有不正当关系，这就是严峻的阶级斗争。他非常严厉地警告拐老五，让他交待和暖玉的关系：“你是富农，是阶级敌人。暖玉是贫农，你和暖玉有不正当的关系，你这就是搅乱了矮人坪的阶级阵线。”没有文化的拐老五和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相距甚远。他不懂得阶级阵线，也不知道搅乱阵线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暖玉是穷苦的瘤拐们用一袋玉米换来的，是矮人坪的光棍男人们都心疼的女人。让他交待到暖玉那儿睡过多少次，都跟暖玉说过些什么，他说：“这些事情哪能告诉别人呐！那还知道害臊不？那还不成牲口了……我不能和你们一块欺负暖玉，欺负一个女人家算是啥东西呀，再说，暖玉那女人这一辈子够凄惶了，我不能和你们一块欺负她。”拐老五和瘤拐们生活在为饥饱而劳碌的世界中。他们是一群把吃饭睡觉视为头等大事的穷苦人。他们有自己极为原始的生存原则和为人尺度。对于他们来说，吃饭、睡觉、养活孩子就是全部生活内容。但是，在苦根儿的意识中，很难找到“吃饭”、“睡觉”、“男人”、“女人”这些词。活跃在他意识内部的是另一套语码系统。这个语码系统中贮存的是“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等等。这套话语排斥和阉割了“饮食男女”，拒绝意识向日常人生的沉降，它造就的是众生之上的存在，与平常人不可同日而语的苦根儿，内心没有与男女之事对应的词句。这种文化阉割使苦根儿和任何一个皈依上帝或佛门的信徒一样，悬置和压抑了性的问题。在矮人坪瘤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又不娶媳妇，又不过日子，成天就是非要弄出个成绩来不可”的人，是个难以理解的人。苦根儿和瘤拐们虽然同处在矮人坪，却生活在两个格格不入的世界内。这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世界。一个是瘤拐们用土话构成的日常世界，它们远离意识形态，但质朴真实充满了生命气息。一个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和幻想虚构而成的形上世界，它居高临下却又远离正常人的生活。苦根儿虽然立志在矮人坪改天换地干一番事业。但他始终不了解矮人坪，不了解瘤拐们具体而真实的生活世界，他毫不怀疑地生活在由“崇拜原型”构制的充满阶级斗争的世界中。苦根的自欺和可悲之处在于，他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还自以为是地用这套观念去解读另一个他不了解的世界。拐老五替暖玉说的凄惶话，在苦根儿这里的反应是：“你怎么现在还要搅乱阶级阵线呀你，我告诉你，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苦根儿坚定不移地表示，“不管阶级斗争有多么复杂，我也要把隐蔽的不隐蔽的阶级敌人全部揪出来”。
　　苦根儿的斗争激情汹涌澎湃。然而，没有任何牵挂的拐老五已无心于人世了。他喂好了牲口，安详地做着上吊前的准备。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驴子“二黑”脖子上的绳子解下来，“二黑，我心疼你一场，临走使使你的绳子，……等会儿你再回来就看不见我啦。……我就盼着转世再多生出两条腿来，那我就能跟你们站到一块了。有吃、有喝、有人心疼，那多好呀”。这个被苦根儿视为阶级敌人的拐老五，临死前的愿望就是盼望转世能变成一头不愁吃喝的牲口。苦根儿和拐老五两人心理世界的巨大反差，显示出存在本身的荒谬。一个要从人的位格上升到英雄和神的位格，要成为超拔于众生之上的存在者；一个要从人的位格下降到动物的位格，羡慕不愁吃喝有人心疼的牲口。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世界，但却同时表现出对正常人格的背弃和逃离。这种心理现象，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人格的缺席。在意识形态话语和神话意识的强势之下，正常人的心理被挤向两端。参与意识形态的“文化大革命”青年，要向众生之上的神位跃动。被意识形态排斥的对象，要向众生之下的动物位移。人不能安守正常人的位置。这是一幅既可怕又悲惨的世界图景。但当事人意识不到这种可怕和悲惨。苦根儿的神话意象在矮人坪已经演义出了真实而悲惨的生活事件。然而，当队长天柱把拐老五上吊这件事情告诉苦根儿的时候，想从苦根儿眼睛中寻出一点悔意或同情，但他失望了。他看到的是“两颗石头珠子”，他从苦根儿那里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真没想到咱村的阶级斗争会这么复杂，太复杂了。”拐老五的上吊又成了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表现。无意识原型的结构能力非常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模式。“阶级敌人”拐老五，在苦根儿这里不是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的，他只是一个斗争的对象，只具有被清理被打倒的反面价值。苦根儿不可能为这个生命的结束而痛心。他遗憾的仅仅是“自己心里设想好的阶级斗争的成果，还没开花，就被首尾倒置地挂到了那间满是马臊味的屋子里。”
　　在神话意象的支配下，人丧失了一切人性的内涵，只为虚构的幻象而存在。从苦根儿的精神运转中，我们看到了神话意象分娩出来的强大而执着的转世力量。这力量推动着神话向实践领域里过渡。苦根儿在矮人坪战天斗地的壮举，给矮人坪带来的几乎都是灾难。值得同情的地方是，苦根儿很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拯救矮人坪，是在给矮人坪创造幸福。从苦根儿的心理转换过程中，我们看到神话意象是随着与偶像合一的自欺心理一块诞生的。没有自欺，就不会把虚构的意象当作真实；没有自欺，心理意象就不会成为神话意象；没有自欺，苦根儿也很难在矮人坪意志坚强地生活了六年。“自欺”是产生神话的内在因素，也是苦根儿们和张仲银们以及“文化大革命”青年的精神现实。“自欺”，是一个需要我们深思和警惕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那个时代自欺的精神本质，但是，又不能用自欺来简单地否定苦根儿和那个时代的红卫兵。因为自欺心理的形成，不是苦根儿或哪个红卫兵个人能负起的责任。它的形成，有着远为深刻的文化原因以及心理原因。
　　首先，苦根儿的自欺与无意识原型相关。构成苦根儿无意识原型的文化模式（救星崇拜）本身就包含着自欺因素。救星崇拜（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帝王崇拜、领袖崇拜、英雄崇拜和各种偶像崇拜）是一种非常原始和古老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由原始宗教延续下来，并在漫长的封建统治社会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文化心态。“救星”这个词本身就是虚构的产物。它既指称天上的星体，又指称某一个常人。它的确切含义是：天界的星座神下凡，变成了拯救苦难救赎众生的超凡人物。“救星”一词把想象中神的力量赋予了常人，并把他奉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一词语内蕴着一套愚昧而自欺的文化观念。“崇拜”一词表明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和臣服关系。它内含着人格上的非平等性。崇：高大，需仰视才见；拜：跪拜，伏首叩头为拜。“崇拜”确立着下对上的关系，人对神的关系，确立着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种等级式的文化观念，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独立平等的观念是对立的。在这一点上，救星崇拜或偶像崇拜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落后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文化观。虽然这些观念都起源于宗教，都是劳苦大众为自己寻找的精神出路。但是“救星崇拜”是以取消个体意识，放弃个人努力，把希望和权力寄托给他人或者说“救星”来实现的。并且，这种文化观念没有人与神之间的界限，人很容易越位而成为神。而基督教文化非常明确地确立了上帝和人的位置，这种限定不但制止了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也制止了人与人之间权力义务的不平等状态。在上帝面前，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平等的。人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也必须真实地面对他人。而“救星崇拜”、“偶像崇拜”这套文化观念，使苦根儿和张仲银既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也不能真实地面对他人。苦根儿把自己放在拯救者的位置上，张仲银同样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豪迈冲动，昂首阔步地把自己放在五人坪领袖和救星的位置上。他们从不反思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本真状态，毫不犹豫地神化自我而蔑视众生。救星崇拜这种文化模式，提供的就是这种自欺性心理。所以，自欺不是某一个个体能承担起来的责任。它与构成无意识原型的文化成分相关，与滞留在我们文化中那些原始而落后的文化观念相关。
　　其次，自欺是一种心理障碍。这种障碍是由于反思意识孱弱而无力反观自身造成的。反思能力是理性思维培育和训练出来的。反思必然要求反思者的意识有能力跳出自我，挣脱自我的囚禁，然后才能反观自身和审视自身。这个能反观自身和审视自身的自我。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能够认识人类自身的理性自我。它的强大与否代表着人的科学、理性和文明的程度。虽然，世界范围内反科学理性的浪潮和呼声不断涌来，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人类社会只能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走向与自然的和解一致。我们这个由几千年诗歌传统造就的中华民族，有着广为丰富和发达的感性经验的积累，而缺乏对理性自我的培养和训练。道家文化的“悟道”、“坐忘”，鼓励人们沉溺于内心的玄想；儒家文化的“仁”、“天人合一”，也倾向于收视反听耽于内心的幻象。这种文化传统，重视和培养了意识在自我感觉内部的周游和升腾，丰富了感性自我的体验和表达能力，然而，却没有挣脱自身反观自身这一理性维度的训练。自我一直在感觉的囚笼内歌唱。“物我一体”、“情与景合”等心理感受，备受欣赏和推崇。孤芳自赏成了文人惯有的心态。从汉文化源头到历代的发展中，从未形成过对“感觉”的怀疑，对“自我”的追问，从未出现过属于“反思”这个精神维度的话语。在汉文化的经典着作中找不到这方面的词句，更不用说篇章了。反思维度的欠缺，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无力穿透自我感觉所形成的心理欺骗。一般而言，理性思维是阻止神话向实践领域里过渡的力量。这种阻止能力，得益于超越感觉之外的理性自我对虚构的心理意象的穿透。所以，只有在自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越自身的理性维度，才能意识到自我感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等）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和不真实性。传统文化不但忽视了意识挣脱自我审视自我的培养和训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鼓励以感觉为本位。“眼见为实”的古训，往往使人很难怀疑视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和不真实性。无意识原型对周围世界的结构能力和变形能力，又是由视觉投射后呈现给意识的心理映象，所以，苦根儿和张仲银很难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世界图景是不真实的。
　　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构成成分中，诗性思维（神话思维）远远大于理性思维。集体无意识内部包含着相当多的神话因素。而理性训练的欠缺，又很难识破自欺的幻象。无意识原型很容易转化为神话意象。“文化大革命”时期造神运动的全民性和集体性，就意味着汉民族思维现状的整体水平。虽然也有极少数如顾准或陈寅恪式的人物，也不乏清醒者和洞明者，但数量之少，力量之单根本无力阻止神话向实践领域里的转化和生成。在神话思维占据强势的民族意识中，强大的非理性力量犹如汪洋大海。这是一种可怕的、能席卷一切和吞没一切的力量，一旦发动起来很少有人能够阻挡。新文化建设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但是，滞留在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中的神话成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理。它的危险在于，这是一股极易与权力话语及其理想成分合流而失去控制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灾难重重的民族，除了经历其它一些难以避免的灾难之外，又多了一重灾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神话，“大炼钢铁”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神话，这种由全民参与造成的灾难，只有在经历了很深的磨难之后才能醒悟。而这种醒悟还仅仅是表层的，外指向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和当事人，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在这场灾难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李锐这两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清醒的认识文本。认识中国，认识这段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认识这段历史背后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因素。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说，整体水平上的反思还远不到位。我们总是过分地注重导致历史事件的政治原因而忽略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文化因素，忽略了产生它的精神原因和心理原因。李锐的作品，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切入这一问题，并把我们带入对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刻的思考之中。这一解读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误读，但作品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发。
　　　　　　　　　　　　　　　　　　　　1997年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李锐主要作品目录：
　　小说集：
　　《丢失的长命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红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厚土》，台湾洪范书店，198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瑞典布拉别克出版社，1989年。
　　《传说之死》，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长篇小说：
　　《旧址》，台湾洪范书店，1993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美国纽约，Metropaolitan出版社，1997年。
　　《无风之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万里无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散文集：
　　《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3～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曲春景19981998 作者：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3～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曲春景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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