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1-0108-06
　　全面认识鲁迅
　　在文化史上，鲁迅既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在当代中国文化界的每次思想交锋中，鲁迅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因此，全面认识鲁迅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把握鲁迅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正确引导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走向的。
　　全面认识鲁迅不是哪个时代哪个时期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鲁迅的历史过程中，鲁迅作品的有些显现内容，人们可以很快认识，也较为容易获得共识。而有些隐含的内容，却是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实践的发展和生活体验的深入逐步感悟和认识的。人们在这方面就比较难以取得共识。而人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时期对鲁迅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和阶级甚至个人的局限。也就是说，人们对鲁迅的认识都要打上历史和阶级甚至个人的烙印。鲁迅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也构成了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中，人们吸收和弘扬鲁迅精神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603而“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1]605为了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人们有时不但突出鲁迅的一些方面，而且还发现一些过去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这种认识只要不是“硬塞”给鲁迅的，就不能被彻底否定。也就是说，人们对鲁迅的认识是随历史的前进而发展、深化和丰富的。但凡经过实践检验的与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只能进一步深化、完善和丰富，而不是被推翻。
　　有人以“鲁迅究竟是谁”为题，认为真实的鲁迅形象被“意识形态化”掩盖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因此他要求“还原历史中的鲁迅”。并认为，“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2]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鲁迅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绝不是完全对立的，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具有实用价值。而任何时代都要从实用价值上挖掘和弘扬鲁迅的一些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实，有人对鲁迅精神所进行的新概括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塑造，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鲁迅“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他在这个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认为“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独立思考是鲁迅精神的骨髓，拿来主义是鲁迅精神的眼睛，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足。这样，鲁迅精神的实质就被概括为鲁迅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对自己的生命负有完整的责任。“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让父母来包办，也不应该由某个外在的绝对权威来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显然，这不但没有正确把握鲁迅精神，而且与鲁迅思想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
　　的确，鲁迅十分痛心中国人的精神麻木，并对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麻木进行了自觉而深入的揭示和批判。但是，随着这种揭示和批判的逐步深入，鲁迅不但正确地区分了两种中国传统文化和两种中国人，而且深入挖掘和有力肯定了中国的脊梁。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甚至经过了一个转折过程。瞿秋白曾经十分精辟地概括过鲁迅的这个转折过程，即“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3]19其实，在这个转折过程中，鲁迅还有两大变化：一是从绝望到希望，一是从消极反抗到积极抗争。
　　首先，鲁迅从绝望到希望。鲁迅经过了一个漠视群众力量的绝望阶段，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凡是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4]417为了驱除这种寂寞，鲁迅先是想方设法地逃避，后是被迫地投入战斗。鲁迅的这种绝望不但是对自己的失望，而且是对群众的绝望。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认为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着装，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提出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4]163后来，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终于战胜了绝望。鲁迅走出绝望阶段，首先是看到并肯定了他人的希望：“我虽然自有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4]419。其次，鲁迅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5]359最后，鲁迅在深入感受群众力量的过程中彻底地战胜了绝望。在短篇小说《故乡》中，鲁迅希望水生和宏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认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4851926年，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若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5]377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两种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且区分了两种中国人。鲁迅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在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中国脊梁的光辉的同时，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6]118
　　其次，鲁迅从消极反抗转向积极抗争。变革，的确离不开一个一个个体的抗争。但是，这些个体的抗争如果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就不能真正有力地彻底地荡涤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污泥浊水。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7]191鲁迅就是这样严格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走出了自我封闭，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找到了斗争的盟军或同道，把个体的反抗和群体的斗争结合起来，从消极反抗转向积极抗争，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即使是鲁迅的文化批判，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和个人的，而是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
　　从鲁迅的这两大变化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仅追求个体自由，而且追求民族解放。这两者在鲁迅身上是高度统一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鲁迅的方向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鲁迅的前进道路，即“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可是，当前有人不是完整地把握鲁迅的这个发展过程并且肯定鲁迅的这个前进方向，而是片面地截取这个发展过程的某些部分进行放大，并以此否定鲁迅思想的发展方向。
　　李慎之在2001年《书屋》第5期上以“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为题反对“尊‘五四’，尤尊鲁迅”，认为“大而言之，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他自称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人’，主张‘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胡适则除了在‘五四’运动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李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起步。他认为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能不是迂远的，然而也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毕竟这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李慎之这就是要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鲁迅的方向扭转到胡适的方向上去，恐怕是做不到的。李慎之认为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极不准确，反对抽象的“破”也是盲目的。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一文中提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既有“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破”，也有“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立”。其实，“破”有两种情况。鲁迅在反对“修补老例”中，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破坏”。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鲁迅认为：“无破坏即无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这两种破坏都是没有新建设。这是鲁迅坚决反对的。鲁迅在反对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时肯定了一种破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破”有两种，“立”也有两种，一是“修补老例”，僵尸复活；一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进步，即精神寻根。鲁迅在大力肯定后一种“立”时，坚决地批判了前一种“立”。因为前一种“立”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瞿秋白所说的“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地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3]11-12鲁迅批判，确切地说，鲁迅的文化批判，主要是对继续维护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等级制度和文化的不妥协的批判。鲁迅不但批判了维护这种封建主义等级秩序的腐朽文化，而且批判了维护它的流氓文人。因此，抽象的“破”或者“立”既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价值高下之别。如果说李慎之认为鲁迅不是自由主义分子而极力贬抑鲁迅，那么，有人为了肯定鲁迅，竟把鲁迅塑造为自由主义分子。可以说，他们对自由主义都是情有独钟的。
　　有人以“鲁迅究竟是谁”为题认为“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他首先引用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一段话，即“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然后认为“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可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绝没有说过“只有当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显然，这是后人随意附加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出发挖掘鲁迅思想的潜在内容，但却不能把不是鲁迅的内容附加在鲁迅身上。有人为了塑造鲁迅自由主义分子形象，竟然在引用鲁迅《呐喊·自序》时添加了一段自己的话。这种对真实鲁迅的还原不但接近不了真实鲁迅，反而更加远离真实鲁迅。
　　其实，鲁迅“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绝不仅仅是维护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鲁迅的呐喊不是自我发泄和自我满足，而是“喊几声助助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的独立思考也是建立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1922年，鲁迅就明确地指出：“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4]419十年后，鲁迅在1932年以“《自选集》自序”为题认为《呐喊》是“遵命文学”，强调“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7]456可见，鲁迅绝不只是关注个体的生存价值。
　　鲁迅虽然强烈反对各种各样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但是，他绝不抽象地反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在1932年，鲁迅以“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为题指出，文学“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但是，鲁迅绝不反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在1933年，鲁迅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为题明确地指出，“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还明确地指出：“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7]512,511这就是说，鲁迅还是相当重视文学的积极社会作用的。
　　因此，鲁迅绝不是有些人想塑造的自由主义分子。
　　鲁迅的当代价值
　　在与时俱进中，在历史分化中，为什么鲁迅能够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呢？或者说，为什么鲁迅能够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而当前中国不少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公仆反而蜕化变质和精神背叛了呢？我们在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历史分化时发现，当前中国有些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公仆之所以蜕化变质，是因为他们以自己为中心；而鲁迅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是因为他始终以民众为主体。
　　在1/4世纪的战斗中，鲁迅经历了革命队伍的多次历史分化。瞿秋白在把握鲁迅的思想发展时指出：“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地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3]14这些对抗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的历史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而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学运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够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鲁迅是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他在积极参加这种革命文学运动的时候，时时不忘清洗和批判自己身上的尘垢。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3]146这种时时不忘对自己身上的尘垢的清洗和批判使鲁迅彻底地避免了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只是关注自我的生存价值。
　　瞿秋白正确地把握鲁迅的这种文化批判。他说：“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3]12-13可是，当前有人企图把鲁迅这种文化批判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这是徒劳的。这就是黑格尔所深刻地批判的实用主义写历史的办法。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深刻地指出：“近代特别有所谓‘实用主义’写历史的办法，即由于错误地把内心和外表分离开，于论述伟大历史人物时常常陷于罪过，即由于抹煞了并歪曲了对于他们的真实认识。不满意于朴素地叙述世界史英雄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藏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深刻。”[8]293黑格尔深刻地指出：“为了反对这种学究式的小聪明，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如果历史上的英雄仅凭一些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支配行为，那么他们将不会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重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8]294
　　鲁迅不断革命，始终没有堕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一员，这是因为鲁迅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鲁迅的与时俱进是与目标一致辩证统一的。与时俱进如果不是目标一致，就会成为鲁迅所批判的流氓。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指出：“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3]223
　　瞿秋白在他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中高度概括了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界的两次历史分化。瞿秋白说：“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啊！”[3]3-4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地完成了第一次“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地划分为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地准备着第二次“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另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种历史分化的结果，就是鲁迅从皇帝的奴隶衍变成为奴隶的奴隶。鲁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3]64-65
　　鲁迅从皇帝的奴隶到奴隶的奴隶这个问题的感受和发现，和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阶级在革命成功前后的变化、恩格斯论国家政权的历史衍变，达到了惊人的相似。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9]334-335国家政权的这种衍变与革命阶级在革命成功前后的变化是一致的。革命阶级和统治阶级即使是同一阶级，但在本质上也是不相同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作为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10]53-54看来，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种衍变可能随时发生。而这种历史衍变很容易滋生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为了防止这种历史的衍变，就需要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
　　在这种历史的衍变中，鲁迅既没有堕落，也没有跻身这个蜕化变质了的特殊阶级，而是继续战斗，对各种掩盖这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个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5]277,359鲁迅对现在的青年提出了使命，要求“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虽然鲁迅“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但是，他对“这文明”的批判却没有改变。
　　随着斗争对象的不断改变，鲁迅更加清醒了。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指出：“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227虽然斗争的对象发生变化，但实质没有根本改变。鲁迅没有为这些走马灯式的变换所迷惑。这与鲁迅对邪恶势力的认识清醒和斗争彻底密切相关。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认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绝不追求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是要求彻底铲除奴隶时代。“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确‘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4]212-213
　　而能否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就看我们是否以民众为主体。鲁迅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在指出中国老调子还未唱完的原因时说：“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11]359,308-309而鲁迅在历史分化中与时俱进，始终是以民众为主体的。
　　因此，鲁迅在战斗中既与时俱进，又目标一致。鲁迅在“痛打落水狗”中，在反对“修补老例”中，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
　　20世纪后期，有人提出告别革命，企图否定鲁迅等无产阶级战士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而在这种告别革命的声浪中，不少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公仆纷纷蜕化变质，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其实，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势力就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部分成员由社会的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鲁迅自始至终都对这种蜕变势力进行了坚决的不懈斗争。而鲁迅遭到那些蜕变和跻身这种腐败势力的人的猛烈否定和谩骂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当前中国反对各种各样的腐败势力的持久斗争中，鲁迅这种不断革命的精神仍然需要大力弘扬。
　　收稿日期：2006-09-18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08～113,11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泽友/熊元义20072007
鲁迅/历史认识/与时俱进/自由主义
　　LuXun/historical cognition/unceasing revolution/liberalism
Facets About LuXun and His Contemporary Values　　LIU Ze-you, XIONG Yuan-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LuXun is the figure of inexhaustible cultural value. What an epoch stresses about LuXun differs from the literature history 's all-around judgments of LuXun. LuXun is absolutely not a liberal intellectual,his ever advancement and consistency in thoughts bears much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鲁迅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任何时代都是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握和肯定鲁迅的一些方面，这与文学史全面认识鲁迅是两回事。鲁迅精神的实质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追求个体自由与追求民族解放这两者的高度统一。鲁迅的与时俱进，始终以民众为主体。鲁迅这种与时俱进与目标一致相统一的思想进程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作者：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08～113,11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泽友/熊元义20072007
鲁迅/历史认识/与时俱进/自由主义
　　LuXun/historical cognition/unceasing revolution/liberalism

网载 2013-09-10 21:55:10

驗證：