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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文学存在特殊的版本问题
　　一般地说，版本学是通过对图书流传过程中版本变迁的研究，理清源流，分辨异同，鉴别真伪，判断优劣，寻求规律，以利读书治学和审定文物价值。长期以来，它的研究对象限于古籍版本。自唐朝始才拓宽其范围，有了新书版本的研究和现代文学版本学的建设。我以为，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也存在值得研究的版本问题。一篇作品或一本书，只要是影响较大的，就常常会出现形式上甚至内容上不同的版本，造成其间差异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检查官和编审者的删改，有的是手抄本与印刷本的区别，有的是纸张版式装帧的变化，有的是编辑排字校对的差错，还有近年重新泛滥的翻版盗印，等等，而最能显示当代文学特点的似乎是作者自己的修改。表面上看这种修改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是作者精神个体性的表现，但促使作者作出修改的驱动力，归根到底无疑来自时代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当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固然还不足以构成专科版本学的一支，至多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版本学的一部分，但重视由作者修改导致的初版与再版的差异，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是有意义的。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从版本比较入手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题。
　　我想以《红旗谱》、《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这四部作品向来被学界视为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变革题材长篇小说的经典文本，有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初版发行后，作者或早或迟或多或少都作过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在当代文学的版本变迁中也都具有某种代表性，有些修改也引起部分研究者注意，在评论文章和教材、论着中有所涉及，可是总还嫌不够充分、细致和深入，需要进一步研究。下面就一部一部地来比较其初版和修改版的重要差异，分析其动因，品评其得失。在形成更适合这类作品的通用话语之前，我不得不沿用已经习惯的革命、路线、左倾、右倾一类非文学的话语，这是明知不很恰切但也无可奈何的。
　　　　　　《青春之歌》：把30年代人物装进50年代框框
　　《青春之歌》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一年后由《中国青年》发表的批评文章引发一场争论。争论结束后，杨沫立即修改文本，1959年12月改毕，并写《再版后记》介绍修改情况，次年再版。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按1960年修改版重印，除个别字句外基本没有再动。全书分两部，初版第一部29章，第二部37章，共37万字，再版第一部大体保持原貌，第二部扩充、调整、合并为45章，全书共44万字。
　　最大的修改是增加了林道静在河北农村经受锻炼的七章。初版写林道静在定县小学教书时，被伪装左倾的叛徒戴愉蛊惑，闹学潮暴露了身份，于是逃回北平。修改版在这次学潮失败后，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农村老太太，江华称为“姑母”的老革命，她安排林道静到邻县大财主宋家当家庭教师。当林道静表示不愿到财主家里去教学时，“姑母”充满慈爱地、“象哄小孩似的”笑着教育她：“不是叫你去享福，是叫你去工作呀。”“要明白，我那侄儿留下话，要叫你这个城市姑娘多受点锻炼。”这七章实际所描写的，并不是林道静在长工当中做了什么工作，而是她接受“姑母”和长工们的教育，“彻底改变阶级立场”，终于得到长工们的信任。情节的核心是在争取让林家过去的佃户郑德富不再恨她的艰苦过程中，林道静的激烈思想斗争，她对自身阶级意识的“深刻、沉痛的自省”：“原来，我的身上，已经被那个地主阶级、那个剥削阶级打下了白色的印记，而且打的这样深——深入到我的灵魂里。”她决心“撕去地主小姐的尊严，向被压迫的佃户低头”，“彻底地把自己交给无产阶级”。进而在“立场多么坚定，见解又是多么尖锐”的革命长工许满屯的教育下，她承认自己有罪，要替剥削阶级的父母“赎罪”。最后她听从江华的决定回北平，离开农村前，“她感到身上有千万根针在刺痛，也象有多少忏悔的言语要说出来”：“‘赎罪，赎罪……’这时，她又想到了这两个字，可是，仿佛它们有了另外的一种意义。”杨沫加写这段情节，是为了表现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真正成为革命者。诚然，知识分子应该和工农相结合，应该改造自己的思想，三十年代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确实是走这条道路锻炼成长的。但是修改版所展示的“忏悔”、“赎罪”式的结合与改造，却是五十年代非正常状态下的群体行为方式，林道静的思想斗争就呈现出某种病态的“眩晕”特征。她的心理被束缚在若干年后划定的强制性思想改造框框里，压抑、扭曲、失常。而且，按照修改版的描写，陈大娘和郑德富都是在林道静诉说了自己的悲惨身世和童年苦难以后，才完全改变对她的态度，认她为同一个阶级的人。幸亏杨沫聪明，早有防备，把林道静设计成“苦命的闰女”，佃户出身的生母被逼死，自己从小受后娘虐待，她才不难得到长工们的信任。假如杨沫把自己的家世移到林道静身上，那个狠毒的地主婆就是她的亲妈，根据这几章所演示的“血统论”的逻辑，不知她怎么能把故事编圆。
　　另一处大的修改是增加了林道静领导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三章，以表现她入党以后的思想提高和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一二九”运动的面貌也尽可能写得充实些。这个目的是部分地达到了。问题在于增写部分把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适当成学生运动的对立面，骂他们是“恬不知耻的走狗”，划入林道静们“一扫而光”的“魑魅魍魉”之列，这就是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丑化，使之适合五十年代权威意识形态全面否定胡适的框框。这种写法显然有违历史的真实。别的不说，单就对待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而言，蒋胡亦未可厚非。事实是，日本人一直把胡适看作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不受日本欢迎的人。（注：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下卷第797页。）“12月9日北大召开大会，蒋梦麟、胡适、傅斯年都登台发言，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共同宣誓不屈服不南迁。”（注：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下卷第801页。）胡适在12月13日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开宗明义重申他认为古今中外都适用的一条历史的公式：“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抨击日寇汉奸公然推行的“华北自治运行”，赞扬“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是天下皆知的壮举”。“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他说那一天下午他在大街上正碰着学生的游行队伍，“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但是胡适历来不主张学生罢课，认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滥用罢课作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因为“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注：《胡适氏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发表于1935年12月13日《大公报》，转引自《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150-15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蒋梦麟则一再顶住国民党政府要严厉惩处学生的压力，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采取了保护态度，宣布“校长不能因学生爱国而开除其学籍”，（注：《蒋梦麟氏畅谈方法》，转引自《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3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后他还同?位大学校长“联袂赴市府，访市长秦德纯，请饬军警和平对待学生，如有学生被传去，请予以释放。”（注：《北平晨报》1936年6月14日，转引自《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当然蒋梦麟同时也劝导学生努力研求学问，停止校外活动。胡适蒋梦麟的思想行为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杨沫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修改版用漫画式的讽刺笔法，描写他们在复课问题上与左派学生的冲突，适应了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需要，也不足为怪。不过，胡适反对长期罢课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后，就批评了学生运动中不讲策略的“左”的做法，肯定蒋梦麟是对学生运动“中立甚至同情的分子”，（注：刘少奇：《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转引自《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二辑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指示“要动员学生复课，一面读书，一面救国，要尊重老师，团结家长，因为学生长期罢课，就会一脱离老师，二脱离家长，三脱离广大群众。”（注：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写：《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18页。）从30年代到50年代，对所谓“读书救国论”的越来越粗暴的批判，正是反映了教育领域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影响。
　　与此相联系，修改赋予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关系以鲜明的政治含义。一方面把余永泽紧紧地和胡适连在一起，写他一心向上爬，读书时请客吃饭找门路接近胡适，毕业后抱胡适的粗腿有了阔差事。另一方面强化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后的决绝态度，初版写她从定县农村逃回北平后，经过她和余永泽原来同居的房前，不由自主地追怀往事，产生了惶惑的心理，于是急忙避开，这晚她找不到睡觉的地方，“长这么大，她第一次渴望有一个家，有一张床，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家的温暖和可爱。不知怎的这时又想到了余永泽，想到了刚才经过的门前。”“那可怜的人现在不知怎么样啦，他会痛苦的，他不知会怎样想念着我呢。”再版删去了这些“不够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流露，改为：“她望着那两扇黑黑的紧闭着的街门，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憎恶、懊恼与悔恨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以后两人偶遇，如同仇人见面，一个是“马克思的大弟子”，一个是“胡适之的大弟子”，显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就是这样壁垒分明，尖锐对立。
　　修改版还有意淡化有关林道静的爱情描写。如林道静第一次参加“三一八”纪念集会后，初版写卢嘉川“已经悄悄地喜欢上这个女孩子”，再版改为“他觉得这女孩子的感情真动人”。又如林道静经江华介绍入党后，初版有一段描写她对江华“尊敬和感激的激情”，“充溢了她整个的心灵”，竟然激动地要求“你也象父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好名字吧”，这时“从来很少红脸的江华突然脸红了”；“回到晓燕的屋里，她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几年以来，这个年轻热情的女同志第一次感到了爱情的饥渴，感到了渺茫的相思的痛苦。”接着是对卢嘉川的思念。诸如此类的分散的零星的明明暗暗涉及爱情的文字在再版时几乎都删掉了。删改的目的显然是避免过多的爱情描写损害人物的革命纯洁性和无产阶级性，结果却是损害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感情发展的连续性和情节线索的完整性。
　　与主线无关的一处小改动是戴愉的死，初版由江华执行共产党的判决，再版改为由戴愉的上级兼情妇将他处死，大概意在暴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险恶，但实在不合情理，不如不改。
　　　　　　《红旗谱》：企图调和表现与掩饰的矛盾
　　《红旗谱》指梁斌以冀中地区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后，“根据读者意见”修改了三次，1978年4月出第四版。为免繁琐，我只谈四版和初版的不同。
　　全书59章，初版不分卷，四版分三卷，1-24章为卷一，从清朝末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写到1928年朱老忠江涛济南探监，25-40章为卷二，写1930年初的反割头税斗争，41-59章为卷三，写1932年夏的保定二师学潮。这样分一下当然在文面上有助于结构的清晰，但作品的实际结构并无改变。
　　修改较多的是卷三，约占全书修改量的百分之九十，特点是改动的地方多，每一处的改动文字并不多，所有修改都围绕着学潮中的路线问题。历史上，这次学潮（及随后的高蠡暴动）是中共保属特委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发动的错误的失败的行动，但参与学潮最后被捕被杀的都是单纯可爱血气方刚献身革命的学生。初版后作者介绍经验说：“关于政策问题曾经过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注：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然而来自评价者和领导者的意见却希望他在作品中批判王明路线。既要表现革命斗争，又要批判左倾盲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煞费苦心，从三方面进行了修改。
　　其一是删削初版中明显带有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色彩的正面描写，加进批评盲动思想行为的议论文字，把江涛树为坚持反对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初版江涛与夏应图、张嘉庆并无原则分歧，四版变成他们之间存在路线的分歧。例如，44章学潮开始时，四版反复说明是老夏“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而江涛则“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回校后守门的韩福老头感到奇怪，要他们快跑，初版是：“江涛说：‘跑什么，又没偷人家，没摸人家的。’”四版改为：“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回家，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初版说：“不要紧，怕什么哩！”四版改为：“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再加48章结尾，在购粮行动后四版加了一段叙述者的议论：“老夏和嘉庆虽然性格不同，一个是文文诌诌，一个是暴里暴腾，但思想是一致的；同样的是对反动派的残忍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又加55章开头写护校学生开会决定执行上级（初版为“特委”，四版为“学联”）决议，冲出市区到乡村去开展革命运动，四版在前面加：“大家都拥护江涛的意见，他们不愿再为那种盲动思想去做无谓的行动。”接着写江涛受命于危难之际，出来找特委负责人贾湘农请示，见面后初版是江涛“向他汇报学校内部的情况”，四版改为“向他谈了和盲动思想斗争的情况”，初版两人还有一段较长的对话，暴露出贾湘农浓重得近乎迷狂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心态，江涛的情绪完全受贾湘农支配，四版统统删去。
　　其二是改写了小魏擅自逃跑的情节。初版小魏对学潮立场动摇，挨饿想家，逃跑时被士兵开枪打死；四版小魏认为“到农村去开展农民的抗日运行”比在学校坚持更有益，成功地逃出城市，还影响不少同学也走他的路。改得很有趣，叙述者对人物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大弯。例如45章写小魏回校后：
　　（初版）张嘉庆又问：“怎么样？家庭生活怪温暖吧？”
　　（四版）张嘉庆又问：“怎么样？乡村里抗日的空气怎么样？”
　　（初版）小魏红着脸笑了两声，说：“嘿嘿！只在家里住了一夜。”
　　（四版）小魏红着脸笑了两声，说：“嘿嘿！没有一个人愿当亡国奴呀！”接着叙述小魏的爱人长得挺漂亮，初版写“他就时刻不愿离开她，离开一天就写信，成了有名的爱睡老婆的”，四版改为“两人并肩作战，在乡村里开展工作”。46章写小魏饿肚子的垂头丧气，牢骚话里有：“今日格CP，明日格CY，一连几年闹学潮，回家算啦，越发觉得心里空得难受。”四版改为：“看书解决了小魏的思想问题，他下定决心：到乡村去工作。”等等。《红旗谱》初版对小魏命运的安排与《播火记》初版对朱老星命运的安排非常相似，作者的原意当然是借敌人的武器执行自己的批判，表现革命信念不坚定者决没有好下场，但这里的不坚定却是对盲动冒险做法的疑虑，所以后来要改写，为小魏平反，让他活下去。
　　其三是细改有关保定二师学潮性质宗旨的词句，把学潮上级领导从特委改成学联，给学潮主要人物添加坚决抗日的话语，文中凡出现“共产党”、“革命”之类字样，不论出自何人之口，几乎全都变成“抗日”、“救国”。略举几例：
　　（初版）“说咱这是共产党的学校”，
　　（四版）“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44章，韩福的话）
　　（初版）“这咱保定又闹起学潮，看样子革命要成功？”
　　（初版）“这咱保定又闹起学潮，看样子咱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该闹起来了！”（49章，朱老忠的话）
　　（初版）“为了革命嘛，没说的。”
　　（四版）“为了救国嘛，没说的。”（49章，严志和的话）
　　（初版）“全国革命形势在高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苏区的扩大，都足以鼓舞人心。”
　　（四版）“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了侵略的第一枪，就调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54章，江涛的话）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可见梁斌所作的修改是尽量抹去二师学潮中王明左倾路线的痕迹，把盲动冒险招致失败的责任推给青年学生，拿抗日救亡的大旗掩盖国内革命的实质，力图给人以批判左倾盲动思想的印象。但这不是批判，而是用改写历史的方式来粉饰。当时河北农村并无抗日运动，党的工作重心也不在抗日上。1932年6月24日中共党内文件提出：“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的对立，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标志。”（注：转引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册第4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贯彻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六七月的保定二师学潮和八九月的高蠡农民暴动就是保属特委执行王明路线的产物。初版的描写还是比较真实的，四版把历史改得面目全非了。在表现历史事件与掩饰指导思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矛盾，瞒住不懂历史的读者当然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
　　还有一处细小的修改值得注意。卷一14章写运涛巧遇贾湘农后，回到村里告诉朱老忠。初版朱老忠的话里有这样一句：“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运涛问他：“要不，我去？”初版写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扑摸着看。”四版把朱老忠的话改为：“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后一句是：“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修改后朱老忠的思想觉悟固然提高了，形象更加高大了，但初版的话自然流露出农民造反者择主而事和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心理，人物更显真实，朱老忠本质上仍是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
　　《红旗谱》里对时间的表述似乎也有点问题。第一次明确出现年份是运涛从黄埔军校毕业当见习连长时给家里信上落的“1926年7月”，按故事进行的时间上推，朱老忠回乡应为1922年春天。初版开头虎子十几岁出走，25年后回乡，四版开头“小虎子才十五岁”，出走30年后回乡。由此推算，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时间初版应为1897年，四版为1892年。但小说写此时出场的严老尚“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庚子年指1900年，四版比初版出入更大。书中写二师学潮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即1932年，与史实相符，但四版在54章加了一句“去年‘一·二八’敌人又在上海登陆”，却与史实相悖了。这都是作者修改时不够严谨周密之处。
　　　　　　《山乡巨变》：牺牲幽默和真实以迁就教条
　　《山乡巨变》正篇1957年完成，先在《人民文学》连载，1958年7月由作这家版社出版。续篇1959年11月定稿，先在《收获》刊载，1960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经作者修订，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印行，称上下篇。
　　周立波对作品的修改不算大，仅在几个人物的描写上作了局部变动，但即使只言片语的删改，也颇值得玩味。
　　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他关心人，脾气好，群众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婆婆子”。他在1955年春天执行“收缩”方针，砍掉团支书陈大春办的自发社，犯了“右倾错误”，做了检讨。在李月辉形象中寄寓了周立波的反讽，作者实际上是肯定和赞扬李月辉的，并不以“反右倾”为然。但再版从初版的立场后退了。初版上篇第一章“入乡”写县委书记告诉下乡干部邓秀梅：“清溪乡有个顶好的支部。”再版把“顶好”改为“很老”，不加评语。第十章“途中”写李月辉和邓秀梅的一段对话，李月辉讲述他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读到毛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小脚女人”时，陈大春当面大声指斥李月辉自己是“小脚女人”，初版接下来是：
　　“我想你不会生气。”邓秀梅笑道。
　　“我气什么？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
　　“是呀，婆婆子们本来都是小脚嘛。”邓秀梅笑着打趣……
　　再版把中间李月辉的话改成：“我不气。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毛主席的批评是完全对的。”这一改，简直不象李月辉说的话，幽默的情趣顿时消失，思想的光辉也变得暗淡。第二十一章“镜面”写邓秀梅希望“超过区委的指标，今年就能基本合作化”，李月辉认真地劝她“切忌太冒，免得又纠偏”，邓的反应是：
　　（初版）“又是你的不求有功，但求不冒吧？你真是个婆婆子，李月辉同志。”邓秀梅笑着说他。
　　（再版）“又是你的不求有功，但求不冒吧？你真是有点右倾，李月辉同志。”邓秀梅严肃批评他。
　　再版让邓秀梅按照左倾教条“批评”李月辉的“右倾”，于是本来在邓秀梅形象中时时透出的作家的幽默感也消退了几分。
　　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常青社社长刘雨生，“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他一心一意参与合作化运动，不管家里事，以致标致堂客无法忍受跟他离婚。周立波没有把他塑造成高大完美的英雄，除家庭问题外，初版还写了他不少缺点：工作能力不强，生产技术不精，外加眼睛近视得厉害。这个形象当然不符合英雄无缺点的文学教条，再版删去了近视眼这一点，身体上完美无缺了，但一些表现生活情趣的细节也就没有了。
　　小说上篇写了几个落后顽固的不愿入社的农民，其中一个是老贫农陈先晋。初版第十五章“恋土”写他的发财心理用了较多的笔墨，有一段是：
　　事体好些的时候，陈先晋喜欢站在山上的土边上，或是先人的坟顶，望对门三面环山的屋场，心里盘算，只等发了财，就要买了对门的山和屋场，在那里修建一座六缝五间，气派轩昂的大瓦屋。前门挖一口藕塘，屋后栽一些桃树。平素，当他经过人家的好田的时候，心里常常地默神：一旦有了钱，他要买了这丘田，他甚至于盘算到发财以后的这样的一些小事，长工作田，自己一定要亲身带领，不等他们吃空子偷懒。
　　再版完全删掉了这一段，还在下一段“陈先晋年年在半饱的、辛苦的奔忙里打发日子”后面删去一句：“但他一天也没有断绝发财的心念，总是想买田置地，总想起新屋。”在“他在半生里，受尽了人家的剥削”后面删去一句：“但又只想去剥削人家。”勉强答应入社的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掮起锄头出门去了，婆婆放心不下，叫女儿去看看，初版写他“在土里哭呢”，再版改为：“蹲在土里，低着脑壳，不晓得在想些什么。”这些不利于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和丰满的删改，显然都是为了迁就“贫农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教条。
　　区委书记朱明是小说里描写的最高一级领导干部，上篇第十一章“区上”写了朱明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会间吃饭时，他有一段插话：“搞社会主义，大家要辛苦一点。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哪一个敢不上紧？”初版后面还有：“少奇同志说：不上紧的，就是存心想要调工作。”这最后一句近乎点睛之笔，暗示出运动中上行下效层层加码越来越左的奥秘，也透露了朱明本人左倾作风的深层心理原因。此处所谓“调工作”即意味着撤职降级，的确抓住了各级领导干部的要害，左的风气就是这样自上而下蔓延开来的。再版为避刘少奇删掉这句话，殊为可惜。
　　　　　　《创业史》：点明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主题
　　《创业史》第一部原载1959年4-11月号《延河》，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7年再版，《出版说明》特别指出：“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最重要的修改莫过于在“第一部的结局”里指名攻击刘少奇。“题叙”之后，第一部上下两卷共30章，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进程不过从1953年早春到初夏，“结局”却跳到了冬天，中间的跳跃是靠作者的议论、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完成的。这种打破常规的写法显示出极其强烈的革命功利性，当然是为小说的政治主题服务的，但并不能产生美感。再版少引了几段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删节了作者对统购统销的解释性和抒情性议论，使议论、引用、摘录都直接对着农业合作化问题，比初版减少了一点阅读时的累赘。然而却增加了一段文革式的“大批判”话语：
　　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谓“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呀，“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呀，“四大自由”呀，“确保私有财产”呀，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资本主义思想的泛滥，到一九五三年冬天才煞住了这股逆流。
　　这段议论实质上就是《创业史》第一部想要表达的主题，如此露骨又如此武断，且不说其思想的肤浅谬误，单从艺术的角度看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败笔。
　　为了把两条道路斗争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题通过故事情节充分表现出来，明确地指点出来，柳青还对改霞进工厂事件作了相应的修改。第十五章写改霞鄙弃那些羡慕城市生活的富裕中农的姑娘，初版接着写：“改霞考工厂不是为了这些；她从画报上看到过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么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了鼓舞。”再版改为：“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后面在描写改霞的内心矛盾时，再版加了一句：“听下堡小学的一个教员说，党中央书记刘少奇讲话，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接下去写梁生宝组织贫苦农民进终南山割竹子对改霞心理的震撼，初版有一句是：“他这大胆的行动，又动摇了改霞考工厂的决心。”再版把后半句改成：“又动摇了郭振山授意改霞考工厂的决心。”再版反复强调改霞想进工厂是受郭振山的鼓动，以至把语句也改出了毛病。
　　第十九章还增加了一段郭振山和改霞的对话：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改霞问郭振山：
　　“刘少奇在党里头是……”
　　“毛主席下来就是他！”郭振山带劲地说，“你问这个话做啥？”
　　改霞说：“俺学校有个教员说，刘少奇讲国家要先工业化，然后农村才能集体化。”
　　“啊！你也听说啦？”郭振山满意地说，“这该明白了吧？”
　　作者意在通过改霞在工业化和合作化之间的思想摇摆，郭振山再三鼓动改霞“参加工业化”，说明他破坏了梁生宝和徐改霞的爱情关系，使得梁生宝没能娶上这个“汤河上有名的俊女子”，令读者为之遗憾，而郭振山不过是刘少奇路线的拥护者和宣传者。这个意图在初版本表达出来，但觉得不够明显，于是再版时作了上述修改，把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关系问题上的党内最高层思想分歧，体现在农村普通党员、小学教员和小学生女团员身上。再版之后，柳青还打破多年来在关于改霞形象的争论中一贯的神秘的沉默，对来访的研究者点明了路线斗争的主题：“改霞在蛤蟆滩也是一种路线的代表。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说郭振山破坏人家的婚姻。……政治不是两条线，任何时候都是三条，一个世界，还有不结盟国家嘛！一定的时候，第三条线上的人是多数。”（注：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再版又对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心理描写作了多处删削，以突出两人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和梁生宝对合作化事业的痴迷，第二十九章前面删除了梁生宝童年“学好”的事迹和激励精神的红军战斗故事，目的也在突出他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对路线问题的敏感。此外，还删去了一些与路线斗争无关的抒情议论文字。
　　　　　　为什么修改本总不如初版本
　　按常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应该是精益求精，越改越好。但根据以上四部长篇修改本与初版本的比较及修改情况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不论思想还是艺术，这些修改本都比初版本逊色，修改并不成功，或者简直就是失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带普遍性的现象，它从版本的角度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些特质和规律。
　　这些文学经典的版本变迁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四部作品修改的时间，从《青春之歌》大改的1959年下半年起，到《山乡巨变》再版前的1978年止，这二十年里，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左的倾向在总体上愈演愈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反右倾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斗争就是一切，“宁左勿右”成为社会风尚。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革命的作家们很难对以革命名义推行的左倾错误坚决抗争，他们必须服从政治，为宣传党的路线服务，质言之，他们不可能丝毫不接受左的影响。虽然小说最后的修订本都出版在文革结束之后，但实际修订完成都是在极左路线仍在肆虐、文革罪恶尚未清算、“两个凡是”统治全国的时期，那个时期必然给这类革命的经典作品留下左的意识形态的痕迹。
　　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经典，内容上不外乎描写中共革命历史和现实政治运动，创作方法上属于革命现实主义。但“革命”与“现实主义”并不是总能和谐融洽的，错误路线领导的革命尤其如此。一旦它们发生矛盾，常常是要求作家牺牲现实主义以服从革命，即削弱真实性以加强政治性。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推崇、阐释和实践，更把现实主义的“写真实”原则当作所谓“修正主义”文艺主张大加挞伐，实质上也就抛弃了现实主义。前述四部长篇的修改版，在描写生活的真实性程度上都不如初版，正反映了前三十年当代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不断萎缩的历史特征。小说中所写的革命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高层指导思想上都难免有错误，但这与作品成败并无必然的联系。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怎样写。现实主义艺术家只要忠于生活，以真诚的态度直面现实，刻画出运动的真实面貌，就算完成了他的艺术使命。四部小说的修改之所以不成功甚至根本失败，就因为跟初版相比，反而偏离了运动中生活的真实。
　　这四部作品的初创都在50年代。其间虽然发生了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重大事件，但并没有构成对四位老共产党员作家的冲击。他们的创作也不是直接受命于某人，而是源于生活的积累、感情的激发和革命作家的责任感，此时的心态还是相当自由的。修改时就不同了。作家已经遭到直接针对其人其书的批评和攻击，尽管1959年关于《青春之歌》的讨论中有茅盾、何其芳等名人为之辩护，70年代末四部作品重印时否定文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作家们已失去当年那种尚可称为自由创造的心态，他们对粗暴的教条主义批判心有余悸，潜在的恐惧感使他们谨小慎微。杨沫诚惶诚恐地接受批评意见，梁斌费尽心思改写当时的“路线”，周立波勉为其难去迁就左倾教条，柳青拼命也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修改不是为了改得更好，而是为了不犯错误，或者避免引起误解，没有艺术的追求，只有政治的表白。并没有什么人逼迫他们这样那样改，他们是受溶入灵魂的权威意识形态的驱使。我们从这种泯灭个性的修改中看到了一代革命作家令人悲哀的心态。从初版到再版以至三版四版的变化，也反映出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作家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
　　　　　　向编辑、出版社、研究者进一言
　　既然这些经典文本的修改版与初版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就有理由呼吁当代文学的编辑、出版和研究者认真注意版本问题。
　　目前的大致状况是：文革后出版社印行的包括收入作者文集的，都是作者最后的修订本，图书馆流通的也是修订本，十年文化浩劫使旧版本所剩不多，初版几成珍本，有些图书馆甚至将残余初版作“剔旧”处理或予以封存，所以一般读者包括普通中文系大学生都只能看到修改版。而专业研究者的论着和教材却主要依据初版，少数提到修改也是语焉不详，比较笼统概括，意见仍有分歧，但无论肯定否定，大多显得空洞，缺乏文体的修改材料作为证据。也就是说：一般阅读的和专业研究的是内容有不同的版本，多数研究者又忽视修改后版本的差异。这种由出版者和研究者造成的脱节的状况，既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更没有尊重历史的原貌。我以为，应从出版和研究两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出版部门应该提供阅读和研究通用的文学经典的“善本”书。唐ｔāｏ＠①说得好：“书籍不是古董；既然称为善本，自应以内容的正确无诋和完善不缺为主。”（注：唐ｔāｏ＠①：《晦庵书话》，第497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当代文学作品不是古籍，更不能以古为善，越早越好。而这些经典的作者都已作古，其文本的初创和修改都已成为历史，只有正确完整地反映出作品的历史面貌包括修改过程，才能称为善本。我建议有识的编辑家和出版家，根据文本的修改情况，选择适当的版本作底本，编辑出版这些经典的校注本。一般情况应以初版本作底本，注明以后所作的修改，《红旗谱》、《山乡巨变》和《创业史》都应如此。但《青春之歌》再版时增写篇幅较大，则宜以再版作底本，注出初版和三版的不同处。注释可置于章后或书尾，以免影响阅读的流畅。凡有类似情况的其他经典文本均可编印校注本。
　　对这类经过修改的当代文学经典，研究者一定要把文本的修改过程纳入研究视野。分析评价自可见仁见智，所据版本则需求全责备。如果被评价的部分只为某一版独有而他版皆无，就该说明或加注。初版本固然保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修订本同样留下了修改时的历史真相，它们都出自作者的手笔，都是研究作家作品的珍贵原始材料，只有先后之别，而无真伪之分，我不应厚此薄彼。版本变迁的过程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发展变化，表现了文学史的革种规律性，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尤其重要。总之，面对尘埃尚未落定的当代文学史，更须坚持一切从实际——作品实际和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对作家和对历史的任何讳饰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弓右加（屮下加又）
　　
　　
　　
海南师院学报海口38～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福湘19981998本文以《红旗谱》、《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为例来探讨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在认真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不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看，四部作品的修改版均比初版本逊色，有的可以说是失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探究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从版本的角度揭示了当代文学的某些特质和规律。经典文本/版本学/修改/当代文学 作者：海南师院学报海口38～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福湘19981998本文以《红旗谱》、《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为例来探讨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在认真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不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看，四部作品的修改版均比初版本逊色，有的可以说是失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探究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从版本的角度揭示了当代文学的某些特质和规律。经典文本/版本学/修改/当代文学

网载 2013-09-10 2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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