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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人对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大声疾呼，或感慨系之，我对此一方面有某种同感；另一方面又有某种担心。
　　所谓有某种同感，是说目前对哲学普遍不重视，的确令人担忧。不要哲学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和民族），不仅不可能站到世界的前列去，甚至难以长治久安。所谓有某种担心，就是在种种大声疾呼中，还反映出对哲学“指挥一切”、“君临一切”的留恋。其实，以往那种哲学“指挥一切”、“君临一切”不是正常的状态，是“发烧”的状态。今天哲学的冷遇恰恰便是“发烧”后所表现出的虚弱。要想克服今天哲学面临的不景气状况，便不能再梦想哲学去“指挥一切”、“君临一切”，而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为哲学指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历史是我们最好的教师。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所以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是很高的。这是好事。但是对好事缺乏充分的自觉，便有可能变成坏事。事实上，当时的确也产生了某种盲目性：既然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很高，那么它大约就是绝对真理了；甚至认为，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现成答案。同时又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那么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问题，便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别的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便不能学与不敢学了。显然，这种状况，不仅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威信的提高，而且有损于它崇高的威信。
　　50年代中期，中央虽然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根本实现不了。按照当时的说法，所谓“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所谓“争鸣”，是树立一些反面教员。这样简单地来理解“百家争鸣”显然是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等同了解的必然结果。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不必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把这种“逻辑”推到了极端。5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思潮日甚一日，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越来越频繁与激烈。哲学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哲学真正达到了“指挥一切”、“君临一切”的高度。哲学畸形地繁荣。它作为诸学科中一个专业的形象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了；代之而鲜明起来的是这种印象：哲学似乎是政治理论的代名词。
　　在哲学畸形的繁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当普及了，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工农大众中，都能背诵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是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因为，这些常识是教条主义地灌输给他们的。例如，常常把一些有条件的判断，当作无条件的口号到处乱用。为了强调大跃进，有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似乎主观能动性能超越一切客观规律的制约；为了强调革命性，有所谓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似乎“革命者”不是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为了强调阶级观点，有所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似乎讲辩证法便只能讲斗争，不能讲统一与同一。……这时，哲学几乎成了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但是，包医百病万应灵药，一定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只能是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都不适用的空话。这样来“抬高”哲学，哲学的威信能高得了吗？哲学的形象能光彩得了吗？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可说是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最好典型了。正是这场讨论，为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澄清了大是大非上的一系列混乱。哲学既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它的威信应该提高了，它的形象应该光彩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转变，相反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哲学的境遇却越来越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到此为止，人们仍然仅仅是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哲学的理论及其社会功能的。如果仅仅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哲学的理论及其社会功能，那么哲学难免要走上庸俗化、贫乏化和教条化的道路。
　　哲学肯定要为现实服务，但是不能仅仅从功利的意义上去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要为现实服务的，但是，不同的理论服务的方式却是不同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功利的，也有理想性的等等。哲学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同时又要为建设这种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服务。即使功利一点来观察问题，起码也应该说，哲学要为人们指出一条如何由现实出发，实现更高理想的道路。所以，历史上常常把实践性的科学叫“形而下的学问”，把哲学叫作“形而上的学问”。这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不仅要追求眼前的功利，更要追求超功利的理想。否则为什么人们在吃好、穿好的同时，还要看演出、听音乐、外出旅游呢！而且，只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一方面的要求也就会越高。谁都知道，其他的动物是绝对不会有这类要求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的存在方式与之不同。一般动物的生存与发展，是直接依赖于外部自然环境的。外部自然界有相应的条件，它便能存在和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它便只能死亡和灭种。所以，食肉动物只追求肉，食草动物只追求草，……。总之，一般的动物是非常“功利”的。对它当下的存在无关的，它是决不会去追求的。但人则不同。他的存在和发展不是直接依赖于外部自然界，更多地是依赖于他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什么叫改造？就是要超越（否定）已有的现状，去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这就是要追求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性上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而且正是在这种改造活动中，人获得了一种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本领，即思维的能力。人的思想能力既是从这种改造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又成了这种改造活动的新的推动力。即有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等等。这样，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便与其他动物的存在及其活动有了明显的质的区别。其他动物的存在及其活动是盲目的本能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是有目的的自觉的。他懂得为什么要这么干，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
　　什么事情都是有二重性的（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潜在的）。人获得了思维的能力，是件好事。使人高于自然的存在物，进入了文明发展的阶段。但是，如果人们误用了自己的这种思想能力，误用了这种文明的成就，也可能会变成坏事，而且是大大的坏事。这就更显示出“形而上学”对人的重要性。本来，如果都像其他动物似的，仅仅按本能而生存，单纯地适应自然环境而存在，也就无所谓是非得失。但人因为有了自觉性，对为什么这么存在，而不那么存在，他有了一定的主动性。这就有了是非得失问题。我们常常说动物是野蛮的，人是文明的。但是如果我们误用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对自己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陷入了某种盲目性，那可能比禽兽还要野蛮一千倍、一万倍。禽兽也自相残杀，但它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人那样发明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数十万、成百万地杀害自己的同类。……反之，正因为人能改造环境，强迫环境适应自己（即满足人的要求），所以，人受到自然的报复也最大。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大，他适应外部自然的本能也就越弱；人类的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同时，各种各样奇怪的疾病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麻烦是其他动物不会遇到的。如果他们遇到了，大概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人类带给他们的。……一句话，人类原来以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大，自身也就越文明越幸福。但是，今天的现状却并不完全是如此，甚至连自身的生存环境都成了问题。由上可见，什么叫“误用”（盲目性）呢？恰恰就是只考虑“功利”的方面，没有考虑到超“功利”的理想的要求。
　　要发展文明，难免就会发生一系列负效应，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便退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去，这是人类所面临的特有的矛盾。要前进，就要善于处理上述辩证矛盾。即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而且是一种形而上学动物。在我看来，这便是哲学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市场经济中的哲学问题，商品经济中的哲学问题，固然也可以研究，不过，决不要以为哲学发展的根本出路即在于此。
　　人们不妨想一想，由培根、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等人，他们的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哲学主要阐发并研究的是些什么问题呢？难道是当时商品经济中的哲学问题吗？尽管其中有的哲学家对商品经济是很有研究的，可是，他们的哲学主要探讨的却是更深层次上的问题，即时代精神的问题。时代精神似乎很抽象，它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对时代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抽象的一般性的概括，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所谓时代精神无非就是各历史阶段上，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致性的问题。通俗一点说，即特定历史阶段上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理想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说：“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资本论》第1卷第428页）这也就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根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大课题。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眼前利益和长远理想的结合点。显然，他们并没有想赶时髦凑热闹。笛卡儿在谈到他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说，他为此“决心离开一切可能有熟人的地方”，找一个生活上安静而又便利的地方，使自己“可以孤独地生活着，就像隐居在遥远的沙漠中一样”。后来康德和黑格尔的十分思辨的哲学，想要解决的也是他的时代非常现实的时代精神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为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当我们剥去其唯心主义的“外壳”时，所显现出的辩证法精神，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指出了一条道路。
　　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辩证矛盾，自人由自然中分化出来的那一天起便存在着了，为什么仅仅是今天的现实问题呢？是的，这个矛盾早就存在。例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就尖锐地指出过。但是没有引起同时代人广泛的共鸣。因为，这个矛盾有一个由潜在到展开的过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辩证矛盾还很不明显、很不尖锐。也就是说，这一矛盾还只是潜在地在起作用。人类当务之急要解决的还不是这个矛盾，而是如何来加强人的自主性，以便使之能从“天”（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当欧洲由封建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经济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时，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着名的口号，便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以它对当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终究是片面的。因为这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归结为认知关系，即仅仅归结为服从自然、命令自然和对自然的索取。这刚好也符合资产阶级贪欲的本性，于是就导致了人类文明今天所面临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把原来潜在的或不明显的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只有在这种充分而尖锐地暴露出来的前提下，人们才会认识到，这个所谓人与自然的辩证矛盾，不仅仅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不仅仅是认识问题，同时也是价值（善与美）问题。所以，如果十七八世纪的时代精神可以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应为真善美的统一。这才是这个时代哲学的主题。
　　总之，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作用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就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实质说，它们都是自己时代的反映，是受制于自己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但就它们的理论表现形式说，似乎又仅仅是前一个时代理论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也就是说，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内在的相对独立的规律性，所以它们才会成为一门门独立的学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的相对独立性便更明显更强烈。这种相对独立的规律，我以为便集中体现在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中。所以，不了解以往哲学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便不能侈谈哲学的发展。
　　当然关于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出发，而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所以，不要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状的研究对立起来。现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在此就是现状。近几年有过所谓“传统”热，不少人以为“传统”仅仅是过去的东西。实际上，“传统”就是被我们投入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真正“过去了”的东西是不会有人去关心的。一旦当我们去关心它时，它便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对哲学史要了解得宽泛一些，不仅仅是指一个或几个世纪以前的哲学，应包括当代各种有广泛影响的哲学思潮。
　　从这个侧面说，我认为目前哲学的发展状况比以往几十年都好。有了比较自由的研究气氛；大家都放宽了视野，认真地在钻研各种哲学文献等等。近些年出了一批有为的青年学者便是明证。当然，现在从事哲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仍有困难，各方面还不很理解，这应呼吁，应改善。上面所说，是在于强调哲学的发展，不要求表面上的热热闹闹，而是要有一批安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有志之士，在比较自由比较活跃的氛围中去刻苦钻研、勇敢探索。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求是京37-40B1哲学原理朱德生19951995 作者：求是京37-40B1哲学原理朱德生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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